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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吾国与吾民
　　作者：林语堂
　　内容简介：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著于1934年春夏秋三季，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剖释得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在海内外引轰动，为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备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
　　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了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
　　本书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该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中国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人生追求，妇女问题，政治社会问题，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最佳生活模式。作者语言朴质流畅，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这样评价本书。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正文
　　出版前言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这部全译本除了补上原第十章第六节《蒋介石其人其谋》、1935年初版《收场语》（其中包括《中华民国的真相》、《领袖人才的要求》、《我们的出路》等重要而容易引起误读、误解的篇章），还增添了译者附记、索引等。这样不仅恢复原著的“全貌”，而且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可以让国内广大读者领略林语堂这部原著的当年风采与全书的基本精神。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雨果《悲惨世界》）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已6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用全面与崭新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出版全译本《中国人》的缘由。
　　学林出版社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孔子
　　赛珍珠序①
　　『①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过英语，1922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了五十多部作品，大多取村于中国。主要作品有：《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分家》、《市民》、《帝国的妇女》。她还翻译过中国小说《水游》。她因《大地》、《儿子们》、《分家》三部小说而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前，他们先辈中最进步的人士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这些人不满于当时国家的现状，他们意识到——这种意识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来自现代化西方侵略的危险，这种侵略主要倒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教育和军事上。这些人就是中国当今这代人的父辈，真正的革命家。他们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用极快的速度改变了教育制度，他们用坚持不懈的热情设计了现代化管理的蓝图并将这样一个政权建立了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时代的旧政府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在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完成这么多了不起的变革。
　　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当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的父辈吮吸、咀嚼了儒家的经典，并起来批判这些东西；而这些年轻人则受到新时代多种学说更加有力的冲击。他们吸收了一些科学知识、一些基督教的知识、无神论的知识，以及自由恋爱、共产主义、西方哲学、现代军事等等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知识。当他们广大的同胞仍然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时，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中极端思想的熏陶。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时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智力结构也不得不受影响。就好比要从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时期一下子跳到飞机时代，中间的空隙是巨大的，远非人的心力所能弥补。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毫无疑问，这个空隙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些中国青年——男女皆有，但以男为主——失去了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失去了在自己国家所处时代生活的能力。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国外接受的，在此期间，他们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现实。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入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于是，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革命。她医治了两大瘤疾：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日本问题不计在内。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弱点依旧是弱点，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习惯意识。比如实践证明，一个革命领袖在取得井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通常会变得像旧官僚那样保守和腐败。当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情形也一样。中国许多诚实聪明的年轻人都没有能够观察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外部世界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并不大。如果从前中国的发展不是那样呆滞，她的领袖们不是那么盲从和自私，她本来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的。
　　此后是一个绝望、疯狂、对西方理想更加崇拜的时期。西方国家的繁荣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爱国青年为本国的现状感到耻辱，有的还想掩盖这种真象。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
　　如果西方继续发展下去，保持稳定和繁荣，中国又会怎样呢？不得而知。不过，西方并没有能够持续地繁荣下去，中国人饶有兴致、有时也颇为得意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萧条，繁荣受挫，科学并没有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中国人于是开始对自己说，中国毕竟也不错。很明显，饥荒到处都有，土匪也到处都有，一个民族并不比另一个民族强多少。如果这是事实，那末或许古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的哲学为好。这种哲学至少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最近，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生活模式简朴安稳的羡慕和对中国艺术与哲学的钦佩，也使这些中国青年对自己充满信心。
　　现在的结果只不过是在重复《圣经》里的一个格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被酸倒了。青年人厌倦了父辈的革命热情，要返回以前的中国去了。我们几乎是饶有兴致地看到，一些青年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那么强烈，吃中餐、穿中式服装、照中国的习惯行事。这些已经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国化了。这无疑是一种时髦，装模作样，与父辈当时穿西装、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学的时髦，性质别无二致。这些青年人一生部在穿西装、吃西餐，而且也曾去过哈佛，他们的英语文学知识远远超过了本国文学。现在，他们对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儿去了。
　　这种倾向随处可见，不仅反映在穿着打扮等等习惯上，在文学和艺术中更为明显。比如，几年前中国小说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现代的爱情、半西洋式的现代私情以及对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个格调有些黯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发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定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这真是新的发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总之，它是纯粹中国式的。
　　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得到别人帮助的。否则，他们自己很难看得如此清楚。是西方人帮助了他们，我们西方不仅从反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文明中也有一些漏洞；我们也从正面帮助他们，比如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自然生活倾向。西方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趣也促使中国人去思考自己的无产阶级，发现本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保持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使它惊人地不受西方混乱思想的影响。很自然，这种安详与宁静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扭曲了的时代，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乱、感到茫然若失的时代。
　　共产主义也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带来了阶级意识，使普通人有了发言权，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中国普通人家的子女一般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他们就被给予了一种阐述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左翼青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国家普通男女同胞的价值。表达的方式可能很粗糙，受外国艺术影响根深，但见解已经有了。我们有时可以在画布上看到一位农妇，而不是竹枝上的小鸟；一个吃力的人力车夫，而不是荷花池里游戈着的金鱼。
　　然而，如果我们西方入等待这些新的解放青年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连贯地为我们解释中国的一切，我们就得等上很长时间，或许要等下一代才行。然而可喜的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的幽默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的，也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本这样的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一本有关中国、与中国的名字相称的书，不应该有上述这些毛病。它应该是坦诚相见，不自惭形秽的，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是一个骄做的民族，它具有坦率与自豪的资本。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在理解人类本质时就胜其他所有民族一筹，是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对中国的阐述应该是富有幽默感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本性的一部分。深沉、圆熟、友好的幽默，基于对生活的悲剧性认识与认可之上。对中国的阐述，语言应该是流畅的、精确的、优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高度评价精确与优雅之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已经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似乎还未曾看到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中国人，他既不能脱离自己的人民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正确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含义，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含义。
　　然而，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做，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自序
　　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①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它会压倒一切聪明的个人见解。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而个人见解则会很快地消失。因此，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人们需要更简单、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阐述这些体会，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
　　『①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缕，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不是为西方的爱国者写作。我害怕他们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们错爱——胜过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误解。我只为具有简单的庸见的人写作。古老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庸见见长的，但今天这种庸见却少了。我的书只能这样简单地去理解。为了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观的人，只是为了他们，我才说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理解我。
　　作者
　　1935年6月于上海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