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话说得假了。”朱永兴笑着指了一圈，调侃道：“所占不过一县，亦不甘心交与朝廷，太小家子气啦！”

“殿下教训得是。”马翔云笑道：“殿下志在天下，我等眼皮子确是浅了。”

“追根究底，还是你们对孤王不了解。”朱永兴举起杯，转了一圈示意，轻抿了一小口，说道：“有些话呢不好说，但要不说明白了，这心结终是难解。‘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是杨嗣昌说的吧？狗屁，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明末负责镇压张献忠的杨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头便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诗在明廷的士人中还颇受好评，觉得说的很对。农民没粮吃，便要在家安静地饿死，怎么能乱跑给政府添麻烦呢？还敢抗粮、抗税，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实在是死有余辜。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第二百五十八章坦诚相待

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

在朱永兴个人看来，在品评这些逝去的古人时，应该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起码，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饥民之中。也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饿死的。

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

但崇祯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拿出政策，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与其说崇祯是有魄力，倒不如说是魄力用错了地方。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绅无所动，偏要为难那些受灾的老百姓。要说富豪士绅能量大，可还能抗过刀把子？加税征粮，不服就抄家，损有余而补不足，应该不比动用大军前去镇压民乱代价大吧？

其实，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

而“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也是崇祯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当然，明亡不能归罪于崇祯一人，但作为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出现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状况，他难道没有责任？为了平辽，屡次加征，要饿死数百万人，却还无法阻止鞑虏五掠中原，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皇帝，身死社稷，算是一个悲剧英雄。但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皇帝。就象一个好皇帝未必是好人，一个好人未必是好皇帝一样。客观完整的评价一个人，既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看到他的缺点。

南明尚有中兴之机，大明到了崇祯手中，固然是一个烂摊子，但形势还能坏过大半国土被占的永历年间？人们对崇祯寄予无限的同情，就如同对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的死一样。

“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军民无不悲悼”，“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天地昏黄，士民相走，哭于道者不绝”……

其实呢，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永历也不是一个能在乱世中挑起重担的英武皇帝。虽然他个人的一些品行。与崇祯一样，颇为人们所称道。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光有优秀的品德是远远不够的。而好心办坏事。与坏心办坏事，在结果上也没有什么不同。

朱永兴娓娓而谈，当然不是上面所说的全部内容，但中心思想是明确的。如同崇祯和永历所下的“罪己诏”类似，朱永兴并不讳言明末政府的失职失责和失误，但也没有大肆夸奖“闯王”干得好，干得漂亮。

夔东诸人都在用心地听着。“闯贼”这个记号烙在身上，“甲申之乱”逼死崇祯，是他们始终怀有疑虑。始终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朱永兴却自始至终没有用过这样敏感的字眼，而痛陈明末弊政的话语，又似乎在为他们造反而进行开脱。戒备、紧张的神情慢慢舒缓，朱永兴这样坦诚己见。让他们多少感到了岷殿下与以往朝廷官员和永历皇帝态度的不同。

“……自孤出缅入滇。便决心将以往的历史翻过去一页，团结依然矢志抗清的志士仁人，驱除鞑虏，兴复华夏。”朱永兴伸手挨个指过去，“待中兴大业完成，你们都是功臣，功臣自有功臣的结局。”

停顿了一下，朱永兴继续说道：“你们都有一个底线。那便是绝不会向鞑虏投降，正因如此。你们会始终忠心朝廷。这一点，以前的朝廷官员不明白，圣上也不明白，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来阻止你们背叛。但孤知道你们的坚持，知道你们的底线，知道你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你们呢，你们觉得孤可以信任吗？愿意做兴复华夏的功臣吗？愿意随孤王打出一个新天地吗？”

临国公李来亨率先站起，目光所及，其他人也起身而立，然后随着李来亨拜倒在地。

“殿下英明神武，仁厚素著，今日之肺腑之言，末将等感激涕零。”李来亨代表众人慷慨表态，“末将等愿肝脑涂地，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

“末将愿追随殿下，做忠心耿耿的功臣。”

“末将愿唯殿下马首是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

“起来，快起来。”朱永兴起身一一相扶，命众人重新落座，他重新举起了酒杯，“来，共饮此杯，以往的恩怨、纠葛尽可弃之，要向前看。至于史书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兴许要争论几百年呢！嗯，孤不学宋太祖，也不学高皇帝，孤要学光武皇帝，这不是杯酒释兵权，而是杯酒释前嫌。来，干了。”

……………

当朱永兴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是大黑了，屋内灯烛未熄，段琬儿正守在身旁。

“殿下醒了。”段琬儿轻唤了一声，赶紧命人去端醒酒汤，一边帮朱永兴揉着额头，一边嘴里还轻声埋怨道：“怎喝了那么多酒？王妃临行前交代叮嘱，要殿下注意身体，若是知道了此事，定要责罚属下。”

“嗯，你不说，她哪能知道？”朱永兴将头偏了偏，枕在段琬儿的腿上，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我也是头一回喝多，今日这场合，不开怀畅饮，怎能显出坦诚？没办法呀！”

“酒大伤身，殿下要记得下不为例哦！”段琬儿接过侍女端来的醒酒汤，小心地喂朱永兴喝了，然后摆摆手，挥退了侍女。

“哦，今日见到兄弟了？”朱永兴脑袋清醒了一些，便随口询问。

“见到了。”段琬儿喜忧参半，犹豫了一下，问道：“殿下，在长沙城，缙绅送了几个侍女，您要属下发放安置，属下可以留一两个吗？”

“没有外人在场，就别把属下挂在嘴边了。”朱永兴抓着小香手，在鼻边嗅着，疑惑地问道：“你留下她们作什么？是人手不够吗？她们的年龄，可并不适合在府里做侍女。”

“不是让她们做侍女。”段琬儿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我那兄弟也老大不小了，身边也没个照顾的。那几个女孩，我看其中颇有知书答礼、模样周正的，便想——”

“军旅之中怕是不方便吧？”朱永兴明白了段琬儿的意思，沉吟了一下，说道：“嗯。你既然有这个意思，便问问兄弟，他若同意。便娶亲成家。虽是聚少离多，可有了家室，他的心也能定下来。待方便时，我给他调个地方当守备军，也就不用你整天担惊受怕了。”

“多谢殿下。”段琬儿喜色满脸，低头亲了朱永兴一口，笑道：“他必是愿意的。我是她姐呀！”

朱永兴嘿嘿一笑，也不想说让段琬儿扫兴的话，只是这醒酒汤喝下。一时倒没有困意，便搂过段琬儿，两人随意地闲聊起来。

夜阴一刻一刻地深了起来，月亮也渐渐地放出了光芒。难以入睡的又何止朱永兴。夔东诸人正坐在一起。简单的几个小菜，轻酌慢饮，似聊天，又似商量。

“光武皇帝这人好吗？”塔天宝挠着头发，疑惑地问道：“好象没有唐太宗、宋太祖和高皇帝出名啊？”

“你呀，以后多看看书。”王光兴白了塔天宝一眼，解释道：“光武帝刘秀乃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光武帝宽博容纳。计虑如神，推崇气节。且不说文治武功，便是善待功臣，岂非我辈所盼？”

“殿下如此说，亦是宽我等之心。”李来亨慨叹道：“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更贤于高祖远矣。殿下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实是我等之幸。”

“那缅甸的圣上呢？”党守素对永历并无感情，反倒遭受到排挤和歧视，但对于是谁当皇帝这个问题，现在却是异常重视，“咱们愿作殿下的功臣，可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