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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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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如此。』
广田及其继承者们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挑起反日情绪”，这种指责的可笑与可悲性只有那些从开战前的岁月过来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1936年2月20日南京发布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杀了爆发于一月份的遍及全国的学生大规模反日聚会，命令包括下列四条：
〖1。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闹事、破坏交通设施的企图，任何危及民国安全的行动，治安军队和警察将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镇压。
2。任何人若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宣传、鼓动他人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无论是通过文字、图画、演讲，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将被当场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员则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范。
3。旨在扰乱社会安定和秩序、蛊惑人心的游行集会，将由有关的治安军队或警察予以解散；游行集会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须予以逮捕。
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条款中的违法分子，或帮助他们逃跑，将被逮捕。〗
正是在这种所谓针对“危及国家安全罪”的“紧急状态法”的庇护下，复旦的学生在法令颁布的第二个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芝加哥大学版）一书的“新闻检查”一节中不得不这样写道：
〖新闻的例行检查，意味着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来自出版社或其他人们的“干扰”，从而行使国家的职责。当一个政府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上都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人们当然就不在乎把他们的嘴巴闭上；然而，当政府节节败退，属于整个民族的版图日渐减少，人民却不能讲话，新闻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长期受到检查，结果自然是人民会普遍产生玩世不恭和沮丧情绪。统治者总是一再呼吁人民在民族危急关头保持“镇静”。这在东方传统里是再贴切不过的字眼，但是当这种漂亮的“镇静”保持得太久了的时候，当人们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国破家亡，自己却于事无补时，这种“镇静”就与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已相差无几了。〗
我还写道：
〖有一个事实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说今天的中国人还是30年前的中国人，这是谎话；仅仅因为在新闻媒介中，或者在公开活动中，看不到人们有任何反抗行为，尽管自己的国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说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这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及蒋介石政府那么“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将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情绪压制到这种地步，同时却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并生存了下来。成千累万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员、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远至四川那样的内地乡村，而那些岁月里，除了满洲之外，全国只有6个日本人被杀死！这本身就是奇迹。仅看数据即可证明中国长城内的日本人与在满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仅仅是后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们设想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版图一样大，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
如果有什么人能够获得“煽动”抗日的殊荣，那么这个人肯定不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一点广田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将简单的事实公之于众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却也不无益处。情报司的头目认为我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里陈述的事实真相是往中国人脸上抹黑，这个小官僚甚至还恐吓我说，在我回国时不让我下飞机。现在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文件证明了的事实，来回答广田的责难，国民党应该被洗清一切煽动反日情绪的罪名。因为这种情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负责。民族抵抗的决心是深深地扎根在民众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领导人为地煽动起来的。
压力、反压力、爆发
同时，在远东大陆，三股历史洪流正汇集一处，把中国和日本面对面撞在一起：其一，日本人正在长城内一步步无情地扩大占领区，并公开宣称华北五省为其直接的目标；其二，蒋和国民党政府已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民族自卫也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其三，全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政府继续采取投降主义和拖延抗战的政策，群情激奋，一触即发。以上三点仅仅是对当时所发生事情的一个大概总结。
日本扩张被占领土具体讲来有下列事件：1931～1932年占领满洲；1933年强占热河；同年，《塘沽协定》的签订划给日军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域；1933年天羽英二宣言称“亚洲是亚洲人的”；1934～1935年日军对察哈尔进行悄然无声的武装渗入；1935年在非武装区域建立了冀东政府，其成员由日军任命，同时日军在向北平扩张；这个伪政权立即被用做大规模走私和毒品贸易的根据地，其中心设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5～1936年手腕悯熟的货物走私价值已达千百万元，这是在中国领土上公然违抗中国海关法的行为，1935～1936年华北日军的大小将领公开宣称一定要打倒蒋介石，要“对华北施行外科手术”；1935年广田提出“三原则”（中国－日本－满洲国相互提携，中国放弃与西方列强的合作，中国放弃反臼政策）；日本人实际上在控制着以宋哲元为首的半自治的河北一察哈尔议会，这是一个由蒋介石建立的，起临时缓冲作用的议会；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几个月，日本作了征服绥远的尝试；最后，日军多次公开宣布了土肥原等策划的阴谋，要将“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和山西）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并称这是他们要立即实现的和不可改变的目标。接着便是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尽管日本所撒的谎都过于单纯、过于幼稚而不能蒙骗世界，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日本没有一个诡辩家、逻辑学家或者外交官能够否认“中国－日本－满洲国集团”意味着日本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是再清楚再确切不过的事实。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卫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具体讲来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成，中国财政的巩固，银元在向政府手里集中并运往国外作为中国的储备金；全国巨大的网状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联接起来（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之内建成通车，乍浦、海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的迅猛发展；从1936年开始，大中学生要在军营接受3个月的军训；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1933年花费价值6890000美元的中国货币，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体育馆、体操房、图书馆、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0000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战争爆发前刚刚竣工，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钢桥，恰好在战争爆发前竣工，之后又被毁坏；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相当一部分持有开明见解的日本人的欢迎，然而，这个现代的、进步的、统一的中国，从实质上讲，却对日本战争制造商们大东亚帝国的美梦造成直接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增大，日本军队对本国外交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于是1934～1937年中国人民紧张的准备工作实际是在争时间抢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战准备之前就被日本吞掉。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这就是这场战争陷入僵局的原因。但正是因为日本不给中国一个机会去继续他们正常的发展和国内建设，而这时正是中国最终振作起来，走上进步的道路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对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强烈的。日本试图“打倒蒋介石政府”就是在试图破坏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做是一种道德的败坏，甚至比毁约违约还有失道义。日本的所作所为，用英语的一句口头语来讲，是“不公道”的，它既不是英国的“费厄泼赖”，也不够中国的“君子之风”，更谈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虽然蒋介石在执行着一条比较“现实”的政策，一边准备战争，一边祈祷和平，期望中国能得到一个暂延的机会，以建成一个稳固团结的现代国家，虽然他使用了各种镇压手段防止公众情绪的爆发，使自己，也使整个民族保持镇静，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决心和对蒋介石的华北政策的忿懑情绪，正在变得强大到足以改变蒋的意志的程度——须知，蒋是个非绑架不能使之变心的顽固分子。下面一点应该讲清，华北的局势在外国观察家眼里是丑恶可耻的，在中国人眼里是丢脸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贩卖毒品更丢脸、更可耻的，是日本军队要求在北平的国民党党部关门，这可是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执政党的党部。然而，当局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国民党官员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爆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最好的例子是发生在一个铁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之间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后者代表亲日官员，我之所以在此大胆地举这个例子，是因为那个副部长已经作古，并且即使谴责也还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这么做，中国的小说家们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这个副部长叫唐有壬，一个年轻的“小白脸”，是汪精卫的门徒与心腹。在汪精卫任外交部长时，混到了一个副部长的职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车去上海，向日本总领事馆迷职。日本总领事馆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利用他的权力使去美国从事小麦贷款谈判现正在归国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经日本时去一趟东京。然而这个宋子文却拒绝这么做，于是这个副部长也因为第一次就没能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被日本总领事痛骂了一顿，尽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坚持每周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汇报。他所做的一切过于臭名昭著，就连沪宁铁路线上的警察们都瞧不起这个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时，一个乘警彬彬有礼地问他，阁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来，就向汪精卫“哭诉”（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抱怨乘警们缺乏礼貌，但是汪也无可奈何。这个事件虽不重大，但却很有意义，就这样结束了。
通过这个事件，读者似可明白，谋杀，包括谋杀唐有王，是民众对政府中亲日派愤感情绪的爆发。1935年国民党召开大会，汪精卫站在照像机前在拍开幕式的照片，一个假扮摄影师的人在照相机黑色遮布后面，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然而枪打偏了。一个月后，那个唐副部长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时，在家门口的石阶上被开枪打死。后来，又发生了杨永泰被谋杀的事件。这是北京当局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进国民党政府里的。
1936年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不断促使政府考虑与日立即开战，停止蒋决心进行到底的剿共战争。这些暴乱主要是8月份广西的叛乱和12月份西安事变，然而，这些反叛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却都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些事件的全部含义。共产党，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做事不计个人恩怨，而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他们的诚意，早已得到证实，共产党救了蒋的性命并力主将他释放，这一点，使蒋本人也对共产党的诚意确信无疑。那些在广西反叛时怀疑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要求与日开战的诚意的人，也在战争爆发后被迫改变了看法。李、白两人发誓要与蒋团结一致，全力支持蒋抵抗侵略者，他们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将军的行为动机是出于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与日本立即交战是否可行，这些都无关紧要。事实仍然是，全民族已经开始认识到进一步妥协退让的危险性。他们看到日本的野心永无满足之日，他们要征服中国的念头，也永无刹车之时，而再出让中国人的一寸土地也实在不能为一个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决心不惜打一场大仗以抗击日寇的紧要关头。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蒋介石闻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澄清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原本是由遍及全国的学生游行提出来却又未能解决的，但是现在又由这些军事家有力地摆在了政府面前。尽管国民党政府仍在采取着一个比较温和的对日政策，但它的实际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后都有所增加，这也是它受到人民拥护的明证。蒋介石以其坚定和异常精明的手腕处理了这些反叛。他变得渐渐成熟起来，较能克制自己。在处理广西反叛时、他俨然变成一个政治家了。面对自己的反对者，他胜利了，然而这种胜利却远远超越了党派或个人的范围，因为在胜利的同时，他接受了对手的观点：完全有必要制止进一步的入侵，要和日军面对面作战，尽管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臼军相撞，现在仍然能够避免一场大战。这一点，从蒋介石在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之后的整整一个月期间的犹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预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绥远，当冲突真的到来时，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它的军事武装力量去对抗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被赶出绥远，中国人民振奋起来了。我仍然相信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但至少在表面上，他这样做是完全顺从了人民的意愿。而只有服从人民的愿望，他才能当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他新近采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回报；国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反叛澄清并加强了国民的对日态度，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这些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么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说成是真正为一个统一的立场和统一的战线铺平了道路。这在这场战争的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也是情节起伏跌宕、颇富戏剧性的事件。承认上述各点之后，我们就必须给予那位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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