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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起步的时候，终究是天下之“下流”，想要发展在初期就要借用“上流”的正确，借用仁义之名，然后再费劲心思把仁义改成完全不同于时代主流的意思。
　　终究，流行了数百年的话语权和理所当然，不是那么轻易改动的。


第三四七章　天元逼并边角腾（七）
　　适反问高孙子的那番话，才是墨家仁义观的重点。
　　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
　　墨子认为，爱和义本身，都是内心的，不是外在的。
　　墨家的仁就是爱，就是爱自己的那种纯粹的爱，是内心的。
　　墨家的义，是一种想要利天下的想法，也是内心的。
　　在没有表达出来之前，是不可测量的。
　　因为这个人义不义，如果只考虑内心，没人能评价。他说仁就是仁，他说义就是义。
　　但是，得到爱，得到利，这是外在的，这是可以衡量的，这是可以直观观察的，这是可以判断的。
　　靠着“仁、爱己也”这一个定义，墨子先将儒家的“仁”的概念给废掉一部分。
　　商纣王也有仁，因为他爱自己，同样也会爱几个人，只不过他的仁不如武王那么多而已。
　　墨子直接把仁，偷偷替换为了爱，没有人不爱自己，所以仁本身无意义，除非达到“兼爱”才有意义。
　　单独的一尺，没有高矮。
　　单独的、不兼爱的仁，也没有意义。
　　所以，仁是爱，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兼爱”可能实现的基础。
　　随后，又针对儒家认为“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这种有差等的仁义和爱给予了反驳。
　　墨子认为，儒家的逻辑不自洽。
　　义是“你想要利天下”，这就是义，这是内心的问题，与外有什么关系呢？你行义出于内心，别人接受了你的义举，那是外在的表达，但你不能说义等同于别人得义。
　　同时，墨子又极力反驳了礼。
　　认为礼不是普适天下的，而是分阶层的，贵族有贵族的道德、平民有平民的道德，这不能用不同阶层的道德去评价另一个阶层是否符合道德，所以礼不是普适的。
　　最后墨子才给出了那么一番话，意思就是对于个人而言，仁义是一种自我修养，内心层面。
　　对于天下而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仁义，而是天下人感受到的、实际的“被爱”和“得利”。
　　作为一个君主，如果不能让天下人感受到爱，得到实利，那么你内心的仁和义就是没意义的。
　　内在的，并不能直接在物质世界得以表达的仁义是空洞的。
　　内心你很仁义，那是你自己内心的事。
　　你让天下人得到了爱、得到了利，那就是现实的“仁义”的行为、举动，是物质的，不是内心的。
　　所以，最终，物质的、现实的、可被感受观察衡量的，才有意义。
　　就是说对于天下，仁义没有意义。“所爱”、“所利”才有意义。利天下之心，必须要让众人得到爱、得到利，才算是真正有意义的“义”，否则那也就是颗心。
　　有意义的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墨子说：“上古，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也就是说，墨家的义，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意义有时候完全不同。
　　有时候，这义只是源自内心的一种想法，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
　　有时候，这义是特指“墨家”的义。
　　义本身，是源自内心的一种想法，是解释世界的一种。
　　我认为天下应该这样，那这就是一种广义的义。
　　你认为天下应该那样，那也是一种广义的义。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另一种，还是一种广义的义。
　　但是，义的好坏标准是外在的、可衡量的。
　　因为上古时候，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最终集结众义，选定了标准的“义”，以利天下。
　　墨子本身“理性推断”的上古时代，就是混乱的、没有公共意志的、绝对自由的时代。
　　由此产生了十人十义的效果，最终大家总结，得出了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契约，凝结为天下的道义，这就是“选天子”产生的原因。
　　这就是适魔改的“公共意志”与墨家的“同义”之间如此契合的原因，因为本质上根本就是一回事。
　　墨子又说“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换而言之，儒家的仲尼是义人啊，他是义的啊，他是有志于天下为芬、想要有利于天下的人，而且他很有能力……
　　然而并没有卵用，天下“不必用”，没人用他的义，他的义也不能让天下人得利，所以不对。
　　墨子不会攻讦孔子“不仁不义”，但是用了一个巨大跨度的逻辑论证，证明一件事——仲尼仁义，但是没意义。
　　最后，墨子又用巨幅篇章，论证了一件事：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唯我墨家的义，可以使天下百姓交相得利。
　　所以，只有我墨家的义，是有意义的、应该成为众人统一的义，别的学说的仁义你们自己在心里面玩去吧。
　　重要的，不是解释天下，而是行之有效的改变天下。
　　也所以，墨子长篇论证之后，牛哄哄地宣告天下：“墨家的义足够用了！舍弃我的学说、主张而另外思虑，这就象放弃收获而去拾别人遗留的谷穗一样。用别人的言论否定我的言论，这就象用鸡蛋去碰石头一样。用尽天下的鸡蛋，石头还是这个样子，并不能毁坏它。”
　　往大了说，这个验证是否是利于天下的义的标准，是能否做到最终的“兼相爱、交相利”。
　　往小了说，这个验证“义”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实践必要的标准，就是那墨家三表。
　　“天下贫则从事富之乎？”
　　“人民寡则从事众之乎？”
　　“众而乱则从事治之乎？”
　　是不是有意义的义，就看能够做到天下贫穷就让天下富足？人民稀少则让人民增加？人多了混乱就让天下大治吗？
　　这才是有意义的、可以行之有效改变天下的“义”。
　　若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你的仁义也就没意义。没有意义的仁义，对自己的修养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天下是没用的。
　　因而墨子从不说儒生不仁义，而是直接说儒生不能利天下。
　　这是釜底抽薪的辩术，以至于此时天下的儒生落入了墨翟的陷阱。
　　整天空谈仁义，却忘了仲尼开创儒学的目的，那个身高九尺的壮汉最终还是为了“志以天下为芬”。
　　这也是仲尼去世后，墨子以一人之力，力压儒家六派，一直压到他死后、墨家因孟胜小义死于阳城、墨家三分稷下学宫建立之后，儒家才堪堪抬头成为天下显学的原因。
　　甚至过程中，六派之一的、讲究“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的漆雕开之儒，很多弟子跑到了墨家，被墨家分化吸收。
　　适和高孙子争辩的根源，其实还是源于时代。
　　因为一字多意，此时的词汇量太少，以至于墨子的精髓之说佶屈聱牙，很多词并非是此时天下通用的概念，而是墨子自己赋予的定义。
　　墨子借用了仁，但却改了仁的意思，可很多墨者很难理解墨子的本意，又对天下主流的想法习以为常，产生了种种混乱。
　　这就好比墨子说了句“你妈是小姐”，可他身边的弟子对于小姐的定义还是很美好的，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
　　这也不能怪弟子。
　　实在是墨子的想法过于超前。
　　诸如光沿直线传播、影不徙、镜面反射八原理、小孔成像、宇宙时空不可分割性、圆的几何学定义、线段与点、杠杆原理和斜面力分解、选天子、上古混乱自由而同义成国家、行墙星堡增加守军展开面这些东西……本就不该是这时候该出现的。
　　墨子太过毒舌，在解释“仁”的时候，即便把仁的意义改为单纯的“爱”，却依旧不忘挖苦天下的王公贵族，说他们“爱民”，就像是人“爱马”一样。
　　这种爱，爱的是马可以拉车、耕地、吃肉、打仗，却不是爱自己的那种爱。
　　这也是高孙子认为适“不仁”的重要原因。
　　很明显，高孙子也能看出来，适很“爱”那些被驱赶的佣耕者。
　　可这种爱，在高孙子看来，分明就是人爱马的那种爱。
　　适必须要绕开这个圈，而且不能比烂。
　　绝对不能说：我就不够仁了，其余人也不仁，但是我义。而且我可以达成“三表之义”，所以终究我的办法还是比别人好。
　　要这么说，胜则胜矣，可适觉得若这么说，自己这辈子，恐怕都别想染指巨子之位。


第三四八章　天元逼并边角腾（八）
　　高孙子听了适的一些解释之后，心中生出许多以往不曾有的疑惑。
　　墨子之前的确曾经讲过内外、心物、爱利、所爱所利之间的关系，可是墨子却没有讲的如此透彻，如此深入。
　　不是墨子自己不了解，而是墨子将弟子们的悟性看的太高。
　　高孙子疑惑地问道：“如你所言，那么兼相爱、交相利又该怎么解释呢？”
　　适伸出三个手指，说道：“我个人看，倒有三种解释，而且都说得通。”
　　“其一，兼相爱，人人心中都能达到兼爱，以爱己之心爱人，从而达成交相‘得利’。这里爱是内，得利是外，由内而外，由心而物。兼爱是交相得利的前提。”
　　“其二，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最终的目的。即人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人人有志于天下芬之心。从而在内是兼爱交利。在外，也是得到了别人的爱，互相之间得到了利。”
　　“其三，就是说……兼相爱、交相利……只是外部的一种体现。因为你的心无人知晓，你爱谁？你想利谁？你不说没人知道。但是，这一切都是可以观察到的，最终达成一人看上去人人兼爱、人人相利的未来。这是可以直观观察到的。”
　　这三种分类，不是墨子分的，而是适为了掌握今后的解释权，自己分的。
　　第一种纯粹是地上天国、三代之治那种纯精神层面的幻想，完全脱离了物质性，认为在精神上人人都能达到足够的道德高度，便可以建成人间天堂。
　　第二种，则是一种理想。物质与精神的最终统一。
　　第三种……则是完全否定了精神的作用。
　　第一种逻辑上可行，现实中原本认为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商丘一战诸侯们弄出的弭兵会闹剧和楚国推出弭兵会盟之事后，实际上高孙子已经全然不相信这种事可以实行。
　　于是在听完适的划分之后，喃喃道：“如此看来，自然是第二种解释更好一些。”
　　适笑道：“的确很难。你也知道，义师矛阵的口号是什么吧？”
　　他说到义师矛阵，高孙子自然知晓，这个口号从成军开始就在喊，义师矛兵人人皆知。
　　正是一句适很熟悉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句话本身就是长矛阵的矛手最先使用的，在《三个火枪手》中传播到世界各处，列宁在发动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率先将其翻译为俄文，再之后适也知道了这句话。
　　以至于他上一世有一个很搞笑的俄国人谢肉节群架的空耳视频中，列宁翻译的这番话依旧动听，化为汉语便是那句空耳后的——白帝圣剑、御剑跟着我……
　　长矛阵的矛手最适合这句话，因为长矛阵这种极为依靠阵型完整的战阵，正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种极端体现。
　　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依靠身边的伙伴队友来保护，自己也同样在保护其余的伙伴同袍。
　　此话一经提出，不仅在义师中大受欢迎，也很快成为了一句沛县墨者常用的话。
　　因为，听上去正可符合墨子“兼相爱”的学说。我爱人人，人人爱我，我自人人中，故我爱人人亦爱我。
　　高孙子听适这么一说，似乎有些明白过来，说道：“你是想说，长矛阵中的人，心里未必爱其余人。但在别人看来，他们就是在爱其余人，看上去正是兼相爱交相利？”
　　适笑道：“他们是最容易相信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一批人。因为从功利实利上看，这样做都可以得到实利。”
　　“所以，我始终觉得，兼相爱、交相利，便是最终的乐土。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场，不是可以一步跨域的。”
　　“期间的苦楚，是不得不经历的。”
　　“乐土九重，恐难逾越。”
　　“旧的苦难去除，新的苦难也会出现。只有达成最终兼相爱、交相利后，才能够去除一切苦难。”
　　“但巨子曾说，权，以大利小利相较，大利为利小利为害。所以，每一次进步都是利天下。”
　　墨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功利比较，从王子闾之事墨子的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个人还可以，但是距离做一个大仁大义的国君还差得远。
　　尤其是墨子很看重“权”这个字，权衡利弊，明确指出一件事必须要考虑利害，选择出利大而害少的去执行。
　　最终这又绕回了“利天下”这个概念本身，有明确的概念、纲领、未来，就可以比较。
　　墨子认可“兼相爱、交相利”是天下的最终形态，但却绝不是一个只靠耍嘴皮子讲道理的人。
　　说他是绝对反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墨子一生杀的人多了去了，而且动辄鼓动“鼓而使众进战、攻不义之国”，认为发动对不义之国的战争是大利天下。
　　说他是个充满恻隐之心的圣母？守城术中一排排的“斩”、“断”、“诛”、“族”更是历历在目。
　　墨子做事，权衡利弊。当然，利弊需要有标准，这标准就是天下，而天下到底怎么算利？天下包括什么？墨家又有自己的解释。
　　当墨子说出“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之臣”、“君、臣民之通约也”之类的话时，这个天下的概念就必然包含了“庶农工商奴僮贵族王公”……
　　于是，利弊，在功利的衡量下，就成为了一道比较大小的加减法：天下绝大多数人的利便是利，为此可以毁掉小部分人的利。然而墨家概念上的人，是平等的也是包含庶农工商的，那么损谁的利才是利于大多数？那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说，墨家认为可以拔一毛而利天下则需拔，那么世卿贵族们既不肯主动拔，那就只好用暴力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以利天下了。
　　可能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墨子所想的，而是适所修正的。
　　但是，墨子留下的墨家是讲逻辑推理的，所以也就留下了无限可能。按照墨子给出的一系列东西，很容易被适利用推理出他所想要的结果。
　　当适谈到大利小利、大害小害的时候，高孙子终于不能够立刻反驳。
　　适则抓住机会，又急问道：“就像是……现在沛县的制度，于天下是为善政仁政义政。若放在尧舜的时代，是可以的吗？”
　　这个问题，不需要适去回答，也不需要高孙子立刻即刻思考，因为墨子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子墨子言：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
　　墨子说，说尧舜治理天下是善政，那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且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尧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善政。
　　但是，如果直接照搬尧的政策拿到现在，那就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了。
　　这句话的本意，是哲学层面的，但跑到适这里，却很容易和那个“九重乐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辞结合在一起。
　　高孙子默然。
　　适又道：“为什么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因为天下变了。尧舜时代，一如鲁阳公所说的桥夷，只有石器为工具，所以尧的政策符合于当时的情况，也就是当时乐土。”
　　“如果以沛地现在的政策，前往尧时代，却没有沛县现在的铁器、耕牛、种子……那么一定会天下大饥大乱。”
　　“是这样的吧？”
　　高孙子又点点头。
　　适乘胜追击道：“子墨子又言：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尧既为天子，又行善政，可知那时候的‘义’是可以利天下的。”
　　“然而巨子又说，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也就是说，尧那时候的‘义’，与现在可以利天下的‘义’不同。是这样的吧？”
　　这是一个完善的逻辑链，高孙子学于墨子，自然也习惯了墨家的逻辑，思索一番点头道：“这是无可辩驳的。但义虽不同，仁却相同。尧舜必然是心怀爱天下之心，才能够制定出利于天下的善政。”
　　“他们活在那时候，自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