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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宰大明-第4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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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田税为主商税为辅的税收制度与社会生产水平的高低密不可分，因为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田地，可谓是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故而田税就成为了支撑社会经济的支柱。
这种以田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得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大明立国后，洪武皇帝由于出身贫苦，所以实行了让利于民的商业政策，商税制度非常简约。
大明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的课税司局，朝廷虽然对课税司局有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加，洪武帝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
因此，对那些没有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
与此同时，征税的方法因为对像不同而有着差异：
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徵收鱼课。
征税方式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
大明的税率很低，通常为三十税一，也就是三十件货品征收一件货品当税，而且免税的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
由此一来，征税的范围就极窄，只有买卖亩宅、牲畜等要纳税，另外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纳工本费四十文。
为简化商税征收的手续，洪武皇帝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例如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代征。
而且，为了防止税课官吏侵渔，洪武皇帝还规定在征收商税的地方设置店历，也就是登记册，登记征税人的姓名、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徵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
不仅如此，洪武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方便商业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由于南京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而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故而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商业交易，又易受牙人，即经纪人的要挟，于是在南京沿江一带修建房屋，名为塌房，专门用来存贮商人的货物。
凡是到南京做生意的客商皆贮货在那些塌房里，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进入。
洪武二十四年又规定，在塌房贮货的货物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塌房税。另外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不过兔牙钱和房钱用于支付看守塌房人员的费用，并不属于朝廷的税收。
永乐帝迁都后，又在北京城城外建立供商人贮存货物的塌房，给商业交易提供了诸多便利的条件。
因此，直至宣德朝甚至正统朝和景泰朝，大明的税收基本上都遵从洪武皇帝的祖制，实行让利于民的国策，这使得大明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因为朝廷征收商税而闹出来的官司，因此此时闹上京城衙门更是从未发生。
所以当董友才表明账册里有税金印信的时候赵慕宇感到非常意外，不过旋即他也就释然了，因为刘仁当初告御状的时候就提及李云天在交趾横征暴敛，而那些税金印信无疑就是最佳的证据。
由于大明征收的税率过低，再加上有诸多免税的事项，这使得户部的国库，一旦国家遇到大的灾害或者重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这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数次大规模增加赋税的重要原因，最有名的莫过于万历年间加派的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
另外，明中叶以后朝廷纲纪弛废，加之国用激增，国库空虚，因此从皇室到地方衙门为了获取金钱都私自增设征税机关，任意开设税种，致使税网如织，重盘如剥，而商人就首当其冲成为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如正德间增京城九门税，嘉靖末期抽淮安过坝税，至于万历朝，种商税更是多如牛毛，从朝廷到地方官府，乃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都可借名目向商人征税，如天津店租、广州珠榷、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
而商船进京除原有的船料钞外，还要征收正、条两税，共计三项，形成了“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的格局，使得商税繁杂苛重，商业发展深受其害。
李云天冷眼旁观着大堂上的这一幕，心中暗自冷笑，他清楚那名躲在幕后陷害他的人为何要当堂出示那些税金印信，其目的无非是败坏他的名声，使得外界认为他在交趾横征暴敛，鱼肉百姓。
不过，要想陷害李云天可没有那么容易，毕竟李云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任由崔辉摆布的小小湖口县知县，他手上现在有着足够的资源来助他进行绝地反击！
第771章惊人的税率
在大堂众人的注视下，赵慕宇不动声色地翻阅着案桌上的那些账册和税金印信，双目逐渐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赵慕宇从政多年，期间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按理说他已经见多了大世面，即便无法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但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也应该保持低调，不应该有如此“失态”的反应才对。
其实，那些账册在赵慕宇看来倒没有什么，不过是记载了刘仁在交趾的进出货物的账目而已，顶多是在生意场上如何受到排挤，这种事情他见得多了，而且对交趾商界的事情也有所了解。
由于交趾的布匹生意由当年拍得了交趾布料经营权的四家商贾分享，所以赵慕宇在交趾做布匹生意进货时必须要找那四家商贾才可以。
为了避免四家商贾之间的恶意竞争，同时也为了确保那些商贾的利益，李云天在交趾给四家划分了各自的区域进行布料生意，并且尽可能公平地分配那些区域里的资源，禁止四家跨区域从事布匹交易。
这并不是意味着李云天就放任不管布料生意，由于四家商贾在各自的区域内处于垄断经营的地位，因此每隔两年他都会根据交趾经济的发展水平给四家布料商贾设定一个缴税的最低限额。
一旦哪家布料商的的年缴税额连续两年低于了最低限额，那么李云天就会增收一定的罚金作为惩罚，以此作为激励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李云天给四大布料商划分区域的时候采用了交叉划分法，以清化府为例，清化府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清化府南部属于郑婉柔的婆家郑家，北部属于陈凝凝的婆家陈家，而清化府以南和以北的两个区域分给了另外两家布商。
在分配地域的问题上，李云天不仅采用了交叉划分法，而且还用抓阄的模式，这样一来尽可能公平地给四家布商创造经商的条件，进而使得九州商会的会员无不对此心悦诚服。
其实不仅布料，交趾所有的生意李云天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分配，他知道那些竞得交趾商业专营权的商贾并不怕在交趾做赔了生意，毕竟生意场和战场一样都没有常胜将军，而是担心无法再生意场上得到公平的对待。
李云天对那些商贾一视同仁，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使得他们敢于对交趾进行投资，进而促进了交趾农业、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
当年李云天在平定交趾叛乱的时候为了筹集军饷在扬州举行了竞拍交趾商业专卖权，进而大获成功，顺利筹集到了足够的军饷，以至于在京城官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江南商贾家财万贯并不是什么秘密，可能像李云天那样让其拿出来巨额钱财来支援境况堪忧的交趾战局，这可就非常罕见。
毕竟商人逐利，没有足够的利益很难使得他们拿出大笔钱财，而以九州商会为首的那些商贾们却心甘情愿地投资明军接连打了败仗的交趾，实在令人感到诧异。
因此，赵慕宇知道交趾的商业经营权掌握在那些竞拍者的手里，刘仁在交趾被陈天远打压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陈天远手里握着布料生意的专营权，刘仁得罪了他岂不是自寻死路。
正如赵慕宇先前猜测的那样，刘仁的那几本账册记载了陈天远采用以次充好、低进高卖等方式盘剥交趾地方上的那些布商，由于陈天远手里握着布料专营权同时又在九州商会权势很大，故而那些受盘剥的布商唯有忍气吞声，得过且过。
刘仁在账册里还夹了一封绝笔书，上面特别指出不仅九州商会的布商，其他的像米商、盐商等商人，已经全部加入了九州商会，这就使得交趾地界上的商人不得不屈服于向陈天远这种九州商会权贵人物的淫威下。
而刘仁正是因为得罪了陈天远，随之被陈天远设计，落得一个倾家荡产的地步，陈天远的做法很简单，先是找人向刘仁订购大批布料，然后撕毁与刘仁先前签订的供货合同，迫使刘仁不得不向那名订货的买主赔付了大量的赔偿金，进而破产。
之所以会有绝笔书，按照刘仁在绝笔书上的说法是李云天权势滔天，他担心自己进京告御状会有不测，故而留下此绝笔书为证。
绝笔书前半部分并没有什么值得赵慕宇惊讶的地方，无非就是痛诉九州商会在交趾商界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这些他早已经习以为常。
真正令赵慕宇感到惊愕的是绝笔书的后半部分，刘仁痛责李云天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这令他感到无比诧异以至于当堂“失态”。
按照刘仁的爆料，李云天由于掌控着交趾的军政大权，因此在交趾设立了种类繁多的税收，而且税率之高简直骇人听闻。
赵慕宇之所以被触动，是因为刘仁在绝笔书中列下了交趾商税的税率，税率高得令他倍感震惊。
交趾的税收与大明两京十三省不同，不仅农业税采用了“摊丁入亩”，而且商业税也没有采用实物税，而是折算成了银税，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税银。
其中，只有冶铁业的税率要低于两京十三省，其他的行当的税率皆要高于两京十三省，按照刘仁的解释冶铁业的税率之所以比较低，是因为冶铁业几乎都被九州商会的陈家和郑家把持，因此李云天特意调低了税率以保障他们的利益。
依照洪武二十八年的定制，明太祖下令罢除各处官冶，允许私人自由采矿冶炼，按产量纳税三十分之二。
也就是说，冶炼出来的三十斤生铁中两斤交给官府当做税，其余的二十八斤生铁归冶炼者。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实行“一条鞭”税法以前，税收并不是用银两来交纳的，而是经营什么行当就拿什么行当的东西来交税，简称实物税，也叫物税。
这就使得各级官吏在收这种实物税时趁机挑肥拣瘦，从中牟利，是官吏们捞钱的一个重要手段。
李云天对交趾的税收进行了改革，将物税折算成银两来交纳，既简洁明了，同时也避免了税官仗着手里的权力鱼肉百姓。
按照大明两京十三省冶铁业三十取二的税收政策，换算成税率的话就是6。7％，而交趾的冶铁税率则为5％。
而且，交趾的冶炼业与两京三十省不同的是，向民间开放金、银等贵金属的冶炼，按照刘仁的说法那些能开采金、银的商贾莫不与李云天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李云天把税率定为了60％，但偷税漏税现象非常严重，隐瞒下来的金银都被那些商人给瓜分了，贪腐之严重简直触目惊心。
至于像布匹、粮食等常用物资，交趾的商税定为了李云天将常用物资的商业税收定为10％，而两京十三省的商税是三十税一，换算成税率就是3。3％。
换句话来说，交趾的商税是两京十三省的三倍。
至于盐和茶叶等国家专营物资，与金矿和银矿的情形一样，李云天也将其开放给了商人运贩，虽然李云天也将税率定为了60％，但这依旧是掩人耳目而已，偷税漏税现象依然严重
另外，丝绸虽然不是国家专营物资但由于其属于市场上紧俏的稀缺奢侈品，故而交趾的税率中单独将其征税，课税30％。
由于交趾地处偏远再加上荒芜贫瘠，因此朝堂之上很少有人关心交趾的事情，至于注意到交趾商业情况的官员就少之又少。
因此，纵然赵慕宇见多识广，当目光落在那一连串远超大明两京十三省的税率上后还是大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交趾的税率竟然如此之高，而且还向商贾们开放了金矿、银矿和盐茶等国家专营物资的运营权，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说到底，古代由于通讯不发达，再加上商业被士大夫阶层所轻视，京城的官员们谁吃饱了撑的去关注交趾的商业，尤其像赵慕宇这样的高官权贵每天事务繁忙，更不可能去了解交趾的事情。
如果单从税率上说的话，李云天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这使得赵慕宇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李云天并不是一个贪婪之徒，否则绝对不会在交趾和辽东战场生数次以身犯险，可怎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不过，赵慕宇又不得不相信刘仁在绝笔书上的所言，因为刘仁提供的税金印信不仅包括布料，而且还有米、盐和茶等等。
或许是为了确保那些米、盐和茶等税金印信主人的安全，刘仁将税金印信上表明主人身份的部分都给剪去，只留下征税的部分，上面有着详细的税率。
值得一提的是，交趾的税金印信与大明两京十三省不同，是特制的纸张，上面写有交税人的名称、数量、税率、金额以及时间等等，一式三联，总督府、地方税司和商贾们各自保留一联，以备查账。
而两京十三省的税金印信则比较简单，通常开个条子上面盖上印章就可成为交税的凭证，交税者则在税官提供的完税账册上的名字下方按手印，由此一来就给那些税官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镇国公，你看看这些印信是否由交趾的课税司所发。”赵慕宇翻看了一些刘仁留下的那些证据后，沉吟了一下让人把那些税金印信拿给了李云天，想让李云天来辨别真伪，毕竟大堂上除了李云天外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交趾的税金印信，根本无法知道真伪。
第772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赵大人，本公涉及此案恐怕不方便鉴别这些印信，赵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李云天接过那些税金印信翻阅了一番，嘴角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不动声色地向赵慕宇说道。
在李云天看来，那个策划了刘仁一案的幕后主使者好像非常痛恨自己，否则的话也不会想方设法地诋毁自己。
可惜的是，有一件事情对方可能忘记了，那就是一个谎言要用千百个谎言来掩盖，也就会随之产生千百个破绽，进而给予对手可乘之机。
如今换作李云天的话，他绝对不会整出如此多的事端来，因为事情越简单的话破绽就越少，对手也就越难从中脱身，否则的话将会给对方提供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
跟刘张氏的供词一样，这些印信也都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错误将成为李云天的杀手锏，届时给予刘张氏和董友才致命一击。
“来人，去税局请人来鉴别这些税金印信！”赵慕宇闻言觉得李云天言之有理，因此抽出一支令签高声向堂前的一名差役喝道。
自从两淮盐道贪墨案结束后，宣德帝在李云天的建议下再次分了户部的权，将两淮盐税和地方上的商税从户部分开，分别成立了两淮盐局和大明税局。
其中，大明税局是一个直属内阁的新衙门，不归地方衙门管辖，是一套全新的行政运营体系。
虽然大明税局划归在了内阁的名下，但满朝文武都清楚内阁的那些阁老并不善于商务，毕竟阁老们一直在京师任职没有担任过地方官，因此组建税局的事情自然而然要落在有着丰富地方治理经验的李云天身上。
李云天将偌大的交趾治理得井井有条，海外商贸所收的关税更是抵得上大明国库数年的税收，因此有着左春坊大学士头衔的李云天是组建税局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个准内阁阁员。
在李云天看来，内阁要想在最快的时间里使得大明税局投入运营，那么必须要借助讲武堂在各地的司务处。
讲武堂现在已经在大明全国各地开设了司务处，司务处的人员几乎全部都由讲武堂六大学院毕业，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政务培训，其中就包括税收方面的事宜，是绝佳的税务人员。
因此，讲武堂在各地的司务处可以承担大明税局的职责，大明税局在地方上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讲武堂各地的司务处来运作，这样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这也是李云天要在各地成立司务处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早就盘算好了以后要成立商局的事情。
有了讲武堂在各地司务处相助后，大明税局筹建无疑就顺利了许多，届时除了在京城设立大明税局总局衙门外，其在大明各地的分局直接挂牌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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