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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以这些年的存粮、以及如今的土地数量，就算减少一定的种植，在税收体系和物价体系之下，泗上这边可以比各诸侯支撑更久。
　　适望向了主管财政工商的市贾豚，问道：“商人那边情绪如何？”
　　市贾豚笑道：“商人重利，砀山之围的消息传来，他们奔走相告，都很高兴。”
　　“物价自然稳定，自从几年前咱们打击过一次粮食投机之后，商人们也都明白，就他们那点资本，想要和咱们对抗，实在是自寻死路。粮、棉的物价如今都稳定，商人也很聪明，不敢投机粮食，因为他们的那点资本，想要投机囤积，我们只需要一个大仓的存货就能把他们压死。”
　　“倒是之前有谣言，说我们要发行利天下债，这捕风捉影的事，自从砀山被围之后，打听到人极多，更多的商人手里捏着黄金和铜，想要投利天下债中，以求获利。”
　　“商人对我们的信心充足，至少现在是充足的。他们可不会去管自己是出生在洛邑还是安阳；临淄还是郢都，他们需要的只是利益。如果战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那么他们就乐于投资。”
　　“其实我们都清楚，就算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总动员。连利天下债和粮食价格管控法令都没有实行，这算什么总动员？”
　　商人重利，当年中山复国一事就展现的淋漓尽致。
　　中山复国，是墨家牵头，商人出钱、墨家出武器，愣生生把魏国在中山的统治终结。
　　商人才不会管中山复国对于利天下的意义，他们在意的只是中山君给出的专营权作为抵债的利益：盐、铁、马匹、毛皮这些东西的专营权，抵偿了当年商人的贷款。
　　如今泗上这边也是一样，宋国对于商人而言最大的诱惑，在于土地。
　　在保证一部分农民分到土地的前提下，大量逃亡贵族的土地都要被拍卖，这是商人们在意的利益，所以砀山被围宋国局势稳定的前提下，商人们对于泗上的征战是支持的。
　　同样是土地，在宋国和在南海的价格是不同的，在宋国若有千亩土地，种植燃料、棉花、粮食，依托着泗上的工商业消耗，那是稳赚不赔的。
　　而且宋国并不缺乏人口，尤其是如果墨家选择不接管宋国只是在保障自耕农、工商业者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变革，农家所代表的那些失地农民的力量是不足以掀起大浪的。
　　只不过关于发行利天下债券的说法也只是个市井传闻，但从商人的关切程度上看得出来商人对于泗上的实力很是信任，只要经济不夸足以支撑，那么泗上就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泗上如今的工商业品的利润所得，大体上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方式。
　　宋地齐西南淮水流域是一部分市场；泗上内部是一部分；南海以及南海周边的蛮荒地区是一部分。
　　只要泗上这边不出现败亡的表现，那么对于商业的影响虽然有，却也不足以伤筋动骨。
　　这一次泗上算是面临一次不大的危机，毕竟有点和各路诸侯开战的意思，适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演练。
　　动员、农业、工商业、民心、舆论等等一系列的演练，使得泗上的执政集团能够吸取经验，学会处理，以为将来真正开战做足准备。
　　商人阶层，墨家信不过，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求利。
　　就像是当年中山复国事，魏国的商人大量投资中山以牟利。
　　这事放在泗上，也是一样的，指望他们有利天下之心那未免太过幼稚。
　　只要有利可图，可能这边泗上正在和魏国交战，泗上的商人就能把粮食运送到魏国的城邑中。
　　然而只要泗上能够一直胜利，让大部分商人感觉这时候投资其余诸侯无利可图，那就足够。商人喂不饱，但此时的天下是个比烂的天下，泗上不是商人的理想国，却至少比诸侯那边要强。


第七十四章　以暴制暴
　　商人一贯如此，本国工商业强势的时候，他们是扩展市场的热衷者；本国工商业乏力的时候，他们是买办走私的主力军。
　　最大的商人谋利想的是奇货可居，和政治挂钩也是搏一搏可能一本万利的最高回报。
　　历史上战国乱世，有吕不韦奇货可居、有洛邑商人投资周天子的战争债券，到汉代吴楚七王之乱的时候也有商人投资汉中央政府或者叛乱的诸侯王。
　　战争是可以获利的。
　　马匹、土地、粮食、珠玉……这些都是可以变现的，后世周天子债台高筑的最大原因是打输了没有战利品偿还战争债券。
　　中山国如今复国成功并且暂时国内稳定的原因，是墨家出枪出力使得中山君复国成功，有能力偿还那些商人的贷款。
　　宋国的事也差不多。
　　泗上云集了天下各地的商人，之前给予皇父钺翎和宋国贵族贷款的商人也不少，今日适提及商人，就是希望借此事给那些商人一个教训。
　　一部分商人脑子清醒一点，就算借贷给那些贵族或者皇父一族，也是通过中间人，履行着泗上的法令，拥有缴纳了印花税的借据：这张缴纳了印花税的借据，意味着泗上的数万军队可以为此武装讨债。
　　另一部分商人则耍了一点小聪明，绕开了泗上这边的经济管制，直接贷款，只有彼此的契约并无印花税契据。
　　如今皇父钺翎被俘、众多贵族被俘或者逃亡或者战死，除了一部分要分配的土地之外，欠的钱还是要还的。
　　就算没有现金，那么封地的山川河流之类的，那还是要还的。
　　宋国和泗上不一样，注定了泗上的那一套“自然物归天下人”的“自然法道义”暂时不可能在宋国完全实施，最起码宋国现在还有公爵，而且泗上对于宋国的态度更像是希望宋国成为一个缓冲地、附庸国和经济殖民地。
　　换而言之，泗上土改的法理，是自然物归天下人，劳动改良后的土地劳作者拥有优先占有权，贵族的封地不具备法律意义也就是不合理，凭什么这块地就是你的封地了？
　　宋国土改的法理，是“贵族逃亡反叛、封地撤销，宋公以及询政院大尹集结民意，决定拍卖或分与民众”，这是一种人定法的法理，本质上是继承了分封制的那一套，只不过分封的人从士阶层一直下降到庶民而已。
　　一部分是因为泗上和宋国的情况不同，二则是宋国这些年经济发展已经有所萌芽许多小贵族转型为经营性地主，三则就是这件事涉及到各国的态度。
　　基于这种情况，以及为了收揽天下工商业者的心，适是准备承认拥有印花税印章的借据的，并且会用那些贵族的土地进行偿还。
　　但是没有泗上印花税的借据，一概不承认，不予偿还。
　　这也算是故意为之，以后就算墨家和齐魏韩开战，商人想要借贷给他们，也得经过泗上这边。到时候是管还是不管、罚还是不罚，那就是一条国民大会通过一道法令的事，但你要不经过泗上就私下里贷款给他们，将来他们输了或者输的宗庙都塌了，泗上可不认这借据。
　　本身宋国的结局，泗上这边所计划的就是掺沙子，弄成一个松散的自治同盟，借宋国做一个试验田，将百家绑在泗上与诸侯相争的前沿，这里面的一些事就需要操作。
　　靠近泗上这边的，宋国的经济萌芽已经十分茁壮：该兼并的土地兼并了、没有土地的跑到泗上或是为农或是成为作坊工人，这种情况下暂时就没有必要动。
　　远离泗上这边的，贵族剥削严重，农家的所谓“真正平等派”的空想，在那里正可以用最暴烈的手段扫清那些残余。
　　对于宋国今后的规划，就是分为几个大区，区域内各自学派执政，有宋公和询政院在商丘的中央政府但尽可能削弱宋国的集权能力，墨家要控制宋国的军权和常备军，由各个自治区域按照人口和土地情况缴纳一定数量的军赋和税收，其余的随意折腾。
　　有印花税印记的票据主要集中在宋国中西部的一些贵族封地上，数量不是很多，墨家可以借一笔钱给农家以在他们要“真正平等”的地方还债，再用农产品慢慢偿还墨家。
　　剩余的地方，因为除了农家的真正平等派之外，别家并没有这种空想，那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没收的土地还债，尽快让宋国完成转型：自耕农和大型经营性农场相结合的模式，逼更多的人往泗上跑，让宋国成为泗上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产地，以及工商业品的新兴市场。
　　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就可以让宋国保持现有的稳定，可以让泗上将更多的心思、兵力、精力、干部用于楚国。
　　宋国地处天下之中，天下定则宋国定，宋国暂时有没有宋公那无所谓，天下若无天子，宋便无宋公；反过来宋无宋公，天下未必无天子。
　　泗上既然作为如今天下最大的资本拥有者，在前几年已经教育了一番商人们什么叫“合理竞争”，几个搞粮食投机和棉花投机的大商人被泗上充足的财力物力用最“符合市场竞争”的手段搞的家破人亡，剩余的也都开了眼，知道那些东西不能动，哪些东西可以动。
　　现如今泗上的手段更为精纯，商人们的态度也越发明朗，最起码泗上这边的法令是以人为主体的，有法可依的，总好过别处诸侯。
　　市贾豚明白适的意思，也明白适询问商人态度的意思，无非就是看看商人的态度，这算是一次预演。
　　现在的局面是魏国在远处摇旗呐喊，大有号召诸侯干涉宋国共同会盟的意思；泗上这边也前所未有地动员了一次，喊出了如果各国干涉宋国墨家必将为大义牺牲最后一个墨者的口号。
　　真正明白局势的人并不多，多数人看到的就是大战一触即发的前景，这种情况相爱只要商人还对泗上有信心，并且还有支持并且渴望牟利的想法，那么这对泗上而言就是最大的胜利。
　　泗上兵员的基本盘是泗上大量的新兴自耕农良家子，庶农工商联盟反贵族制度的号召得以实行，只在于商人的态度，不只是泗上的商人，还有齐楚燕韩赵魏秦各国的商人。
　　农夫的天下，除非从军，否则都在百里之内；商人的天下，则是南楚北燕，他们是墨家可以依仗的在泗上之外的一大助力。
　　如果现在这种局面上商人暂时支持，可以预见就算将来真的打起来，商人也会选择站队在泗上这边。
　　至于是否持久，不在于泗上的道义多么令人向往，只在于泗上能否带来胜利的曙光。
　　由是适便说道：“我看这样，将那些通过泗上缴了印花税的借据持有人集中起来，由市贾豚出面和他们谈谈。宋国那边再由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债务是要偿还的。”
　　“整理一下具体的借贷人的封地所在处，要注意封地是不能还债的只能分掉，只能用那些贵族的私田。”
　　“剩下的就可以慢慢谈。宋国的事，也可以慢慢解决。主要还是看各国的态度。”
　　“真要是各诸侯决心干涉，那倒简单了，直接法自然利天下，宋与泗上一视同仁，也就不需要非要两种制度了。”
　　说起来各国的态度，有人起身道：“从楚地传来的消息，我们的一些人在楚国被扣留软禁了。”
　　“在陈蔡郢都等地还好，楚王并未下令。但在一些楚人贵族的封地，我们派去测绘以及公开活动的同志被扣留。”
　　“这件事，又该怎么解决？”
　　适哀叹一声道：“楚国现在是暗流涌动。楚王变法，触及了贵族封君的利。贵族封君其实很希望楚王和我们开战，若要开战就需要内部平稳，就要像贵族封君妥协。”
　　“我倒是不怕别的，就怕是楚王不欲战，而封君欲战，到时候杀掉我们的人，竭力防备我们和楚王的和解。”
　　“以下逼上，倒逼开战，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件事确实需要尽快解决。”
　　分封制之下，以下克上的原型和变种始终存在，这也正是适所担忧的。
　　适话音刚落，高孙子后主管督检部的自苦以极派的领袖便笑道：“巨子多虑了，这也简单。”
　　“以利天下的恐怖，对抗害天下的恐怖。”
　　“哪个贵族敢动手，那我们就做点大动静，孩童妇孺无罪，不杀全家，但动手的人以及下令的人，保管一个都活不下来。”
　　“杀一人以利天下，当然杀得。他若动了手，我们还要为了大局妥协，未免让天下诸侯忘了我墨家曾经多以武犯禁之侠士，也忘了我们当年可是背着刺杀了楚圣恒王的名声，到时候杀起我们来更无顾忌。”
　　“当然，这件事还是要看楚王的态度。不管是楚王在犹豫也好，还是迫于贵族封君的压力不能够直接说不干涉也罢，单就扣押我们的人这件事上，楚王必须要表态了。”


第七十五章　共商大事
　　让楚王现在就表态不干涉宋国，不太现实，局面还未稳定，各国还在观望魏韩的态度，楚王在内部也必然面临着贵族的巨大压力。
　　但那些派出去测绘的人，当初说好了可是为了继承大禹遗志，一切与战事无关，这是各国都承认了的。
　　这件事楚王还是可以下令禁止伤害的，只是现在迟迟不下令，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抚贵族的意思：战或不战，未可知，请贵族们稍安勿躁。
　　自苦以极派的意思也是简单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对抗恐怖，以杀戮对抗杀戮。
　　以暴制暴有时候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是抢劫杀人一样，讲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处极刑更为有效，用死亡的威慑来让对方投鼠忌器。
　　重要的是墨家确实有依靠刺客杀贵族的能力，适考虑一下道：“这也的确是个办法。”
　　“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为威胁，他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他们，贵族们未必齐心。”
　　“只要不齐心，那么这件事就大有可为。”
　　众人点头称是，也确实如此，只要贵族们不齐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间。
　　楚王若下令不得伤害，如果所有的贵族齐心动手，倒逼楚墨开战，那怎么讲都没有用。
　　但只要有人因为这种死亡威胁而退缩，这件事的意义就不同，少数几个贵族选择动手，楚王便可以用违抗王命的理由动手收拾贵族，正好集权。
　　这件事要做就要赶快，皇父钺翎既然身上沾着血，那这也是个杀鸡儆猴的鸡。
　　当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击的脚步，枪决田午的警示是为了天下诸侯以及大夫们考虑一下后果，不要轻易再做屠城的事。
　　今日枪决皇父钺翎，除了要让高高在上的贵族被底层践踏在脚下的矫枉过正外，更多的也是一种威慑。
　　贵族们不齐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
　　泗上内部的事情讨论完毕后，便又提及了这一次宋国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学派进驻宋国，分政分权自治的事。
　　……
　　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
　　这一次宋国的混乱中，农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发展后的农家道义和墨家的道义逐渐开始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从一开始就有、且无法弥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
　　宋国靠泗上太近了，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