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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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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良法
美国留学生协会秘书长海里斯先生，于日前发表谈话曰，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最感苦闷之事有二，一是政治局势，一是婚姻。前者苦闷，人皆有之，其味道都知，用不着多开讲矣。后者苦闷不是人皆有之，其味道固不是都知也。海里斯先生曰，很多中国人向其诉苦，坦率提出：“只要是个女人就行！”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想当年柏杨先生求偶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是“人”，其他动物则不可焉；第二必须是“女人”，男人则不可焉；第三必须是“活女人”，死女人则不可焉。如今在美国的各等华人，竟连死活都不管，只要是女人就行，其境况较柏杨先生更为惨烈，怎不令人抓耳挠腮乎哉？据移民局调查，执留学生护照的中国人，有一万二千之多。海里斯先生分析那些留学生和学者，一半以上，年龄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其他也在三十岁左右，转眼也要进入四十岁大关。而婚姻不比读书，只要你能硬着头皮熬，学位总可熬到手。老婆固不然也，不但硬着头皮熬不到手，而且越熬越老，越是有点糟，即令学问再有成就，社会地位再高，诚如当年的浮士德先生一样，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头，对着满屋子他的大著和满世界他的荣誉，仍是空虚。盖他的人生历程只走了一半，且永远只走一走，自然心如火烧。
孟轲先生曰：“食色，性也。”可说明男人娶妻的重要。有些娶不到老婆，或娶不到他想象中那么好老婆的人，往往大叫独身，或往往大叫“事业第一”。悲夫，“光棍易当，五更难熬”，一张周薪十万元美金的契约书，不抵一分钟娇妻偎怀，和一分钟子女攀膝也。
海里斯先生怎么帮那些留学生的忙，我们不知道，不过台湾于去年（一九六○）输出一百个年轻貌美的朝圣团，则确是良法。但零零星星地干，不如大批地干，在国内彷徨无依的女子，只要能出国，立刻就身价陡增。有志之士，不妨从事此一行业，包管利市百倍，此柏杨先生敢和你打赌一块钱者也。
昨天谈到海外中国同胞的女人荒问题，使人有一种沉重之感。台湾虽然每年都有未婚女人出口，甚至像朝圣团那样，一出便是一百，表面上看来骇人听闻必然性的自由。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主要著，实际上如杯水车薪。无怪乎，台湾未婚女子，只要一登记机船，那边便立刻轰动，奔走相告，紧张万分。
依柏杨先生之意，组织一个新娘出口公司，扩大营业，是唯一可以解决海外女人荒的良法。第一步先在世界各国办理登记——以美国为例，凡想讨老婆的华人，应先缴一份经大使馆审核属实的自传，写明他现在的职业和将来可有什么升迁的希望，再写明收入多少（关于职业与收入，应由其服务的单位出具证明），然后纳登记费美金一百元（这是暂定数，依实际情形增减），将他阁下所需要的新娘条件，详细开列，公司即以之收费。好比说，他需要的是一位大学堂程度，三围适合，面貌漂亮，年龄三十岁左右的小姐，便得收他一万美金到十万美金。不过这一万到十万，并不需要马上就缴，只要先缴五千元或一万元便可，未缴之数，由大使馆或殷实商号担保。然后由新娘出口公司，在台北、香港一带，广为征求，凡应征录取的小姐，由公司代办护照、代办出国手续，并一次垫付安家费美金五千元；至于制装、机票、船票和出国时热闹哄哄的场面，统由公司负责。唯一的条件是，到了美国之后，必须嫁给向该公司缴钱的买主，不能选择，否则她就要赔偿公司十万到百万美元。而对方则于见人后，缴付余欠（当然也可分期付款）。于是乎，想老婆的有了老婆，想去美国的去了美国，想发财的发了财，各得其所，便是观世音菩萨亲自下凡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如此高竿。
当然，一万到十万美元只是一个偶举数，假使对方的条件真像海里斯先生所说的，“是女人就行”，我想一千元便差不多啦。但那新娘可能不识字，安家费也可能只有五百元，而且是坐三等舱的运货船前往。总之，一分价钱一分货。新娘出口公司必须保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不但对华人可以服务，对想讨华女的洋人，亦可如法炮制，只价钱不妨高一点耳。
专门输出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玩艺是洋玩艺，凡是洋玩艺弄到中国，无不如疾风之摧衰草，土玩艺无法抵挡。不过这个节日总算有相当意义，曾有一则小幽默曰，母亲节那一天，儿女们商量怎样为母亲庆祝，一人曰：“我提议买一条新围裙送给她，送她的时候请镇上的摄影师来拍照！”全体附议。因之，我们可以看出母亲的好处很多，其中之一，除了做母亲的可以有一条新围裙外，还可以使有些官崽圣崽，忽然想起了他也有娘，乃条谕秘书老爷，代他杜撰一篇怀念文章，以表示他也很孝很孝，盖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我既然如此地很孝很孝，老板不给我官做，给哪个乎？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两副面孔的时代：往家里一坐，是一副面孔；往办公桌后一坐，又是一副面孔。我有一位朋友便是如此这般而名列学者，位跻要员。该大人先生下班后，坐到沙发之上，口品香茶，手拿报纸，老母为他脱下皮鞋，换上拖鞋，一面向他诉说媳妇打牌去啦，已一天不归，老三有点发高烧，已请医生诊治，赵部长来过电话，钱委员送来两部大著，孙主任及李经理，先后来辞行赴美。大人先生不耐烦曰：“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下女抱着老三进屋，孩子口中正吃着棒棒糖，大人先生怒曰“谁叫他吃棒棒糖？”下女曰：“是老太太给的。”大人先生更怒曰：“吃那么脏的东西，不发烧也会发烧，一点常识都没有，教你带孩子，都得死光，混蛋！”因有客人在座（按：那客人就是柏杨先生），一时下不了台，该“混蛋”乃双手掩面，走进内屋。可是，母亲节之日，虽然天气不良，我们仍有机会恭聆他对该“混蛋”怀念的讲话，在办公室里，召集三五部下，谈到亲情如海，杀身难报万一之处，不禁落泪如雨。众部下为了饭碗，也着实感动，一齐叹息慈母伟大，其声盈耳；一齐赞扬大人先生孝恩可感，其声亦盈耳。大家退出后，四看无人，乃一齐不觉大笑。
呜呼，你孝我也孝，“孝道”是金字招牌，每人扛了一个，招摇过市，和“恕道”一样，都是专门输出请别人用的也。
德国有句谚语曰：“上帝不能与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母亲的爱，不是笔墨所能形容。而且母亲要比父亲苦得多，也比父亲更能付出自己。假使说父恩可以报尽，那么母思是报不尽的“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千千万万感人泣下的故事，说十年也说不完。
不过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假使你不怕扫兴的话，我便要举出《杀子报》为例。做母亲的为了通奸，竟然把亲生儿子干掉，大卸八块，装入瓷缸。喜欢看京戏的朋友，大概都有相当印象。柏杨先生小时候看此戏时，对那个妖艳女人，就感到浑身不对劲，暗暗祷告上帝，自己的母亲务必不要把自己也如法炮制。
到了现在，我虽然长大到再没有被母亲分尸之虞的年龄（按：吾已七十有四，老矣耄矣），但有时候看见有些做母亲的，仍不禁生出看《杀子报》时所兴起的那种最大的恐怕。我曾亲眼看到我的邻居，那位雍容华贵的阿巴桑，用竹条抽她女儿的脸，盖她的女儿年方十四，去年以三千元卖给老鸨，不堪蹂躏，逃了回来，老鸨问罪，她恨她的女儿竟敢背叛母亲也。我曾傻里傻气地去报告警察，三作牌曰：“妈妈打自己的女儿有啥？老头，你怎敢多管闲事！”
打开报纸，几乎每几天都可看到这种“慈母”杰作，姑念她们没有学问，不足为训。但有学问的母亲，有时也着实使人毛骨悚然。有一天柏杨先生前往台北万盛里访友感觉经验；其次是能认识到事物之间关系的经验；最高的是，看见两位顽童从污水沟里掏人家抛弃的锅巴吃。小店老板告曰：“他们是一个名叫夷光的女明星的孩子，该女明星飞泰、飞菲、飞日、飞美，现在则飞香港不归矣。做丈夫的空帏难受，不常在家，孩子们把给他们的饭钱，都吃了零食，饿得发慌，便只好到污水沟里打主意。最初邻居们尚同情喂之，天天如此，明星架子又奇大，也就没人管矣。这种母亲，真不知其恩何在，其爱又何在也。至于其他以麻将为生命的母亲，连女儿被奸杀了都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位大学堂毕业的母亲，一高兴就把她那脏脚丫让她那一岁大的幼儿吸吮。真是欲不难过，不可得也。
不承认是中国人
杨皓云女士曰：
谈到现光事业，你总是说日本如何如何（我相信），但你一定忘记有些同胞崇拜东洋人的心理矣（据说若干今天的知名之士，在电视里看见日本天皇，还下跪哩）。盖该等人士以为十全十美者，只有日本人。而十缺十无者，只有中国人。我说这话你或许不相信，高中时一位同学，我曾亲耳听她骂曰：“我就不高兴承认我是中国人。”我乃问之曰：“然则你高兴承认你是日本人乎？”她默然不语。呜呼，受二十年祖国教育的新青年，尚有此惊人之语，无怪乎本班有两位同学，为此还到科学馆后面痛哭一场。而柏杨先生你再三赞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是真好），必有若干人更以模仿日本人为今世真理，给你来个观光旅社的女招待必穿和服焉，必鞠躬到地焉，必满口撒油那拉焉，届时从美国来的观光客，必以为乘错了船，到了扶桑三岛也。此不比在日本东宝歌舞团前大唱莫名其妙的日本歌，更恶心百万倍乎？故我建议你以后称赞日本人时，三两句就可。其实又说回来啦，凡是对书本杂志多瞧几眼的人，谁不知道日本今天工业进步，观光事业发达哉？痛心的是，每一提到日本人的优点，就有爱国同胞曰：“你是死人？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略，共产党哪有机会坐大？我们哪有今天？你还说他们好？”可是美国在数月前还在日内瓦要共产党代表保证对台湾绝不先动手，有谁敢痛诋之乎？盖中国人的西崽活像没有骨头，我虽才活了十七年，已一览无余了矣。//杨女士才活了十七岁就一览无余，真是时代进步，连孩子都聪明起来，柏杨先生一直活到七十岁，才恍然大悟，真是老不如小也。杨女士年纪轻轻，然而行文如流水，较当代大文学家还过之。如果肯虚心学习，经我老人家再加指点，将更了不起，拭目可待也。不过杨女士这一段议论，前后矛盾，前段猛训我不可称赞日本人，后段却替称赞日本人的朋友打抱不平。然而主题固是一贯的也。
首先我向那两位跑到科学馆后面痛哭的同学，致无限的敬意，假设能把他们的姓名见告，柏杨先生拟赠书两册，略表寸心敬意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想不到中华民族有此青年，我们应快乐才对。至于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请杨女士不必为这个着急，盖硬不承认没有用。人虽是万物之灵，可以选择任何一件东西——好比说，我嫌蓝色衣服不好，可穿黑色的焉；我嫌屋子太小，可住大一点的焉；我嫌胖胖的小姐不好，可追瘦瘦的焉；我嫌坐公共汽车太挤，可改坐三轮车焉——可是只有一件不能选择，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有谁先在空中观光一番，调查了父母的身世前途，品格财富，才投胎的耶？如果连父母也可选，恐怕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累都要累死，至少生下十万八万。若柏杨先生府上，家徒四壁，那些小精灵恐怕都会望望然而去之，还打算有儿孙乎？
父母既是不能选择的，如果父母是中国人，那他就铁定地非当中国人不可，再踢腾咆哮，只能献丑，对事实不能有所改变。我们常看到报上有“脱离父子关系”的广告，那才叫奇文共赏，天下啥关系都可以脱离，只有父子关系如狗皮膏药，硬是揭不下来。一○年代初，有一位满族的什么“格格”（郡主，她在外洋自吹她是公主），发誓非洋人不嫁。那时美国还不吃香，乃嫁了一个英国伯爵，总算打上了如意算盘，可是无论她长得多么漂亮，无论她的英语多么流利。英国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始终是关着的。犹如我们的朋友中，忽然有一位太太是非洲窝丸其族的酋长之女，目睢睢而牙峄峄，过年过节吃饺子或是举行家庭聚会，能请她乎？盖总觉得有点距离，多少有点别扭，不愿因为她一人而使大家均不欢也。在该“格格”想，丈夫的国籍乃妻的国籍，俺这一番成了洋婆子矣，却不知道一旦到了那种地步，她的中国国籍反而更为明显，人人都要挑明她是“中国人”，真是用铁钳拔鼻，都木法度。
法律上的国籍，可以很容易地去掉，大爷大奶只要在美国国土上生了一个娃，便可成为美国公民，但血统上的国籍，尤其肤色有别，便是再大的英雄，再厉害的学问，都束手无策。前些时接到一位人美国籍的朋友寄来全家福照片，一大群小孩，和台北街头的娃儿一模一样，他就是连姓都改成“肯尼迪”，人家照样也要说他是中国人，你说痛哉不痛哉？杨女士那位同学，幸亏她还在中国，如果她已到了外洋，而再以中国人为辱，你想她还能愉快地活下去哉？以己之心，度之人意，可知其梗概矣，一个刚果籍太太如果痛诋她的祖国，并以当刚果人为羞耻，我们对她还看得起耶？
至于说到对赞美日本的人，多有责备，而对美国人乱搞，却没有一个敢作声，其实固没啥可稀奇的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文，吃谁的饭自然就得听谁的吆喝。三十年风水东西转，鸦片战争后，英夷最为当行；甲午之战后，日夷也插上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夷代之出笼。大官之辈整天看人家的颜色，几乎成了习惯。如今既是美国人的天下，只要和美援沾上点亲，不贵焉就富焉，纵是天大的傻子，都不肯得罪衣食父母。前几年教育部一再通令各学堂不准讲日语，而且还派督学之类的官去查，我当时便开腔曰：“因何不准说日语乎？”答曰：“因日语是外国语。”我曰：“然则英语也是外国语，为啥可以乱说？”该官语塞。呜呼，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结果有的见了东洋人发麻焉，有的见了西洋人发麻焉，各走极端。中国弄到这种地步，能怪谁哉？
杨女士的信很长，我们讨论到这里为止，敝大作出版后，当奉上一册请教，多寄的五元六角，不再小家子气退还矣。谨谢，谨谢。
一切为出国
即令老头老太婆凭其人生经验，没有看走了眼，也不见得一定有了不起的价值。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头老太婆，具体地比喻吧，像大学堂教习焉，像中学堂教习焉，像若干大小官儿焉，他们对子女前途最高的境界，仿佛是一系列的，其顺序如下：升小学——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出国留学——在留学国教书或找个机构当差。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尊脑里，孩子们要拼命地升学、升学、升学，一直升到大学堂毕业。然后拼命地出国、出国、出国，一直出到麻省理工学院。再然后拼命地谋事、谋事、谋事，一直谋到一个教习的位置或一个实验员的位置。然后再拼命地——现在已没啥可拼命的啦，只有寄钱啦。柏场先生老朋友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不成文法，子女当博士的，每月寄二百美金回来，子女当硕士的，每月寄一百五十美金回来，子女当学士的，则每月寄一百或八十元美金就可以矣。于是老头老太婆喜欢得就像谁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了一个二百二十瓦的电炉，烧得他们简直坐不住，东跑西跑，宣传儿女真孝顺呀。众人一听，一个个伸长脖子，自叹儿女不争气，仍留在台湾努力建国。于是老头老太婆身轻如燕，认为传种有人，死也瞑目矣。又于是，自然而然地，凡能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才算有前途、有出息。凡难以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不要说当女婿啦，就是当他的上司，他都瞧不起。柏杨先生非常赞成升学，也非常赞成出国，但一个人如果以在美国当教习和当职员为人生最终极的目的，以每个月能寄回若干美金为对后生小子最高的评价，实在觉得有点邪门。不要说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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