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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3:奠基者-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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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武王砍下了纣王的脑袋,不等于拔掉了殷商的根子。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5'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閟宫》(閟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姡Вǘ寥缡牵┦翘!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国,也有一个“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

但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建“王城”,作为西周的东都。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他们这一套,不过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鲁国,殷商遗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周人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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