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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钱，然后才可以维持一支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然后压迫贵族逐渐收权。
　　而不是先得罪贵族，然后认为这样就能弄到钱，到时候就可以组建常备军：顺序弄反了，结果不言而喻。
　　既然军制先不能改，那么农民就必须要被束缚在土地上。
　　不考虑动乱的问题，假使齐国采用宋国的手段，那么农民便会自由迁徙，农民的自由迁徙，意味着贵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候贵族拉不出足够的封建义务兵。
　　宋国和泗上，因为不需要贵族分封以统治，也不需要贵族封地上的封建义务兵，同时还能够有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常备军，所以他们可以搞贵族。
　　齐国不行，因为齐国的士人和官吏数量莫说比不上整个泗上，可能连一个沛邑都不了，齐国需要贵族分封维持统治，也需要贵族封地维持稳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够的士卒作战。
　　技击士源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但技击士作为雇佣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不多，依靠雇佣兵打仗问题极大，而且很难维系足够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已经结束，如今天下诸侯相争，动辄三万、五万这样数量的大军，不能只靠那点精锐的技击士。
　　历史上秦国变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的全国上下强军，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组织地以吏为师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吏，所以才导致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见并且去建议赦罪，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垄断了秦国教育和基层官吏的组织头目。所以秦法严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对于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一事秦君还要去过问。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且不需要贵族，因为泗上发达的工商业每年半数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养了跳出了周官学体系的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建设了能够控制到乡一级的基层执政体系，那还要贵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贵族，而且墨家别的学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为墨家如今自成体系。
　　如今齐国在军制上就不能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
　　军制为其一，稳定便为其二。
　　战国乱世，能够被君主看重、能够投君主所好的学说，无一不是“富国”、“强军”为目的。
　　但富国强军的前提，是稳定，“民皆变业”在这个时代，便可以视作不稳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


第二百四十八章　齐国的路（六）
　　作为代齐的田氏，田和知道贵族的种种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国君，而是整个齐国最大的贵族，所以贵族的那点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层出身起义上台的农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层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贵族们想要什么、反对什么。
　　为了鼓励贵族们发展工商业，或者说为了防止贵族们和他们家族当年一样积累势力，他还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统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统一以招揽民心，荒年的时候用大斗出借，小斗问还，从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钻了空子打了擦边球。
　　这一点他不是针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发家史想到的。
　　当然，这一点田和觉得也可以促进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赋税。
　　其次，便是公开允许贵族开办冶炼金属等行业，但是一定要申明公开，否则一旦查处到不申明却悄悄开办的，立刻除以重罚甚至削去封地。
　　这个行业，也是各个贵族发家致富的好东西，田氏发家的时候，就有开采黄金和铜的行为。
　　既然这是贵族们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许贵族这样做，只要缴纳足够的税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农夫归贵族支配，你们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腾，那可以杀鸡儆猴，减缓民众的恨意，同时还被民众称作仁义之君。
　　技术不足？允许工商业者开办，并且可以给予工商业者扶植，只要请求，甚至可以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出让给工商业者，使他们谋利。
　　资金不够？“国轨”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实的国库，可以给予贷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官办”手工业，都可以转让给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都是官办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才出现了大量的私营手工业。
　　但是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在现在“民思变业”的前提下，再用官营的手段继续束缚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们会心怀怨恨。
　　再比如开办矿山，如果直接征召农夫服劳役，民众聚在一起就容易闹事，而且打仗的时候这些农夫必然心怀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这样，不如将一些官办手工业转交给私人——至于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些产业，那自然是支持齐国经济学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这么搞能够得到利益的人。
　　这样一来，便可以使豪商经营原本官办的手工业，商人求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榨取利益，而国君只需要收税就足够了。
　　而且诸如开办矿山之类的工业，让豪商们参与进来，组织由他们组织、出事由他们负责、农夫怨恨也可以适当地杀一批，而农夫也不会怨恨到国君的头上。
　　作为国君，只需要“十取其三”，获得足够的利益充实府库、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手工业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车”，也为组建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备军做物质基础。
　　如此这般，既可以防备贵族和商人，同时又能让商人和小贵族们依附于国君。
　　在外部“开阡陌”的浪潮之下，齐国的贵族们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农夫的权力，这使得他们必然紧密团结在齐侯的周围，维系他们的利益。
　　在贵族高贵而商人贱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国君形成大型的手工业、又允许贵族将封地上的农夫送入手工业劳作的方式，既解决了“民皆变业”的问题，又使得这些扶植起来的豪商必须支持君主，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要被贵族掠夺。
　　而且，这样的扶植，还可以使得齐国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决裂，泗上墨家的商业必然会损耗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们如果无法在商品贸易上战胜泗上墨家那边的商人，就必须依靠齐侯的权力在国内获得特权以获胜。
　　在解决了贵族、豪商、军制、税收等问题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打算。
　　当年观众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不触动分封制的前提下，将全国分为十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十五个农业区需要提供兵员、六个工商业城市只需要纳税提供少量的兵员——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个男爵领和六个工商业城市，那就可以对其余贵族形成碾压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经破坏，时代证明这样的手段可以使得齐桓称霸，却不足以应对现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设想，要加强集权，形成一套君主直辖的行政手段。
　　田和设想，将整个齐国的国土分为五都。
　　临淄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