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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

1867年1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淮军悍将罗定树。2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淮军主力人马，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

本来，鲍与淮军约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军向存嫌隙，鲍轻淮军乃后起之辈，淮军将领贱鲍无谋匹夫。

出战淮军将领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淮军将领“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军转胜为败折损两万余人。

鲍超救了贸然出战之淮军将领，但被救淮军将领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迴护己军不顾事实，按贸然出战之淮军将领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淮军致败之咎。

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贸然出战之淮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

鲍超哪受得了这个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三十二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

三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同时，他也成功的将配合作战之湘军瓦解，淮军一家独大引来不少湘军大佬不满和眼红，为以后的湘淮之争埋下伏笔。

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依靠强大的机动能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六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

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叮嘱其“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其实，在吴可这等打老了仗的优秀统帅看来，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

李鸿章所部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

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他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

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沈宏富、董凤高几军四十六个营和鲁军三十一个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五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

而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

但是，东捻军却于八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

如此一来，李鸿章精心经营的运河防线，在机动实力强悍的捻匪跟前再次栽了大跟头，李某人为此也遭致不少闲言碎语，有那不对付的朝堂直言曾国藩都干不过捻匪，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又有何德何能做出成绩？

所幸李鸿章的处境要比老实曾国藩好得太多，至少不用担心朝廷忌惮过甚，只需应付少少一些不满声音即可……

第689章经验

对于李鸿章剿捻的一系列经过，只要能得到确切消息的，吴可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准确战报，然后作为乡勇队将官级培训班的讨论范例。

这已是乡勇队的老传统了，由于两广多年无战事，为了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吴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中外战事详略，通过中高级将官之间的讨论与研究，提升自我能力之余接受不同战斗风格洗礼。

虽然这样做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但总不能想要提高实战经验，便不拿手下弟兄的命当回事吧？

尽管比邻两广的安南国境内战火连绵，作为邻居的云贵两省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可惜因为各种原因两广清军都不好插手其中。

在安南国搅风搅雨的黄鼎凤和其部人马，本就是吴可指令两广清军放出去的，他怎么可能派兵过去镇压，要打也得等安南国局势彻底糜烂之后再动手摘桃子。

至于云贵乱局嘛，之前张亮基在位时两广清军积极过去帮忙，眼下劳崇光当政期间就没这好事了，没背地里搞小手段下阴手已经很够意思了。

吴可也明白，一味的训练除了提高手下将士们的技战术水平，保持高水准的状态和纪律，在战斗经验方面的缺失问题十分严重。

别的不说，拉出人数相等的乡勇队与黄鼎凤部人马放对，最后的胜利者依旧还是乡勇队，只不过乡勇队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这就是战斗经验不足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吴可跟手下将领也是搅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应对。

首先便是内部挖潜疯狂剿匪，凡是哪里出现土匪山贼防地官府必须第一时间上报，而后由总督衙门统一调派人手大肆围剿。

这样的动作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硬生生把一个帮派林立土匪丛生的两广地区，搞成整个大清都难得一见的良善之地，土匪山贼势力几乎绝迹。

另一方面，则是轮流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进入周边战乱不休的邻居地界，一边做侦察动作一边与遭遇小股叛军作战积累经验，而后回来将战斗经验写成书面文字，作为部队推广学习的课外教材。

这一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亲历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下，不仅语言有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东西，所谓寓教于乐不过如此。

当然，在张亮基当政期间两广清军也有过几次大型军事行动。

尤其是两广原来的清军势力，不甘于迅速下降的地位，在贵州苗民叛乱达到最顶峰之时，应邀进入贵州山地平叛。结果初战不利，上万两广清军在山地战中，被苗民叛军依靠有利地形击溃惨败而归。

等到吴可急调得力人手入黔稳定局势，打得贵州苗民叛军台不起头，可没过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被调去京城，两广清军也不得不退出贵州战场。

当然如果两广清军硬要留下来的话，估计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还会大加赞赏，可惜的是吴可根本就不会做这等‘傻事’。

还有安南方面，囤驻谅山城的两广清军也没闲着，一边重拳出击清剿安南北部匪患，一边不断派出小股精锐人马向安南中南部渗透潜伏，期间小规模的战斗哪少得了？

这些动作都是采取轮换制度，吴可不想培养出尾大不掉的山头出来，同时还要达到提高手下战士作战经验的目的，目前来看效果着实不错。

除了陆地上的行动之外，在南海伴随两广水师纵横，两广清军将士也跟随船队在南海的诸多岛屿上建设临时营地，同时还参与一些对固定海盗的围剿行动，总之不放过一切有可能提升将士们战斗经验的机会。

虽然分析淮军剿捻经过，其实并不能提升乡勇队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淮军虽然装备了火器，但作战模式依旧脱不了以前的冷兵器模式，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淮军虽然在近代化军队进程上不如人意，但是其作战模式还是有些可取之道的。

淮军于剿捻初期也十分不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刚开始李鸿章调鲁军三十一个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十一个营。

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

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

是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

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行动屡屡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几乎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杀。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李鸿章督师剿捻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朝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

朝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十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

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朝廷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而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部分将领“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因为种种缘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两人之间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对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两人又都是性格强毅大有主见之辈，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响巨大，因为种种缘故关系逐渐交恶。

这些都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吴可照单全收化做乡勇队的研究自料……

第690章印象

“淮军的表现虽然不怎么样，但咱们也不能看不到他们的优点！”

在乡勇队内部的高级将领学习班上，吴可如是发言：“起码人家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太过顾忌面子问题……”

面对左宗棠的‘大放厥词’，李鸿章也有自己的表示。

其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

而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

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

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

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

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

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朝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

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

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官府“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

8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朝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

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