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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

第四四五章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国军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专制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年前的时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向陆军部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陆军部经过遴选，便委派百里去当校长。百里到校之后励精图治，积极进行改革，结果忤逆了陆军部军学司的司长魏宗瀚。于是他便从中作梗，处处刁难，多方掣肘，不仅使得百里购买物资教具、马匹武器等资金成为泡影，而且还任用私人，处处排挤百里。百里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提出辞职。

“梁某知道百里有大才，而且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正缺少一个得力人手，便举贤不避亲，电请百里过来帮忙。百熙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第四四六章画虎不成反类犬

孙元起连忙说道：“敝人对百里仰慕已久，任公能帮学校引进如此人才，孙某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意见？”

笑话！蒋百里在后世可是被冠以“军神”、“国士无双”、“民国战略大师”、“现代兵学之父”等头衔，纵使其中有被揄扬吹捧的成分，也说明他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否则肥皂泡早就吹爆无数回了。像这样的人才，梁启超要是能弄来三五十才好呢，孙元起绝对不会嫌多！

——当然，如果孙元起知道面前这位兄台名列民国四大祥瑞（百里的谋主，玉祥的仇人，六师的师长，光头的兄弟）之首，后来更是被网友戏谑称为民国军中三大祥瑞：参谋本部的蒋百里，帮谁谁败；陆军的胡伯玉（胡琏），救谁谁死；海军的丹阳舰，同行必沉。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后悔说出这等话来？

顿了一顿孙元起又道：“孙某最佩服的是百里在就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演讲中的一个论断，即近代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陆军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从日本学来的教育确实糟糕透顶。仅凭这一点，孙某就要引百里为平生知己！”

梁启超倒有些疑惑：“百熙、百里何出此言？在我看来，日本教育水平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相提并论，但教育体系完善、教育投资激增、教师待遇优渥，经过近三四十年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整体素质，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至于日本的陆军。则是聘请德国军官加以训练，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凶蛮残暴的沙俄军队，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这些都颇足我们中国取法，为何你们反而说是最不可救药呢？”

“诚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堪称是全面成功的，很多经验都值得中国取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取法日本，而在于咱们应该如何正确取法日本的经验！”孙元起解释道：“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教育的改革成功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也成为我国教育界效法的对象，各省都派出代表团到日本观摩学习，进而在回国后依样画葫芦。

“其实我们在取法日本之前。首先必须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它的成败得失。大体而言，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石在于巨额资金投入、普及初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多渠道开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