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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其次，是中*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中*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极度的*带来的恶果极多。“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则说，中国如不急图改变，将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中国在30年来的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中国“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而中国想要改革，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中国传统的循环复古的怪论。威妥玛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在《新议论略》这样写道：“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同时，他指出中国人应该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且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即遵守条约。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赫德和威妥玛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说的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中*队和政府机构已经*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

　　　　但是，这两份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救命作用的建议，却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中国士林的坚决抵制！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对这些提出建议的人的用心的质疑，以及对中国屡屡遭受屈辱的看法同外国人的不同。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赫德威妥玛等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导致西方入侵的重要原因。威妥玛等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存在片面的看法，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他的“新议论略”在当时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而对于“照约办理”，中国的士大夫们坚持认为，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错误的，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气焰。但事实上，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

　　　　中国的士大夫们还怀疑威妥玛等人的动机。他们认为，威妥玛和赫德都是英国人，威妥玛还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策划的建议，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法*制度下的狭隘心理。让中国士大夫们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中国士大夫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了解的是，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其实有不少利益重合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

　　　　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现代人，林义哲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威妥玛当时便不讳言，他在《新议论略》里提的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后世史家把威妥玛的建议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亦无疑失之偏颇。惜乎此等看法。在后世仍是“主流”。）

　　　　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由清廷下发朝臣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可以说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也令中国的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就在今年也就是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在他们之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当时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林义哲是以才会在这个时刻，对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我所取得的成就，其实都在您的建议之内。”林义哲看着威妥玛说道，“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将您的建议全部变成现实。”

　　　　“如果您真能做到的话，那么我现在离开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威妥玛说着，向林义哲伸出了手，“谢谢您和我说这些，林。”

　　　　听到威妥玛竟然对林义哲改了称呼，威妥玛身边的几位使馆工作人员的脸上都现出了讶异之色。

　　　　“我在中国，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能够早些认识你，林。”威妥玛用力的握着林义哲的手，凝视着林义哲的眼睛，用无比真诚的语气说道，“我祝愿你能实现你的愿望，让这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新的面貌。”

　　　　“您会看到这一天的，威妥玛先生，我保证。”林义哲微笑着回答道。

　　　　此时仆人将威妥玛的家具什物全部装载完毕，威妥玛夫人和孩子们也都上了马车，威妥玛转头看了看，松开了手，抬起头上的礼帽向林义哲微微一躬，林义哲双手抱拳，躬身一揖，回了一礼。

　　　　“再见了，林。”威妥玛说道。

　　　　“再见，祝一路顺风。”林义哲说道。

　　　　威妥玛转身上了马车，冲林义哲摆了摆手，车夫扬起了马鞭，马车缓缓起行，紧接着装运东西的马车也跟着起行。

　　　　“别了！威妥玛！”林义哲望着渐渐远去的威妥玛的马车，在心中暗暗的说道。

　第四百八十四章　阳奉阴违

　　　　“那洋鬼子走了。”

　　　　远远的，伏在一间铺面仓库角落里的黑子小声对朱雪雁说道。

　　　　朱雪雁举着一个小小的黄铜外套的伸缩式千里镜，透过墙壁的缝隙向外张望着，镜头当中，林义哲此时已然上了马车。

　　　　“那车子挺小，他应该是就坐在挡板边上。”黑子一边紧盯着林义哲的马车，一边说道，“那板子应该不算很厚。”

　　　　“板子是不厚，但箭就是射透了，也剩不下多少力道的，伤不了他，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朱雪雁轻声说道，“除非用火铳和洋枪……”

　　　　“洋枪我带了一支，大师姐要用吗？”黑子说着，反手从背囊里取出了一支旧式的单发手枪。

　　　　“不行，大白天的，动静太大，纵能杀了他，你我也跑不掉。”朱雪雁说道，眼睛仍然没有离开千里镜。

　　　　“这里的地势我熟，走几个巷子就出去了。”黑子说道。

　　　　“这儿是官府的地界，官兵听见枪响，几个道口儿一堵，就走不掉了。”朱雪雁看到千里镜中林义哲的马车向前驶去，几名骑马的红衣兵将马车护在了中央，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她没有想到，哪怕是到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的京城，林义哲的防范意识还是这么强！

　　　　“走吧！再找机会！”朱雪雁收了千里镜，起身说道。

　　　　林义哲坐在马车中，略显悠闲的向车窗外望去。

　　　　这辆马车本是当年一位俄国公使送给恭亲王的日常用车之一。后来恭亲王转赠给了林义哲，供他在京时使用。林义哲离京时。这辆马车便存放在陈家香团铺子北京分号之中，这次他再来京城，北京分号便早早的将车马备好，供他使用。林义哲本来就不太习惯骑马，这一次前来给威妥玛送行，为了赶时间，是以用了这辆马车。

　　　　马车走入了街道之中，林义哲好整以暇的瞅着北京城的街景。街上的行人见到西洋马车和周围作为护卫的红衣船政海兵，显得很是惊奇，纷纷驻足观看起来。

　　　　林义哲有些受不了人们的目光，正打算躺到车椅背上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却突然感觉到人群之中，一双正注视着自己的女子星眸有些异样。

　　　　林义哲猛地直起了身子，向人丛之中望去。他想看清楚那双眼睛，但眼睛的主人却转过身去，闪身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尽管她的身体完全被一件黑色的大氅所掩盖，但林义哲还是看到了，她一闪身时，飘扬的大氅扬起时。露出的那秀美的身影。

　　　　这茫茫人海之中的匆匆一瞥转瞬即逝，林义哲并不知道，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已经和死神擦肩而过。

　　　　“大师姐，刚才……”黑子对朱雪雁又一次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攻击感到不解。在二人于巷口深处会合后，他有些迟疑的问道。

　　　　“离得太远了。”朱雪雁低声道。“就算射中，也不能致命。”

　　　　“噢。”黑子点了点头，“其实我刚才想用火枪的，这里是闹市，枪响后人群受惊，咱们正好可以趁乱脱身。”

　　　　“你那把枪太旧了，还只能打一发枪子儿，要是一击不中，他们的枪子儿说招呼过来了。你注意到没有，那狗官的照子很亮，手指细长有力，洋枪应该用得极好。”朱雪雁道，“别到时候打他不中，反叫他打了。”

　　　　“也是。”黑子回想着之前看到林义哲时第一眼的感觉，连连点头。

　　　　“对付他，还是得要洋枪，最好是梅花手枪，能连着打的。”朱雪雁想起了在来京城的路上救下那些夜行的客商时那个外国传教士用的左轮手枪，说道，“得去弄两支来，还有枪子儿。”

　　　　听到朱雪雁决心用西洋手枪对付林义哲，黑子显得有些兴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去弄两枝这样的枪来。”

　　　　“这种梅花手枪，一般是洋人或是假洋鬼子官儿带着，寻常人手里怕是没有的，不那么好弄。”朱雪雁看了看黑子，“怎么，你有路子？”

　　　　“当铺那边儿，我有熟人。”黑子笑了笑，说道。

　　　　“当铺？”朱雪雁听了黑子的回答不由得一愣。

　　　　“大师姐有所不知，这京营的八旗绿营，只要不出操，好多人的枪，都是当在当铺里的，好弄两个钱儿花花。”黑子笑道，“那里的枪，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咱们尽可以挑两支，借来用用后再还回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安全的很。”

　　　　听了黑子的话，朱雪雁恍然大悟，嘴角不由得现出了一丝笑意。

　　　　“好，就这么办罢。”

　　　　此时无论是林义哲，还是朱雪雁，都不会知道，未来他们两人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林义哲刚回到了贤良寺的住所，便有一位仆人送来了一封电报，林义哲注意到电报是李鸿章发来的，赶紧打开看了起来。

　　　　“……果如君所料，荣登水师哗变，东抚竟不能制，现北洋水师正在威海湾，拟调兵轮一二前往弹压……”

　　　　林义哲看完了这封短短的电报，嘴角现出了一丝冷笑。

　　　　“丁宝桢，愚顽老朽，可以去矣！”

　　　　山东，济南，巡抚衙署。

　　　　“广东那边儿，咱们订的船，有消息没有？”丁宝桢对师爷问道。

　　　　“回老爷，已经去函催了几次了，到现在还没见回信儿。”师爷觉察出了丁宝桢语气中的不满，赶紧回答道。

　　　　“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儿磨蹭什么！造几条木船，难道比造轮船还费事？”丁宝桢有些恼火地说道，“接着发函催！”

　　　　“是，是。老爷。”师爷听了丁宝桢的命令，一叠声的答应着。

　　　　“现在不是有电报线了吗？不行的话。从天津那边儿发电报过去！”丁宝桢又命令道。

　　　　“是！是！老爷！”师爷答应着，他看了看丁宝桢的脸色，还是忍不住提醒道，“老爷，朝廷的旨意，可是不让再给水师造木船了，全改成火轮船了啊……”

　　　　“你懂甚么！朝廷的旨意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丁宝桢一听便火了，“火轮船造起来费事费钱。操纵不易，水师现有木船修葺一番便可使用，要什么火轮船？船政造的火轮船，不也多是木头的？我要这木船来，便是要向朝廷证明，木船仍然可用！让朝廷识得前旨之非，改弦更张！”

　　　　师爷让丁宝桢一番训斥之下。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唯唯称是。

　　　　熟悉丁宝桢的人都知道，丁宝桢对于海防重务，是自有他的一套见解的。

　　　　到现在为止，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上任职已近十年，他积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注重民生，对于洋务及海防建设也颇多关注（也仅限于“关注”）。他到任后，针对山东水师的腐败状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设立水师统领，统一指挥水师。组建了荣成水师营和登州水师营，这次派人去广州订造的14艘赶缯船，就是装备这两个水师营的。

　　　　虽然他也认为应该学习西方，但因为坚持“夷夏之大防”，他对洋务的认识，始终只停留在“器”的一面。

　　　　对于加强海防，和林义哲丁日昌主张建立“外洋水师”即海军的观点不同，丁宝桢坚持认为，加强海防，当以修筑炮台为第一，水师为第二。

　　　　丁宝桢对于山东的海防，有着自己的设想和计划。早在三年前，他就开始考虑在登州沿海修建炮台，因为登州原有的13座炮台年久失修，多数坍塌，加上大多是用砖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