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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礼制”。

　　　　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道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天朝上国，遇到这种事，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哪有去道贺的道理？

　　　　慈禧太后越说越怒，“人家法兰西国主送还国宝，我还想派个人去答谢呢，顺便看看能否交涉，将其余的国宝也要回来，他们上折子反对，说宁可国宝不要，也不能示弱于法，派个人去交涉，怎么叫示弱了？我要修园子，他们说没钱，好，不用国库的钱，用海外殷商的报效，他们又说这钱用不得，用了就是以夷变夏！真是岂有此理！”

　　　　恭亲王听着慈禧在那里咆哮，心里明白慈禧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一颗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既然太后同意了，下面的事儿，应该还不算难办。只是少不得又要和那些保守顽固的家伙们唇枪舌剑一番了。

　　　　“六爷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慈禧太后问道。

　　　　“回皇太后，臣以为，这使臣该派还是得派的，断不可为了区区虚名，碍了两国交好。”恭亲王想了想，答道，“只是这使臣去的名头，不可说是道贺，得换换才成。还有这人选，也需仔细斟酌。”

　　　　“这样吧，叫大起儿，朝会议一下这事好了。”慈禧太后起身道，“使臣是必须要派的，这一块儿无庸置议，要议的，是去的名头，还有人选。”

　　　　“臣领旨！”

　　　　当众臣齐集勤政殿时，好多人惊讶的发现，不但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全在，在帘子后面，两宫皇太后竟然也是全在。

　　　　看到不常出现的慈安太后也现身朝会了，众臣都预感到了今天的朝会的非同寻常。

　　　　自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忻定计，发动祺祥政变（辛酉政变），处死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但慈安太后一般都是深居简出，政事基本都是由慈禧太后处理。以至于外人得出了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的印象。

　　　　事实上，慈安不但城府很深，而且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女子。其实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就能够发现，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好多都是慈安最终拍板。只是因为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所以说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

　　　　“今有法兰西国公使呈递国书，言其国主将传位其子，届时请诸国使臣到贺，共赴新君加冠之大典。”恭亲王道，“依万国通例，我国当遣使前往，此次出使，事关两国交好，以何等名义出使，使臣之遴选，诸位臣工有何建言，当细奏于皇太后皇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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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三十一章　朝议

　　　　恭亲王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大殿里的每一个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事万万不可！”大学士倭仁的声音高高的响起，“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为蛮夷之邦酋首道贺的道理？”

　　　　看到倭仁迈步出班，恭亲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会第一个跳出来，但并没有说话。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创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记？”倭仁大声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传出，必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丧尽，还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和夷人通好，难道还要和夷人开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话便将倭仁噎在了那里。

　　　　“真要开仗，是不是倭大人还要学胜保冲锋陷阵，替皇太后皇上断后，然后再来一次焚园之祸？”文祥厉声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却在这里煽风点火，欲起衅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时为之气结，他没想到文祥会在这里挑他的毛病，一时偏偏又说不出反驳之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气得发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忻。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顽固观念，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当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专使递交国书的时候，为了不给林义哲惹更多的麻烦，而特别指示特使不必登陆，在海上和中国皇帝的钦差大臣完成递交仪式即可。

　　　　而这一次拿破仑三世的禅位大典，他想当然的认为，发函邀请中国派个使臣前来参加，总是可以的。没想到又一次在中国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年大行皇帝直至龙驭上宾，也不见不跪之臣，文大人难道忘了吗？”宋晋道，“朝廷礼制，属邦新君即位，方可派使前往册封，法兰西国非我大清属邦，派使前往，无论为何，皆不合朝规。”

　　　　听到宋晋抬出了先帝，众臣一时皆钳口不言，大殿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宋晋说着，跪伏于地：“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老臣恳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倭仁见机不可失，立刻也跟着跪伏于地，大声的说道。

　　　　“若是法兰西国因怒兴兵，犯我海疆，宋大人以为，当如何应对？”文祥怒道。

　　　　“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法主既求于我国交好，何致兴兵？”精明的宋晋显然知道厉害，又一次避重就轻的说道，“朝廷只需婉言谢绝即可，法主想不至轻言决裂。”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宋大人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的好。”文祥冷笑着说道，“彼国新君即位，诚邀我国前往参加典礼，我国若拒之，彼则以我国有意藐视，彼新胜普鲁士国，如今为欧陆霸主，且水师精利，若是兴兵来犯，我只问宋大人倭大人可有退敌之策？”

　　　　宋晋正在措词间，倭仁却忍不住怒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不外如此！”

　　　　“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从其所请，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安知不另有诡谋？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

　　　　听到倭仁又开始啰啰嗦嗦地讲起他那一套来，恭亲王再也忍受不住，指着倭仁斥道：“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抵挡洋人之坚船利炮吗？再有兵临京畿之事，汝可能执忠信礼义，临敌却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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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三十二章　无人分忧

　　　　恭亲王的怒斥声响彻大殿，倭仁一下子懵在了那里，刚才滔滔不绝的圣人之言也一下子没了。

　　　　“王爷息怒，倭大人和宋大人也是一片忠心，只是理会差了。”军机大臣宝洌С霭嗟溃�“今日所要议者，王爷适才已然言明，乃是出使之名义，及使臣之遴选。出使法兰西国，本有成例在先，似不必再争。”

　　　　听到宝洌�说有“成例在先”，大臣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一愣。

　　　　“宝大人所言成例，可是指蒲安臣出使那次？”文祥问道。

　　　　“正是。”宝洌У溃�“蒲使身为洋人，却心系大清，所行不辱使命，扬我大清国威，惜乎天年不永，劳累过度，竟至殁于任上。我皇上曾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赐治丧银一万两。此去年刚过之事，诸位难道忘了不成？”

　　　　宝洌�所说的，便是1869年度的离奇事件：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正出访欧美。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竟然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忻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蒲安臣的出使是赫德极力促成的。他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尽管也有类似的结论，但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理由一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皇帝，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而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10年，岂可功亏一篑！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在后世的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描述中，蒲安臣是“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