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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3:奠基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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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古人所认为的天圆地方世界。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再说了,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远古时代的姚明?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12'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事实上,周人最终证明了自己,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样是获得神圣授权的“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
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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