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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


第23章　皇帝的烦恼
　　弘文五年七月至弘文六年正月这半年间，萧鲎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首先是晋原的“官凭马商”群体也如同西陲四郡一般，遭到了骠骑营的突袭，查出郡内六家马商竟然有五家与漠北王庭有着直接联系，他们向鹰戎右部采购马匹的同时，也向他们出卖边关情报，两边赚取酬劳。
　　这五家马商虽然没有供出与萧鲎之间的利益往来，但凡了解一些“官凭马商”这个群体的人，都多多少少能嗅出一点味道。
　　接下来的事情更是令萧鲎恼怒异常，西陲、漠北相距查出“官凭马商”的重大问题，朝廷也不能视而不见。在皇帝的亲自指示下，廷尉府联合燕州郡守军共同排查燕州境内的“官凭马商”，看看郡内的九家马商家族是否也与鹰戎左部勾连。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这九家竟也有六家里通外族，出卖边关情报，更有甚者竟然偷运守军军械出卖给鹰戎左部。
　　这下不得了，皇帝刘彦钊震怒之下要求太仆寺取消“官凭马商”的制度，太仆卿柳万乘与中太尉杨坡（注：为避皇帝“刘彦钊”的名讳，“杨彦坡”改名“杨坡”）再三劝解，才没有执行。但是“官凭马商”面临着全面洗牌，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躲在他们后面的萧鲎再也无法染指边关的马匹生意。
　　这就等于切断了他的“财路”，意味着萧鲎再也无法坐享马商们丰厚的“例银”，甚至可能连仕途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萧鲎固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岳父的建议，夹着尾巴做人，尽量避开事端。
　　九月中旬，皇帝陛下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如何整顿边关防务。这个会议虽然商议的是“边关军务”问题，但实际上讨论最多的，还是朝廷马政，以及“官凭马商”的善后问题。
　　参加此次御前会议的有三公（即左右丞相、中外太尉和上下御史）六人，九卿与其副手二十人，以及大将军、卫将军、四大将军和入京述职的安西将军七名武官。
　　会议上，以中太尉杨坡为首的一派文官主张维持现有的马政政策，但要加强“官凭马商”的审查和管理，避免再出现通敌的情况；而以大将军李元疾为首的武官则极力主张将朝廷马政的执行权交给边关守军，废除“官凭马商”的政策。
　　两派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毫不相让，杨坡与李元疾一度争得面红耳赤，皇帝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向一直默不作声的安西将军周绰询问意见。
　　周绰曾担任过大将军的职务，又掌领边关军务多年，对朝廷和地方军队之间的矛盾心知肚明，这一点要比长期驻守北境的李元疾强很多。朝廷统一管理马政，固然对边关军队的战斗力构成制约，但这样的制约是不可或缺的，它能防止边关将领拥兵自重，反过来威胁朝廷。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的马匹不如西域和漠北的良马，这是中原骑兵难敌草原骑兵的原因所在，朝廷为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抗衡，引入优质战马改善骑兵的战斗力，又是现实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官凭马商”确实可以发挥出不俗的能量。只是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一度是个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杨坡为首的文官从长远角度出发，选择维护朝廷的权威；而李元疾为首的武官考虑的是现实的威胁，选择优先加强边关的武备。虽然周绰也倾向于李元疾的意见，但他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首选是在稳固朝廷权威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提高边关守军的战斗力。
　　因此，周绰提出了一个看似和稀泥、却能令双方都接受的方案。
　　“朝廷统一管理马政，这是历代以来的通行做法，断不能更改；‘官凭马商’固然能提供比朝廷外购更为优质的战马，由于数量有限又无法对马政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而臣建议，将马商的管理权交给边关守军，藉此提高守军骑兵的战斗力！”
　　皇帝想了一会儿，原则上同意了周绰的意见，只是具体的条陈还需要有司来商议完善。不过对于朝廷的马政，年轻的皇帝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太仆寺对于在全国推行马政方面甚是出力，但外购战马之时良莠不分，不能解军中之急。故朕属意，今后外购战马之时，由太仆寺拨划钱银，军中出人验马，御史监察院监督交易。众卿以为如何？”
　　“陛下圣明！”众高官齐声附和。随同参会的太仆寺少卿萧鲎心中却不是滋味，皇帝此举明摆着是要彻底断绝自己的财路，而这其中有多少警告的意味，他有些拿捏不准。
　　中太尉杨坡心中也有些不安，皇帝最后这句话似乎意有所指，难道是掌握了萧鲎的一些不法证据、准备对他下手了吗？这一点倒是不得不令他感觉心惊，毕竟他是萧鲎的岳父，一旦萧鲎倒霉，自己多少会受些牵连。
　　周绰倒是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他建议皇帝保留“官凭马商”也是有着对秦骧的承诺在前，而将马商的管理权交给军队，他也能够更好地控制住秦骧——虽然当前他们的目标一致，但谁知道这个神通广大的“纨绔”今后会做出什么事情！
　　李元疾这帮武将略微有些失望，他对于边关军队战斗力不足有着深刻的体会，而这其中制约最大的莫过于战马了。当年李元疾曾率军深入草原腹地打击鹰戎部族，然而由于骑兵机动力不足，数次与他们的主力骑兵失之交臂，摧毁鹰戎主力军的战略目的也没能达成，这也成了这位当世名将挥之不去的遗憾。他今日这般力争，也是为了打造一支能与草原骑兵相争的强大骑军。
　　不过好在皇帝还是表现出支持的，将“官凭马商”交给军队管理，以及外购马匹以军队为主这两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也算他失望之余的一点安慰吧。
　　然而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心思最为复杂的还是只有二十七岁的皇帝——刘彦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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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


第24章　君臣默契
　　大盛孝文皇帝刘彦钊的烦恼，早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烦恼的人是高祖翊武皇帝刘义臻，而不是这位继任者。
　　当年刘义臻见刘彦锋难堪大任，逐渐起了易储之心，然而谁来当这个新太子，老皇帝也在暗中考察。那时最有可能与刘彦锋一争高下的是刘义臻的次子、燕王刘彦钧。
　　前太子刘彦锋与燕王刘彦钧都是刘义臻的原配张皇后所生，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由于刘彦锋常年在外领兵，当时刘义臻身边就只有这个次子刘彦钧已成年，故而他就被父亲带在身边学习政务、处理国事。由于他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在朝中积累了一批拥护者，就与太子有了争锋的本钱。
　　“太子逆案”发生后，刘彦锋被废为庶人，老皇帝在犹豫新太子人选之时，不少大臣趁机站出来为燕王刘彦钧作保，请求皇帝册立他为新任太子。这些大臣不少都是以杨彦坡为首的“清流派”，他们视刘彦钧为“贤王”，是继承大统、稳固江山社稷最合适的人选。
　　大臣们的举荐固然诚恳，但他们忽略了老皇帝的天子之心，他们越是这般声势浩大地推举燕王，刘义臻在大臣们面前的态度就越发模棱两可，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彻底将这位“贤王”排除在了新太子人选的名单之外。
　　除了燕王刘彦钧，三子齐王刘彦钦资质普通，只想做个平安王爷，故而早早就向老皇帝表露过让他“就国”的愿望，所以刘义臻也没考虑过让他继位；四子蜀王刘彦锡虽然天资聪颖，但他的生母是前霄公主，老皇帝担心立他为太子会招来一些人的非分之想，所以也早早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此一来，刚满十六岁的幼子晋王刘彦钊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老皇帝的视线里。刘彦钊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刘义臻的宠爱，不过由于年纪最小，也没有让他接触过政事，所以在朝中的支持者也是最少的，这一点就远不如燕王刘彦钧有优势。不过好在他的母家是晋原望族，这一点就比蜀王刘彦锡“根正苗红”。思来想去，刘义臻最后还是决定先培养晋王刘彦钊一段时间，看他的进境如何。
　　这段时间，在老皇帝的刻意栽培和崔夫人及其母家的扶持下，晋王刘彦钊的进步非常快，渐渐引起了燕王刘彦钧的警觉。一开始他只是指示追随的官员在一些小事上对刘彦钊接手的事务进行掣肘，后来竟有一些心向燕王的御史站出来直言不讳崔夫人干政，矛头直指晋王。
　　燕王背后的这些小动作当然逃不过老皇帝的眼睛，他预感到立太子之事如果再拖下去，恐怕会演变成二王相争的局面，甚至发生********。因而他在自己执政的最后一年，亲自写下册立晋王刘彦钊为太子的诏书，将燕王、齐王、蜀王分封就国。
　　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解决了，老皇帝还必须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辅政大臣的人选。如果说“立太子”是关乎国本的核心问题，那选择辅政大臣就是关乎国本能否稳固的重要关键，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太子逆案”之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按照刘义臻的规划，辅政大臣主要由“三公”以及大将军四人组成。萧子康去世后丞相之位一直悬空，不过由于老皇帝一直大权在握，所以他在世时有没有丞相都不要紧；然而一旦新皇帝继位，如果最重要的丞相之位所托非人，很有可能引起极大的隐患。那时，刘义臻最属意的丞相人选是故御史大夫秦懿。
　　秦懿为官清廉刚正，在御史大夫的任上替新朝革新了不少吏治方面的积弊，在“清流派”和“京晋望族”之中都颇有威望，让他担任丞相一职也属众望所归。然而“太子逆案”之后，秦懿卷入逆案之中，在狱中自杀身亡，老皇帝震怒之下将他三个儿子发配南疆，所以这个最关键的人选迟迟无法确定。直到临终前，老皇帝才决定由崔夫人的族叔崔宪担此重任。
　　崔宪原先的官职是丞相府长史，秩级远不如“三公”，也比不上“九卿”，但在丞相之位空缺的数年中，他事实上担当着“准丞相”的角色，分量虽不如太尉和御史大夫，但也可比肩“九卿”。最关键的是这位崔宪谨小慎微，由他担任丞相，虽然做不出什么大业绩，但至少能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就是太尉的人选。太尉杨彦坡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是“清流派”的领头人，也是老皇帝的左膀右臂，在“太子逆案”中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位老臣、功臣、旧臣，却是老皇帝最不放心的一个。
　　首先当然是“废太子”的方案，最后却弄出了个“太子逆案”，老皇帝虽然表面上没有斥责杨彦坡，也没有任何处罚，但内心深处总会不自觉地会将长子的死与这位老太尉扯上联系，再加上其曾明确支持过燕王刘彦钧，所以刘义臻断然不敢将他提为丞相，而是保留了他太尉的官职，自动进入辅政大臣的序列。
　　第三就是御史大夫的人选。秦懿自杀后，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老皇帝曾属意的巡察御史白绍川也因“太子逆案”身故，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既然立了太子，就必须要将新朝的班底打扎实，新皇帝才能坐得稳。
　　新丞相崔宪是“京晋望族”、新晋外戚，老太尉是“清流派”、开国功臣，这位新的御史大夫不能是这两派之人，否则三驾马车就会面临失衡的风险，这是老皇需要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御史大夫掌管着监察御史和巡察御史两院，负责全国吏治，责任重大，所以又必须是有名望、有担当、有能力之人来担任。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人却是少之又少，考虑再三之后，他征求了新太子的意见——其实就是让他提拔自己的心腹。
　　出乎老皇帝意料的是，新太子刘彦钊没有趁机提拔崔氏一族或者与之有姻亲故旧关系之人来担当重任，他推举的竟然是早已退隐多年的原太常卿、前太子少傅赵扶稷。赵氏是“恒阳望族”，与崔氏这个“晋原望族”还是有些区别的，而且赵扶稷也曾蹲过前霄权宦的大狱，性格、经历、背景与故御史大夫秦懿颇为相似，所以由他担任御史大夫一职，倒也算合乎情理。不过这位赵老先生毕竟年事已高，当此重任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刘彦钊又推荐了几个精明强干又无甚背景之人充当其助手。对此老皇帝不假思索一概准奏。
　　这最后一个人选就是大将军，这个人不直接参与朝政，但却是最为关键之人，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天下兵马，是拱卫新皇帝、新朝廷的重要保障。“晋原旧部”是刘义臻起家的资本，他当然要从这群老伙计中挑出合适的人选来担此重任。
　　起初这个人是周绰，他熟识军务之余，颇有全局观，这一点就比李元疾之类的战将强上很多，只可惜他是前太子刘彦锋的党羽，“太子逆案”之后就被贬为武狩郡守，很难相信他会全心全意拥戴新皇帝。因而这个位置就落到了李元疾的手里，这位当世名将虽然不谙政事，但对老皇帝忠心耿耿，在新太子的人选上也没有明确的倾向性，可以确保帝位的顺利传承。而且提拔他为大将军还有一个好处——李元疾在军中的威望极高，此举可以大大地提振军队的士气和忠心。
　　老皇帝刘义臻的烦恼解决之后，新的烦恼就留给了新皇帝刘彦钊。
　　首先就是这位丞相崔宪，谨小慎微是好事，但这位丞相却谨小慎微过了头。刘义臻提拔他到这个百官之首的位置是想让他好好统领百官辅佐新皇帝处理政事，但这位丞相大人在刘彦钊刚刚继位之时就提出辞呈，这令新皇帝有些哭笑不得。
　　刘义臻将崔宪放在丞相这个位置上，就是想让他帮刘彦钊尽快掌握朝廷政务、竖立新君威信，以便新皇帝可以尽快坐稳江山。然而活还没开始干，这位丞相大人就先撂挑子不干，而且理由非常地“为江山社稷长远计”——鉴于前霄外戚干政的惨痛教训，身为外戚的崔宪不应担当“九卿”以上的官职，因此提出辞呈。
　　无奈，既然老爷子提出辞呈，身为晚辈的刘彦钊哪有不批准的道理，但在批准之前还是得帮忙做一件事——将“三公”变为“六公”就是刘彦钊假借崔宪之手做的，而且这一手做得非常漂亮，令朝野上下对新皇帝刮目相看。
　　第二个烦恼就来自于新任御史大夫赵扶稷。按说这位老大人不该给新皇帝添堵，但他实在是老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花在政事上，实际上御史监察院的事情还是由刘彦钊当初推荐的那几个人来主持。但他们名望低、经验少，纵然有满腔的忠诚的热血，无奈才一、两年的时间里就将京中官员得罪光了，刘彦钊为保住这些人不得不将他们派到地方任职。而在这过程中，赵扶稷竟然没有尽到一丝主官的责任，简直将这个“虚职”做到彻底了。
　　第三个烦恼来自于当世名将李元疾。李元疾在刘彦钊刚继位之初尽心尽职起到了保卫新政权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为“战将”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朝堂军议上，但凡朝廷政策与边关驻军有所冲突的问题，他毫无例外地站在边关驻军的角度为他们辩护，而丝毫不考虑朝廷的难处，甚至为此不惜与众多文官当庭争辩——譬如此次关于“朝廷马政”的御前会议——使得他与文官间的关系极不融洽。
　　由于这一点，不得不使刘彦钊的视线重新转向原大将军周绰，本想着将周绰提拔为安西将军会令李元疾有所警觉，但这个脾气执拗的名将仍然不知收敛，依旧我行我素，结果只是招徕更多非议和新皇帝的失望而已。
　　然而这三个人带来的烦恼都不是刘彦钊需要迫切应对的，因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辅政大臣中的最后一位——老太尉杨坡，原名“杨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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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回京队伍
　　前霄末年，还是一介书生的杨彦坡怀揣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投笔从戎，由于懂得文笔，曾先后做过功曹、法曹、行军参谋等。由于他心思缜密、屡出奇谋击退叛军，到四十岁时，已经做到了镇东将军——对于一名文人来说，做到这个职位已经相当不易。
　　但不久后，杨彦坡卷入了“清流派”与权宦之间的激烈争斗中，他被当成是萧子康的同党一起被投入了狱中。正是在狱中，从未与“清流派”有过深入接触的杨彦坡认识了自己人生的导师、也是后来的一代名相——萧子康。
　　萧子康对于朝局的认识、对于“清平盛世”的执着深深地感染了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彦坡，让他有种茅塞顿开之感，也渐渐地接受了“清流派”的观点，对当前权宦祸国的局面深恶痛绝。
　　出狱后，杨彦坡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