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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保护。清政府虽然暗弱，对此却毫不含糊，立即对沙俄提出强烈抗议。沙俄政府明地里与清政府展开积极磋商，暗地里却是对外蒙分裂分子派人给枪，以示支持。

在沙俄的支持和策划下，外蒙分裂势力于1911年11月底、12月初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随后宣布外蒙古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拥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帝，号“额真汗”，年号共戴。显然，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都是不可能承认这个独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政府也是积极与沙俄政府交涉，并派人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孰料在11月，廓索维慈与哲布尊丹巴又在库伦签订《俄蒙协约》四条，明确表示俄国政府将对蒙古予以援助，为其编练国民军，以使得蒙古能够维持当前的自治政体；并帮助蒙古禁止中国军队及移民进入蒙古等。

《俄蒙协约》的主旨就是驱逐中国、独立蒙古、投靠沙俄，故而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强烈反弹。外交部照会沙俄驻华公使表示强烈抗议，声明外蒙与外国无论订立何种协定，中国概不承认；外交总长梁如浩更是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各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集合全国军队克期征蒙；国民党、共和党、新中国党等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外蒙事宜，也都主张用兵。像广东省甚至召开军事大会，决定将广东省陆军的两师一旅拨归征蒙之用。

在这种大势之下，袁世凯也表示解决外蒙问题首先要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依归，然后尽力以和平手段了解，万一事情决裂，但亲自率军出征，以无负国民委托。同时密令各省暂缓实行原定的裁军办法，责成各部认真训练，听候中央调遣。

客观来说，袁世凯此举确实堂堂正正、合情合理，但孙元起很怀疑袁世凯采取武力手段的决心有多大。所谓“行胜于言”，在孙元起看来，沙俄虽然垂涎内外蒙的领土，但它现在国内动荡不安，又忙于参加巴尔干战争，并没有精力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现在不过是虚声恫吓罢了。如果袁世凯能够组织两三个师的北洋精兵以狮子搏兔之势迅速荡平外蒙叛乱，沙俄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插手。

和孙元起“英雄所见略同”的也大有人在，而且鉴于孙元起两路派兵入藏平乱的丰功伟绩，孙系盘踞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犹豫蒙古毗邻，所以纷纷致电孙元起，希望他能再接再厉、贾其余勇，迅速出兵平定外蒙叛乱。当然，孙元起麾下确实可以抽出两个师的兵力北上，而且孙元起也有这样的打算，不过这些电文中却透露着几分阴谋的味道，让孙元起怵然心惊。

杨永泰从河南省开始一直陪同在孙元起身边，负责新中国党竞选事宜，看完这些电报也赞同孙元起的直觉：“大人见解极是，全国其他各省都督都能要求派兵北上，唯独我们不能！”

“哦，你的理由是？”孙元起问道。

杨永泰道：“南方各省都督之所以叫嚣着‘克期征蒙’，是料定袁项城不敢调遣他们北上，因为袁项城害怕南方的革命势力趁机把‘征蒙’变成‘北伐’。如果袁项城做好万全准备防范他们乘机作乱，他们还可以狮子大开口，大肆索要军饷枪械，等军饷枪械到手后再踟蹰不前，袁项城能奈他们何？而我们一旦要求派兵北上，袁项城很有可能就顺水推舟应允了！”

“你担心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孙元起皱眉道。

第三九五章春风不改旧时波

杨永泰点头道：“正是如此！蒙古人虽然在藏传佛教熏染之下已经失去了往日彪悍勇武的血性，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浩瀚无垠的草原戈壁上，可以将蒙古人善于骑射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对步兵和后勤威胁巨大。而且据情报称，沙俄陆军部在半年前曾命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马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分裂集团；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数百名以加强领事馆防卫的名义开往库伦，帮助外蒙训练军队，估计现在已经可以勉强出战了。

“本来对于我们来说，在国会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派兵远征可以极大地博取民众的好感，争取选民的选票。但是我军现有两个旅在入藏途中，又有两师一旅在湖北境内，还有一个旅驻扎在山西大同，对川陕两省造成的后勤压力极大，兵力也略显支绌。现在川陕两省守备兵力很多都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从未经历战阵，如果抽调两个师北上，不仅难有胜算，也容易造成防卫空虚。再者，若是袁项城调遣我们湖北或山西的驻军北上，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答应他，北洋军会乘虚而入抢占地盘；不答应他，他又会大造舆论败坏大人声誉。

“最关键的还是派兵可能导致的后患。外蒙就是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即便我们荡平叛乱，也很难在那里长期驻军。外蒙谋乱由来已久，现在又有沙俄明里暗里的支持，我军一旦撤回，叛乱很可能会死灰复燃。而且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如果他们骑兵分股南下侵扰，将是我们心腹大患！”

孙元起长叹一口气：“袁项城只怕也希望我能主动出头吧？说到底，袁项城还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内心里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治的强国，决不希望外蒙独立。不过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沙俄是个庞然大物。不是眼下中国所能招惹的，所以极力主张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但他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反而让沙俄、外蒙觉得柔弱可欺，越发骄纵狂妄起来，故而他希望我能主动请缨，给他们一个教训。

“如你所说，如果我们出兵有好几个优势，首先晋、陕、甘、新等省与蒙古毗邻。毋庸担心我们取道北洋军的地盘，而且补给线相对较短。其次我们粮饷相对充裕，枪械相对完备，不会向他狮子大开口。第三我们是地方势力，即便真和沙俄火拼起来，他作为中央政府也有转圜的余地。当然。他期盼的最好结果是我们和外蒙打得两败俱伤，然后他可以从中渔利。”

“大人，那我们该如何处理此事？”杨永泰问道。

孙元起沉吟道：“袁项城希望我们能主动跳出来，我们自然不能坠入他彀中，让他称心如意。不过现在是竞选的关键时刻，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我们不妨以新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支持袁大总统和国务院以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为宗旨。早日解决外蒙问题；并表示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将积极编练民军，一旦事情决裂，便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出军北伐。”

杨永泰有些不解，试探着问道：“大人，我们是真的要编练民军，还是虚张声势敷衍袁项城？”

孙元起道：“当然是真的！外蒙王公妄图独立之心可谓由来已久，如今背后又有沙俄作祟，恐怕通过和谈手段难以轻了。纵使他们一时半会儿偃旗息鼓，终究还是会闹腾起来的，我们必须尽早做好武力平叛的准备。一旦事情不可为，无论袁项城如何，我们都必须出兵。”

作为穿越者，孙元起自然知道外蒙最终还是独立了出去，成为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不知道从唇齿相依到分道扬镳。期间经历了多少是非曲直，但孙元起还是希望中国版图能够维持眼下的秋海棠叶形状，而不是被列强啃啮成雄鸡模样。如果机会恰当，甚至不排除阴老毛子一下的可能。

杨永泰犹豫片刻后说道：“大人。上次我们贸然进军西藏，已经惹得英国政府大为不快，为此调遣驻印英军武装护送土登嘉措自噶伦堡启程返藏，遇上没准儿就要一场恶战。好在川陕各省与英国并无接壤之处，西藏虽然与印度毗连，中间又有崇山峻岭阻隔，倒也不虞英国用强。如今大人又准备出兵外蒙。

“外蒙虽较西藏略微丰阜，但也乏善可陈，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悲，而且外蒙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的吃相可不像英国那般虽然垂涎欲滴却偏要装出绅士模样，他们素来简单粗暴崇尚杀戮，惹恼他们恐非西北之福。以中华一隅之地而交恶世界两大强国，只怕有些——”

“只怕有些不智？”孙元起叹了口气之后才接着说道，“其实如果有可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我也不愿意和英俄两国交恶，但这可能么？这两个国家早先都只有鼻屎大小，就是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不断鲸吞蚕食才变成今天这样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在他们眼中，中国就好比是傻子手里的元宝，理应由他们代为保管，我们中国人不应该也无权拒绝他们的好意。

“对于这种强盗行径，温良恭俭让是没用的，和平谈判只能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最好的办法还是鼓起勇气硬起心肠，狠狠地敲断他们伸进来的贼爪子，让他们不敢再伸手。现在西藏、外蒙虽然闹腾得厉害，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

第三九六章也学刘郎去又来

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蒙独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