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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廷内部对这样合作的顾虑不是没有，养虎为患。这或许是相当贴切的形容。等到鞑虏灭了，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东虏集团，会不会又是一场动乱的战争？

对此，朱永兴有自己的看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察哈尔部尽管会变得强大，但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与鞑虏相比，他可能会构成威胁，但程度却是日益强大的明国所可以承受的。标准化。制度化，加上强悍的火力，明军将足以碾压一切对手，横扫一切历史名将。

而这就是朱永兴真正的本钱，真正的倚仗，他不怕蒙古诸部，更不怕布尔尼。

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这虽然也有特例，但几率还是比较小的。游牧民族有着先天的不足。只要明国不出现问题，时代和科技又在发生着对农耕民族有利的变化，朱永兴不认为草原上会出现类似成吉思汗那样的统一英雄，也不认为察哈尔部的布尔尼有那样卓越的能力和智慧。

当然，明廷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援布尔尼，各处边市的设立。也是拉拢、控制其他蒙古部落，对察哈尔部形成一种牵制和羁绊的力量。

蒙古部落众多，看起来所占地域极广，势力极大，但其始终不能统一。这是致命的弱点，使其再难重复成吉思汗时的荣光。

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舒服。虽然养着牛羊，也不代表他们可以经常吃到肉。

事实上，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艰苦，整天就是放牧、挤奶、制酪、剪毛、鞣皮、制毡，还要收集畜粪作为燃料，到了秋季，还要割牧草储备过冬。

除此外，还要狩猎、采集，甚至从事农作等，忙忙碌碌，却也只是吃饱肚子。由于生产的单一，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很差，一旦遇黑灾与白灾，饥荒便不可避免。

因此，他们经常要用牛羊皮毡等，向中原百姓，交换物品，粮食是其中之一，如布匹、茶叶、盐巴、铁锅等生活物资，也是他们缺不了的。

…………。

一眼望不到边的车辆逶迤而行，车上除了粮食外，还有茶叶、棉花、丝绸、烟草、蔗糖、铁钉铁锅、瓷碗瓷盘等各色商品。又有许多本地的农户，用车运着菜蔬等物赶来市易。

“这塞外东虏是什么都缺吧，嗯，除了牛羊马匹。”一个军官站在城头，低声嘟囔着，却让旁边的晋王李定国都听到了。

虽不是全中，可也差不多。对此，李定国也有同感。一月两次的大市易，在兰州城外，由明军完全控制。当然，明军只是维持治安，震慑宵小。要知道，没有武力的保障，游牧民族还是认为用抢来得比较合算。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但明军并不抢掠，明商也不算欺诈，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能够保证，便有越来越多的蒙古人通过边境的盘查，领到了市易许可证，赶着牛羊前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交易量在不断攀升，大量的牛马牲畜流入大明，既给兰州军区提供了战马资源，使骑兵不断扩充，又使内地农民能够逐渐摆脱人力耕种，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明商所赚到的利润，更有一部分直接化成了兰州军区的军费，变成了仓库里不断增加的粮食，不断增加的武器装备。

当然，兰州边市的对象是对青海的蒙古诸部，他们本来与满清便没有什么勾结，不同于漠南蒙古这样的帮凶。若是在大同、张家口等边市，限制则严格得多，想得到市易许可证相当困难。

而在政府的严厉监管下，没有哪个商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违反规定，私自与蒙古诸部交易。皇商八大家等奸商的下场，可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晋王李定国看着城外逐渐形成的大市场，轻轻吐出一口长气。除了市易，朝廷还有另外的政策，招募番骑，异地作战，真的可行吗？

…………。

第一百五十章变革大潮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

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汉族士大夫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也是汉族频遭野蛮民族外来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应。

但同时，历经秦、汉、晋、隋、唐、两宋、元、明各朝各代，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势所趋，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历史必然，这是改不了的事实。

所以，即便朱永兴很欣赏“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视“强汉”为汉朝（国家），而非其他。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朱永兴认为必须保持和尊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自豪感，但狭隘的民族观却是阻碍国家强盛并容易形成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不光是汉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不以血统和族类来区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认同来判断你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

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的确有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但从古到今，哪个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当然是错误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必然造成优越感。汉族人在几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边民族对汉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动溶入汉族，更多民族向汉民族学习。

况且，汉族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造成对与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阂，相反，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很开放的观念，对于真正以夷入夏者无不认同。而对于本族中嗜杀成性者同样贬斥。

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坦承地认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属中华民族，勇敢地接纳愿意接受先进理念、沐浴中华文明的他族民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国家。便是朱永兴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骑，不过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众多举措之一，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信心进一步加强的外部显示。

虽然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断然实施“改土归流”，但一些缓和的政策却悄然实施，比如土官的继承人必须在书院就读，比如在土府、州、县设立学校，比如在周边实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当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则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也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准备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处于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从湄河两省，现在又集中于婆罗洲。这是一种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国内社会秩序的手段。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将在各省陆续施行的《民用枪枝合法化》，使这项政策对社会秩序的副面作用降至最低。

变化，到处都在变化，每个人都在适应，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拿坐镇西北的晋王李定国来说，他位列亲王，且是世袭罔替，身份尊贵如此，却也要在朝廷不断调整的政治、军事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书是不会再设了，取而代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将是军事委员会，有陆军总长、次长，海军总长、次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组成。李定国若入中枢，陆军总长是十拿九稳；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则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尽管与皇帝依然有书信来往，朱永兴的口气也亲切尊重，但李定国在这件大事上却不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只是陈述，如何安排，悉听朝廷旨意。

远远望着城下单独招募番骑、胡人的所在，围着人不少，似乎报名的却寥寥。李定国轻轻摇了摇头，家眷皆在塞外，部落头领对牧民的人身束缚又很严密，皇上的想法虽好，却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骑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马匹的也行啊！

……………

第一百五十一章鼎革，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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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即“布新猷，除旧政”，或者叫作“变法乱常”。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

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化解新出现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就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手段。

这也是古人所说的要善于以“小变”求“不变”。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找到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稳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由朱永兴发起的这场改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相比，有相同之处，更多的却是不同。

当然，这场改革也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首先，最高决策者朱永兴是坚定不移的，不必太担心因人废事，中央权威不可动摇；其次是经历过大战乱的国家。虽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势力不张，难以形成由官场到民间的巨大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改革的受益者众多，工、农、商、兵几乎都得到了好处。

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官吏。以及按照传统思路和方法要入仕为官的读书人。不过，限制和打击的是官吏的**和不法，实心任事的却会被委以重任，仕途光明；而书院入官制，比科举取士的数额和范围更大，对于能适应时势，及时更换思路和方法的读书人是个更好的入仕机会。

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威慑下，朱永兴的改革阻力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一蹴而就。毕竟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是个长久的过程。但朱永兴对此有信心，一代，两代，甚至是三代，他还年轻，他还有时间。

而作为尚处于封建社会的皇帝，朱永兴的一举一动都将被人关注，被人揣摩。被人寻找着取悦的机会。对此，朱永兴倒也有些乐见其成。只有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

就在辽东大胜的消息传来之际，由皇家出资建立的第一家公立图书馆在北京正式对外开放，而地址就是紫禁城的内廷西六宫。

在朱永兴的坚持下，紫禁城被划成了三部分，并筑墙隔离。以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为主的外朝是举行大朝会的地方。举凡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各种礼仪，都将在外朝举行。而内廷的西半部是皇家图书馆和两座御花园，对公众开放；东半部则将建立起一所小学校，不仅是皇家和官吏的子女，普通平民也将获准报名审核。

有房子不用。那是浪费。在朱永兴看来，皇家威仪不是什么深宫高墙所能营造的，臣民的爱戴也不是什么排场能够得来的。这是指那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叩头跪拜、山呼万岁。

而图书馆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信息传递社会中，更加重要。不仅是保存文化遗产，开发智力资源，还能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当然，朱永兴希望图书馆能真正走入平民百姓当中，担负起了对民众的科学知识文化教育的任务，并使民众有较多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

还是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皇家都出资建设了，还将在以后把命名权授让给其他出资建设图书馆、学校、抚幼院、赡老院的个人或团体。这就不仅是让皇上高兴、朝廷嘉奖的事情了，这更是让自己能留名于史的千载良机啊！

……………。

人流涌动，一眼望不到头，维持秩序的禁卫军个个满头大汗，直到朱永兴传旨，今日人满，停止入园。何时再行开放，另行通知。

“父皇。”嘉儿扯着朱永兴的衣袖，娇声道：“你看那些人，哪里象是来图书馆看书学习的，都是来观瞻皇家园林建筑，游玩儿似的。”

“人人都有好奇心，这也无可厚非。”朱永兴苦笑着轻轻摇头，想了想，说道：“这样好了，图书馆呢，暂时先办证入内，以能写自己名字为限，每周开放五天，其余两天呢，便开放游览。等到看也看了，兴头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