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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伐清(稀松)-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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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尽量不触动广东清军，但其要来进犯，则坚决打击。”朱永兴断然说道：“吾会令水师牵制，想必钦州的清军也不太敢轻举妄动。”
几支海上武装尚未表态，岷殿下却已经如此笃定，马宝和贺九义互视一眼，虽还有些疑问，但都没说出口。
“你们率军由太原城下过，向安南郑氏展我军威，再集结于谅山待命。”朱永兴做了最后的布置，“另有两千部队也随你们同行，至谅山后，他们会继续至下龙驻防。待命的这段时间，命军士多做飱饭，备足军粮。吾派出买粮的船队近日即回，会很快转运谅山。还有从滇省运来的盐巴，各地筹措的鱼干，也会不断向谅山运送。”
“多谢殿下。”马宝和贺九义起身施礼，诚挚感谢。
马宝和贺九义知道连番征战后，目前的物资供应并不充裕。安南基地勉强能够支撑，还要靠着补种的蕃薯。要到明年才能缓过劲儿来；暹罗援助的粮食现在都沿江而上，就近支援滇西；新收复的滇西之地虽然把秋收的粮食大半保住了，但也要靠后期的补种、抢种蕃薯、蔬菜，以及土府报馈来支持。能筹措出进兵广西所需的粮草，朱永兴肯定是冥思苦想，竭尽所能了。
诸事商议已毕。朱永兴亲自把马宝和贺九义送出去，方才回屋。独自坐在桌案前，他收起那副自信沉稳的神情，摇头苦笑不已。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钱粮既是扩张的资本，也是桎棝发展的枷锁。就算把官僚机构精简到最小，用土地充军饷，但粮食呢，却一直是令朱永兴感到头痛的事情。
如果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那还好说，可战事一个接着一个，就必须维持一支数目众多的军队。给军队供应粮食，又不能象对老百姓那样，有点米，再掺着蕃薯、蔬菜，饿不着就行。
好吧，粮食不够咱花钱买。征讨安南已经打通了商路，从占城。从真腊，都能购进大批的粮食。说的容易，可钱呢，凭土司们讨好献上的金银财宝，是靠战争缴获的府库钱税，还是靠刚刚起步的海外贸易。或是安南郑氏的战争赔款？要知道，除去各种花销外，那都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赚钱，朱永兴已经谕令沙坝的军工部抽调出部分工匠成立铸钱局，设炉用铜铅铸钱。但铸出的钱要在民间流通。要取得信用，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事情，是远水不解近渴。
所以，尽管朱永兴身份尊贵，既为朱氏皇亲，又为朝廷留守，却还得为钱发愁。为此，他现在不仅借债了，还要卖爵位，他还要透支自己的名声，以及政府的信用。
“施恩德，赐民爵”是汉朝曾经实行过的政策，到了西汉时，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赐爵，即国有喜庆、大捷等，都可以赐百姓爵；另一种是鬻爵，便是逢财政困难的年度或者内外用兵筹措军费时，则募民以钱、粮食、奴隶入官府，可换取爵位。
因为获得爵位的人，可以获得封邑（高等级爵）、免除部分或全部赋税徭役、减刑、优先担任官职等。所以，人民多买爵位以逃避赋税徭役。到后来，朝廷又往往以各种理由征发有爵位的人并加以种种其他负担以代替赋税徭役。渐渐的，民爵也就无人再买，也不再为人所重。
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民爵也是如此。朱永兴认为可以给有功于国家的平民一个荣誉头衔，并且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以为彰显。但如果给予的特权太大，则又会产生负面效果，产生新的不公平。
因此，朱永兴对于加设民爵是相当慎重，而且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并与手下官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才做出决定，并制定了细致的规章。
……………。。
“……郑砚北，虽为平民，心系国家，慷慨解囊，以助中兴。特赐封民爵三品‘明义’，授三等义民勋章……”
朱永兴笑着走上前，将爵位文书授予郑砚北，亲手为其佩戴上了义民勋章，并赐民爵方巾。
民爵暂分为明义、明勤、明勇三种，每种又分九品，分别授予于国有功的商、工、兵三类百姓。得爵者可着绢绸，见官不拜，试用为吏者可优先任命，宅院、车辆可与等品官员相同，可监察官府，可直接向朝廷上书，每年有年例赏赐……嗯，听起来很是尊荣。
但实际上呢，特权是非常有限的。与西汉相比，一没有免罪减刑的规定，二没有赋税瑶役的免除。至于见官不拜，监察官府，直接上书，对于早就想废除跪拜礼，并希望利用民间力量监察官员，还能够广纳意见的朱永兴来说，则是顺势完成的事情。
明代经济繁荣，商业活动频繁，商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逐渐加强。但不管是商人自己，还是他们周围的社会，依然没有把商人放入高层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芽状态时，商人们无力与重如磐石、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也就难以建立起自信心，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
《三言二拍》中便很深刻地描写了这种现象和心理，连要从良的妓女王美都因商人不是“衣冠子弟”，而不情愿委身事之。而卖油郎秦重手里有了钱，打扮整齐去会花魁娘子时，也因为职业关系，而愧态重萌。
“草民谢殿下恩典。”郑砚北欲跪倒叩头，却被朱永兴制止。
“今日授爵颁勋，大礼可免。”朱永兴笑着示意郑砚北先行下去，他环视了一圈下面的商人，待低低的议论声消失，才朗声开口道：“古时分士农工商四民，以为国之石民也。然事易时宜，吾以为当下应列五民，士农兵商工，五民不分排列先后，皆为大明子民，皆是吾大明中兴之赤子。五民各守其位，各尽所能，则兴复华夏，驱除鞑虏，指日可待。”
第五十六章士农工兵商，短视暴敛
士农工商，这是从春秋时便延续下来的划分标准。军人虽然保卫国家，浴血拼杀，却被贱视，连排名最末的商人也不如。朱永兴虽然提高了军人的待遇，但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却是从今天的授爵正式开始。
“……士者，立德于心，建功于世，宣德功于言，泽被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岂有不赖将士奋勇拼杀，浴血争战？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此巧工之能也；商者——”
朱永兴故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
下面的人群中不少都躬身拱手，表示对朱永兴尊重、同情商人的感激之情。
朱永兴淡淡一笑，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发家致富亦是人之所愿。”他的脸色一肃，沉声道：“只要尊规守法，取之有道，又何必心怀惴惴，自卑自鄙？然，吾闻商业无国别，商人有国籍。同为商者，却有忠心爱国之商人，贪婪无耻、丧心卖国之商人两类。”
大厅内立时沉寂下来，参加此次授爵的大部分是商人，有滇省的，也有庯宪来的，还有暹罗、真腊、广南的华商。无他，一是前来观摩摸底，二是想在海防新建的华商会馆中分一杯羹，不必再在庯宪仰安南郑氏鼻息，受安南人敲诈。此时见朱永兴神情严厉起来，不少人都心怀忐忑。
“皇商八大家，嘿嘿。好大的彩头。”朱永兴几声冷笑，鄙夷地说道：“若由吾来看，两个字可评价这八大家——汉奸，三个字——卖国贼，四个字——唯利是图，五个字——贪鄙且无耻。六个字——要钱不要祖宗。”
“奸商，既奸诈无德，又是汉奸卖国贼。这些奸商与鞑虏勾结，出卖情报，出卖军火，把民族英雄们的浴血奋战和无畏牺牲，换来自家白花花的沾满血腥的银子。丧心病狂至此，非千刀万剐、满族操斩，难消吾大明忠臣义士之大恨。难报吾大明被屠戮之万千民众之深仇。”朱永兴已经声色俱厉，这么长时间以来慢慢已经在身上培养起一种威势，再加上久历战阵的一股杀气，立时使大厅内鸦雀无声，很多人已经脸上变色。
朱永兴慢慢做着深呼吸，重新调整着情绪。媚事权贵，勾结政府要员，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商人面对封建主义的重压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他既要得到商人的帮助，又要敲打他们。
“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伸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朱永兴的语气变得和缓。目光也变得柔和，慢慢露出了笑意，说道：“古有爱国商人弦高，今亦有无数商者情系国家，令吾欣慰之至。”说着。他伸手向下一指，笑道：“暹罗华商陈班超，身居海外，心忧华夏，可为今之弦高。陈老板，请上前来受爵。”
华人最早移民暹罗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至少在1165年，就有中国商人到今日泰国境内，或贸易，或流寓，成为最早的华侨。泰国华人社会的雏形应形成于大城王朝时代（公元1349年～1767年）左右。据史料所载“在暹罗有许多华人居留，他们在国内不管什么地方都享有自由交易的权力，并为国王所敬重；有不少人地位崇高担任重要官职；亦有不少华人成为最有能力的代理商、商贾及船户。国王派在海外的代办官员，仓库员及会计员，多是华人。”
暹罗华商通常定居五年以上，便约有一半与当地妇女结婚。在当地获得成功后，第一代华商无论是否回国，一般都由其后裔继续经营事业。暹罗国王又通过封官晋爵和经商特权吸引华商同化于泰国社会，华商与泰人通婚，自然地同化于泰国经济和泰国社会。通婚保证了华商资本的泰国民族资本性质，而华商资本成为泰国的民族资本，这在东南亚也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位陈班超是暹罗米商，热爱母国是其中一个因素，作为通事随暹罗使团出访安南，又使他颇受震动。朱永兴迫使安南郑氏割地赔款，并打通了出海口，建立起海外商贸的渠道，也使陈班超意识到日后明军的发展潜力，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商人的逐利，使他们通常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并有投资赌博的本性。陈班超不仅要继续经营米业，还看中了滇省的茶业，便与郑家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商讨。明军在滇西大反攻中获胜之后，陈班超的这种心理更加强烈。在庯宪闻听朱永兴派人购买粮食后，便由暹罗运来三十船稻米，并愿赊给明军，只想求得部分滇省茶叶的分销权。
凡事都要抓典型，要忽悠众人，先推出一个榜样，无疑是个好办法。陈班超的要求得到了朱永兴的首肯，并且授爵颁勋，给其尊荣。一个体面的爵位，换来的是三十船稻米的捐输，以及之后长远的合作。
作为滇省今后商贸的拳头产品——茶叶，目前的产量并不是很高，而要想扩大种植规模，就必须解决种植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矛盾，必须有从外面运来的粮食作补贴。在湄公河三角洲开发并成为抗清的粮食基地之前，从外购粮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陈班超满脸激动，上前领受爵位文书，并由朱永兴亲手佩戴勋章、方巾，成为了第一个得到民爵之位的海外华侨。
商人获民爵的只此二人，军工部则有两人因为创新发明、工作勤奋而获得八品民爵“明工”，退伍军人中亦有两人因为勤谨、忠忱获九品民爵“明勤”，士人与农民暂缺。
朱永兴在搞平衡，也希望日后能借助这些民爵与儒生士绅相对抗。所以，民爵由各行各业充斥其中。而并非是由儒林中人独大。
不重商，亦不抑商，只要商人奉公守法，赚钱也取之有道，可以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扶植工民这个阶层，使已经出现的孱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壮大。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进行过渡、转变；农耕亦要引导、提倡，毕竟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工业化亦要保持一定的比率，要适应国情进行发展。
当然，朱永兴赐封民爵也是相当审慎的，以免滥封而使其价值降低。同样，对于那些家眷在清廷统治区的商人，他也暂时将其排除在授爵之外。无他，希望借民爵之名使商人转移财富。来到自己的治下贡献力量罢了。
授爵颁勋完毕，朱永兴又讲了些鼓励、赞赏的话，便离开了会场。剩下的便是商人们自己商议在海防开设商馆，并成立商团的事情了。政府对此干预降到最低，只管收税、监督、查账、调解，并依法律惩治不法行为。其余的商贸事宜则由商团内部成立的商会协商解决，算是给了商人们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较自由的发展。同时。商人抱成团，做生意更有实力。更有针对性，日后也可能会成为抗衡英、荷东印度公司的一股力量。
当然，商人们商议的还有接受和使用新铸钱币，认购中兴国债，以此换取在滇省以及其他明军占领区行商的特许状。或许达成的协议不会太令人满意，认购国债的数量也不会太多。但这只是个开始。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特许状会越来越值钱，中兴国债的认购数量也会越来越大。
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此。朱永兴看得很清楚，所以并不只是寄希望于人们的爱国情操，以及一些慷慨激昂的宣传口号。总要让人们看到希望，才有投资和投效的冲动，才能聚涓成流，形成越来越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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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将士用命，以饷为重。对于封建军队来说，粮饷便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谓“皇帝不差饿兵”，便是这个道理。
朱永兴尽管为钱粮发愁，倒还知道不能横征暴敛，以免失却人心，丧失长期坚持抗清的基础。而滇省的清军则不然，特别是满洲将领，视抢掠勒逼为正常之举，正把滇省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吴三桂与满洲将领战略意见不一，便只能上报朝廷，以求定夺。而清廷对一份有夸大之嫌、一份有轻敌之意的奏本感到不好定夺，特别是对请拔粮饷的要求难以办到。
此时，泉州的安南将军达素正在调拔人马，准备进攻金、厦，完成消灭元气大伤的郑成功的任务。此战关系重大，清廷已经押上了东南的全部水军力量，并且咬牙拔付了巨额的粮饷，供应满洲兵将以及浙江、广东、福建数省水师官兵之用，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饷再给西南。因此，清帝顺治先后下了两道比较模糊的旨意。
“臣三桂请进剿伪宗室，奉旨一则曰：若势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或可自筹粮饷，务必筹画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疏，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臣窃以为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巨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忍以此贻忧君父……”
“……滇省几经战乱，蹂躏至极，若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磐，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况伪宗室善蛊人心，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今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动摇，一被煽惑，遍地蜂起。若不一举荡平首脑，蓄谋观望之辈岂畏我皇威灵，岂知逆天之法难逃……”
吴三桂急于占稳自家花园，更已把朱永兴视为心腹大患。他一边以云贵总管的身份抽调贵州兵马，一边再次上奏请求清廷的支持。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滇省战乱之后的疲弊。若按朝廷所说“自筹粮饷”，很可能因为逼迫太过，而使百姓、土司生怨，再重蹈元江叛乱之覆辙。
但吴三桂却忽略了滇省满洲兵将的急迫，高估了他们的智商和眼光。既然有朝廷圣旨，满洲兵将可谓是雷厉风行。立即开始“自筹粮饷”，准备消灭滇省明军后班师回京，享福作乐。
清军初入滇省时，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云南全省，只有河阳县（澄江）上等田每亩征米八升一合，为全省最重粮额。现在，满洲将领挟圣旨四处派人横征。对农户任意加粮。
如广南府和开化府（文山）“僻处万山，界连交岗”，每亩纳米高达一斗六升三合，其税额比河阳县上等地还高出一倍！还有“地皆崎岖山谷”，耕地更少的地方，本来应免于丈量，只是象征性的收取。现在，却新增税米数千担。又收“地讲银”、“茶税银”等。
任意加粮还不算，满洲兵将又将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摊派村寨年例银，及子花、核桃、木耳等，又摊派马料。
云南少数民族各土司多有财富，自然也难逃勒索。满洲将领勒令各土官献金银，名曰“助饷”。而金银不按重量计算，却以当地用的“皮盔”为计量器。“土酋”的财富就是用这皮盔逐一计算。被逼交官府，“苦不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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