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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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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贤。刘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他坐车旅行，通常携一壶酒，一把铁锹，一个仆人。出发前，刘即嘱咐仆人：“死，便埋我。”人们对他很崇拜，并称之为“贤”。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位侍女，追上后将她扶上马，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
超脱老猾
也许中国最突出的品质可以说是“超脱老猾”，这一品质最难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却是最具有深刻含义，因为它直接指向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哲学。与这种人生哲学相比，西方文明的整个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假设在一个九月的早晨，有位年轻人试图拖他的爷爷一道去洗海水浴，他往往会遭到老人的拒绝，于是他感到又惊又气。但老人却仅仅是置之一笑，这是超脱者猾者的一笑。很难讲他们二人谁对谁错。青年人的这种吵吵闹闹，坐立不安会有什么结果？青年人的这种热情、自作主张、奋斗、打仗、激烈的民族主义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这样？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徒劳的，也无法强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观点，这是年龄问题。
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持这种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使许多女孩子倾倒，从而被选作丈夫。因为假如生活能教给人们什么的话，那就该是和蔼温良。中国人总结出这条经验，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之找到了宗教的认可，而是因为他们深切地观察了生活，体会到了人生的沉浮。以下两位唐代诗僧的对话，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精明的哲学思想。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老子精神在我们的诗文谚语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失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对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态度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本质之中，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反复思考，总有“三十六计”；于是棱角被磨光了，一个人即获得了象征中国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温厚。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已故黎元洪总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黎大总统还不知自己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当今中国的历史，他的机智连他自己都未觉察到。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左拉学派从生物角度解释人生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释是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的解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一个人无须学习如何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生来就如此。黎元洪总统从未能以自己的思维能力著称于世，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本能地意识到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过是饭碗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其他问题。因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政治提出了这样一个我所知道的最为深刻的见解。
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态度。这种态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道家圣经《道德经》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这也许不无道理（这个老小孩在公元前6世纪曾骑水牛去向世界告别，路过函谷关时人们请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经》以启蒙国人）。有人说人过40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的年轻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她们或许称之为“平安稳妥”。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也许不无寓意。故事让年轻的伊卡罗斯飞得很高直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他也坠海而死；老父亲代达洛斯则飞得很低，安全抵家。一个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展一种低飞的才能。理想主义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改造，被金钱观念改造。于是，现实主义就变成了老年人的特点，理想主义则成一青年人的特点。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便是天才，后者是“大孩子”，如托尔斯泰，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①，以及詹姆斯·巴莱爵士②，他们都有这么许多的孩子气，加上对事实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永葆青春，我们又称为“留芳百世”。
『①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o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散文作家。』
『②詹姆斯·巴莱爵士（Sir James Mattew Barrie，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
然而，这就是纯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5千字的《道德经》包含了对超脱老猾哲学思想的凝炼叙述，这样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意味着某种超脱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该受诅咒的充满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对人类干预的嘲笑态度，对所有人类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败采取的嘲笑态度。这主要倒并不是因为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信仰。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不过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诗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义使得中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样的陈词滥调。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我们伟大到可以制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大玩笑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举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感到大惊小怪。我们伟大到可以发起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善于和解，并回头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度。我们伟大到可以精心制作一套完整的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图书阅览制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这些制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在做什么就可以了。不实际的理想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头换面得令人难以认出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中确能为中国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子一样无害于人”，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因为这两项品德——鸽子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超脱老猾者的特征。
一句话，我们既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义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人三种最恶劣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他们失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显，这种人生观不无优点，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们既无野心又无欲望地立于世上，他们阅历丰富，时刻准备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同时又坚决主张在命中注定的环境下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他们知道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他们不会对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极感兴趣的是这个世俗的尘世，他们为此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并且很富有责任感和冷静头脑。他们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平凡的生活。这些品质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
事实上，我们纵观当代欧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烦恼的并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干”或脑力活动的能力，倒是缺少一点老成圆熟的智慧。我们有时思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或许会多少戒除点儿自己烈性的青年气质，减少自己脑力活动的能力并缩小思考的范围，以便在科学再进步一个世纪、世界变得更小的时候，能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色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点圆熟。我相信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一种善谋自存的本能。那时西方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多宽容的好处，因为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进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依照中国人的观点，和平主义并非什么“高贵”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识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么我们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气和。根据这个观点，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标志。对东方哲学深有造诣的中国人可以看到欧洲的这种幼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臻成熟。
也许很奇怪，在异常精明的道家哲学中，“宽容”一词总是出现。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要学习宽容，人们就要学一点道家的那种感伤与愤世嫉俗。真正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肠最好的人，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虚无，又由此生发出一种普遍的怜悯和同情。
和平主义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学一点愤世嫉俗，他就会对战争多一点反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所有有知识的聪明人都是胆小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种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学与强调和谐为人生理想的儒学所培养所左右的民族。他们不去拼命搏斗，因为他们是最工于心计，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就知道一个头发斑白的欧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东西：无论国家个人，打仗总有死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最容易恢复理智，那种教人经常计算得失的哲学也教会他们要尽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尽快妥协和解。这个超脱老猾的哲学既教会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下要忍耐，采取消极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警告他们要防止成功时的骄傲与自以为是。中国有不少劝人凡事适可而止的格言，如：“钱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过分武断或尽职尽责的人被称作“锋芒过露”，被认为是粗鄙行为和倒台的先兆。英国人认为“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中国人的类似说法“不要欺人太甚”则纯属一种文化素养，我们称之为“涵养”。
对中国人来讲，凡尔赛和约岂止是不公平，简直是粗鄙和缺乏“涵养”。如果法国人在他们胜利之际有一点道家修养的话，他们就不会用凡尔赛和约骗人，因而他们现在的睡眠也就不会这样不安稳。然而法国还很牛轻，德国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法德两国总是试图将对方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这种极端的愚蠢竟没有意识到。说也难怪，克雷孟梭何尝读过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没有。所以让他们去斗吧，道家则只是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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