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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北军-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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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报》：东北会战让日本军队遭受到近代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意大利《罗马报》：清帝国破碎后的中国正在悄悄崛起
英国《泰晤士报》：中国东北军——远东新升起的一颗军事新星
法国《法兰西报》：中国东北军和日本，谁才是东亚真正的霸主？
苏联《真理报》：中国东北军取得了保卫家园的巨大胜利
德国战地记者Wolfgang·Markus在他后来的回忆录《远东第一声炮火—辽阳会战》中是这样描述他于1935年底在辽阳的经历的：
10月底东北军和日本军队的战争快要打响的时候，我们在沈阳的各国记者包括来自中国国内南方的记者都突然被沈阳的东北军宪兵部队给限制了自由。我们被软禁在了沈阳新闻发布中心的招待所，这里大概有300多名来自欧洲美国和南美洲等国的记者、新闻摄影师等等。后来我们才知道不仅沈阳，东北的其他地方像北平、天津、长春、哈尔滨等等地方的外籍人士也都被东北宪兵部队给控制起来了。据称这一措施源于张少帅的直接命令，是为了防止我们中有同情日本或者被收买的人向日本人提供东北军的情报。尽管我们对此表示严重抗议但是我们仍然被监视起来，客观地讲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上还是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几名日本记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荷枪实弹的东北军宪兵很不客气地羁押囚禁到了其他地方，估计其他地方的日本记者也是这种待遇，具体接下来他们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2月1日上午，就在我们越来越迫切思念家人并且担忧不能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几名东北军军人突然来见我们，他们脸上都挂着掩抑不住的喜色。为首的一名英气勃勃的上尉很和气地说：“各位外国朋友和国内的南方朋友，从现在开始你们恢复自由了。现在你们可以去东北的任何地方进行你们喜欢的采访了。”
我们都很意外和惊愕，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蹩脚的汉语问道：“战争结束了？”
“是的！结束了！”那名上尉背着手朗声道，“我们胜利了！”随着他充满自豪的回答，他身后的几名士兵也纷纷骄傲地挺起胸膛，向我们显示出了胜利者才有的神情和姿态。
随后我们见到了一名更加高级的东北军军官，他的军衔是一名中校。首先他对这一个月以来对我们的人身自由限制表示歉意，为了补偿我们，当天中午我们享受到了一份丰盛的午餐。用餐的时候我们从这名杜中校这里知道此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击溃，总指挥武藤信义大将也突然死亡，现在日本军队正在二宫治重中将的带领下往旅顺口通过日本海军向朝鲜撤退，而东北军正在全力追击中。
我们都很怀疑，虽然我们这段时间也从东北政府的官方报纸上屡屡看到日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因为据我们所知日本军队不但在东方甚至在世界上都算的上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怎么会中国东北军打的这么惨败呢？杜中校觉察到我们的怀疑后，他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解释道——铁被砸烂不是因为它不够硬，而是因为它碰到了更硬的钢。
吃过午饭后，有少部分记者去联系本国驻东北的领事馆离开这片被战火洗礼的土地，但是绝大部分记者和我一样选择留下来，作为记者的我们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前往前线收集新闻素材。在杜中校的安排下，我们一行人顺利拿到了前往战事中心辽阳的火车票。
在出了沈阳新闻发布中心到大街上的时候，我们都被外面由人组成的汪洋大海给惊呆了，起码十万以上的沈阳居民在大街上欢庆胜利，到处都是飘扬的红旗和标语，各种彩色气球在天上到处飞来飞去，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喜悦两个字，人们手拉手跳舞喝酒，高呼“张学良少帅万岁”这种略显得有点热情过头的口号，鞭炮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街上人多的真像中国的一句古成语“摩肩接踵”，把我们这一队人直冲的歪歪扭扭差点失散开来。在火车站我买了一瓶饮料，当我付钱的时候那个老板看了看我黄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然后问我是哪里人。
“我来自柏林，先生。”我回答道。
他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喜笑颜开地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哦，你是德国人！德国人是我们东北人的朋友！”他推开我手中的钞票热情道，“这瓶果汁不要你的钱！今天是欢庆的日子，就算我请客！”说着他又往我手里塞了一包瓜子，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火车站内每一列准备出发的火车的车皮上也挂满了彩旗和红艳艳的标语，车上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原先辽阳的居民，现在战役结束了他们争相着要返回家乡，另外还有很多来自辽宁省北部地方的志愿者，他们志愿前往辽阳帮助军队打扫战场救治伤兵等事宜。我们由于有沈阳宪兵部队长官的批条所以特例独占了一个车厢，使得我们很舒服地去往辽阳。
从沈阳越接近辽阳，路边的景色也越来越惨淡，我们也见到了越来越多的战争的痕迹——一处处燃烧的废墟，还有被击落的飞机残骸。在路上我们还见到了一列倾覆的火车，周围围聚了很多的东北士兵和医务人员，那是一列运载东北军伤兵后撤的火车，但是在途中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而被炸翻，上面很多的伤兵都因为火车翻地而丧命。
大概一个小时的颠簸后，当到达辽阳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我的上帝，这里哪里还是什么城市！到处是焦黑的断墙，寸草不生。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一个两层以上的建筑，甚至还有一缕缕黑烟在这已经化为废墟的城市中升起，很多地方还燃着火苗。在我记忆中原先宏伟的辽阳市火车站此时也只剩下了一堵乌黑的墙壁，上面还被东北军士兵用木炭涂抹着一排排浓黑粗犷的大字：“将日寇彻底赶出去！”之类的标语。
被安排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东北军少校，他因为作战勇敢（据说他炸毁了一辆日本军队的坦克并且击毙了超过十名的日本士兵）而从上尉刚刚直接升为少校，他先自我介绍他姓“曹”。曹少校的右边半张脸宛如乌龟壳般破裂布满伤痕，右手也包扎着厚厚的绷带，他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一次激烈的街道遭遇战斗中一枚日本士兵投掷的手榴弹在他右侧爆炸开来的缘故。曹显得很疲惫，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缓步进入辽阳战场的腹地，我看见被炸弹炸的坑坑洼洼布满断裂的砖块的辽阳街道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东北军士兵，他们满脸倦色但是仍然充满精神地拖着大量的战利品——成打成打的三八式步枪、一挺挺油亮亮的“11”式轻机枪和“92”式重机枪、锋利的日本武士刀、成堆的日本罐头，还有一沓沓太阳旗等等。一辆辆满载着战利品的东北军军用卡车也艰难地在遍地碎砖上行驶着驶向集结地点。除了这些，辽阳遍地触目惊心都是双方交战阵亡士兵的尸体，粗粗估计大概有十五万士兵倒在了这座堪比欧洲战争时候“凡尔赛绞肉机”的城市内。由于天气寒冷，这些尸体才没有腐烂发臭导致瘟疫疾病产生。千奇百怪死状的双方士兵尸体交杂混合在一起，有的士兵尸体还保持着紧紧扭打抱在一起的最后战斗姿势，善后的东北军士兵和志愿者们很小心地在军犬引导下把埋藏在倒塌墙壁下的己方官兵的遗体挖掘运送走，而留下的大量日军官兵直接拖到一起集中挖个坑掩埋。在辽阳郊区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大坑，一辆辆东北军的卡车运载着一车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驶来然后像倒垃圾般倾倒进去，最后用推土机掩埋，每个大坑起码都埋葬了一千具以上的日军尸体。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有大量的日军士兵尸体都被烧的焦黑难辨，后来才知道战役的后期张学良将军下令全体东北军撤离辽阳让日本军队占领后又纵火焚城，从而烧死了大量的日本士兵。得知了这个后我才又明白为什么辽阳城北部不但全是残垣断壁而且还上面还覆盖着大量的烟尘了。
中途我又来到了当初双方交战重点的太子河，我再次被这里惨烈的景象吓的目瞪口呆，这条已经被寒冰冰封的河流的冰面上密密麻麻铺盖满了尸体，一具具都被寒风冻得僵硬；厚厚的坚冰中也冻结着战死的双方士兵，透过冰面我还能看见下面浑浊的河水里面也隐隐约约浮动着大量的死尸。大量的工人和工兵正在忙着用力凿开冰块打捞阵亡的东北军士兵遗体；除了人的尸体冰面上还有大量双方骑兵战死的死马。太子河上那座著名的云虹大桥虽然已经打扫干净，但是从上面停着的一辆辆日本坦克残骸和那一根根严重变形弯曲的桥栏钢条以及大片大片被血迹染红的桥面，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这里曾经发生的残酷战斗。这时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情况——很多阵亡日军官兵被子弹贯穿的伤口都很出乎意料地恐怖，中弹部位都是前面的伤口只是一个小孔但是后面却撕开了拳头大的伤洞，有的阵亡日军士兵的内脏都从脊背后的巨大创伤口内流了出来。通过问曹少校，我才知道，那是由于日本军队在攻进城后残酷虐杀来不及撤离的东北军伤兵，很多仇恨的东北军部队官兵就将手中步枪子弹的弹头磨平制成国际《战争法》明令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射杀日本士兵以复仇。这一切都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战争是多么的残酷。——以上段落摘自《远东第一声炮火》第14节（第275页）
“历史已经被我彻底改变了，这种改变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样的改变总会让中华民族的命运好一点了吧！”当外界一片喜庆的时候，整个东北最高领袖张学良在自己的书房内静静地对着墙壁上巨大的东亚地图默默道。（未完待续）
第九节风云再起
至1934年1月底，东北军已经取的的东北防御作战的彻底全部胜利，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被连根拔起逐出了东北。此时张学良的东北一系已经彻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蒋介石恼怒之下已经下令停止向张学良的东北军调拨每月的1000万法币的军饷，而张学良也毫不客气接收了东北的国民政府中央税务机关，驱逐了包括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南京政府在东北的所有官员，停止向关内运输燃油、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顺便还关闭了东北和国统区的所有通道。双方从1933年底便在公众媒体上整日唇枪舌剑争辩不休，一个指责对方“拥兵自重、破坏统一、不听政令”；一个怒斥对方“下令丢弃国土、何来脸面面对国人和孙中山总理之灵”，但是两方一个忙着对付中共红军，一个忙着于日军交战，从而辽阳会战期间东北军几乎没有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交战，只是与阎锡山、韩复渠所部发生了几起“摩擦误会”。辽阳会战后，张学良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
1933年11月，当东北会战打响的时候，中原大地也再度硝烟弥漫。蒋介石一边命令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所部严密监视绥远、察哈尔、平津等地的东北军动向，一面则同时调集70多个国民军精锐师共计一百多万军队并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江西南部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50万军队、200架飞机重点进攻中共苏区的心脏——瑞金。在法国和英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推进战术，在当地调集大批民工修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试图将中共苏区的红军聚歼在赣南地区。
此时刚刚于二月结束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战役的中共红军虽然其军事领导者毛泽东已经被王明等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但是仍然在周恩来、朱德等将领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下的指挥取得了最终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胜利，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3个师，俘敌一万两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并且使的自身军队发展到了33万多人。但这却是一场惨胜，此时中国共产党三大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只有湘鄂赣根据地取的了胜利，其他两处根据地由于与国民军实力悬殊以及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指挥而导致反“围剿”作战失败，从而使的中央苏区——湘鄂赣根据地日益孤立。
1933年春的时候“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却得到了全面贯彻。而此时国际上的情况更加迫切，欧洲的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希特勒于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德国军事实力在其大力推动建设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胀；东亚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与其一起在东西两端威胁苏联的安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前取得本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扩大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的阵营和力量对抗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此时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让中共内部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了轻敌和自大骄傲的情绪。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顽固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命令，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令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活动，结果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大部分被暴露从而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并叛变，使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将中共党内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迁入了中央苏区。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等人并否定其的正确军事思想，甚至临时党中央还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中共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红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国民党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国民军的碉堡工事阵地，红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集中突破国民军堡垒线，驰骋于苏折皖赣威胁国民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国民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国民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却号召红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国民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湖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绝。结果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蒋介石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中国共产党临时党中央被迫决定将此时红军主力仅剩的8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陈毅、项英率领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中共红军长征后，经过数番苦战突破蒋介石设下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全军只剩下三万多人。此时博古、李德决定向湘西转移，蒋介石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军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埋伏了重兵。危机关头，洞察若火的毛泽东强烈建议全军向国民军势力较弱的贵州前进，此时已经被惨败惊醒的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不再信任博古、李德等人，纷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中共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巧妙地将蒋介石的堵截部队甩在了湖南。
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和战略思想；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共红军新的最高统帅“三人团”取代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的原先的“三人团”。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
而远在沈阳的张学良知道了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不由大喜，心里道：中国红军终于又到了毛主席的指挥下了，而不是那昏庸无能的张国焘、王明、博古以及李德那个德国鬼子指挥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火种终于得到了保存。
此时遵义会议后，虽说红军重新处于了军事造诣极高的毛泽东的指挥下了，但是毛泽东此时接手的红军处境及其危险，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全国其他零散部队加上长征开始时候断后的陈毅和项英率领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已经从当初三十多万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且处于了穷山恶水和百万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的团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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