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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预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只好走着瞧。
　　徐白先生有信致柏杨先生，对武侠小说于大家纷纷讨论之余，再进一解。这是最最必要的，盖道理越说越明，是非总在人心也。
　　徐白先生认为现在的武侠已不是武侠，已不是“人”的故事，而成了“神仙”、“怪物”的故事。试思哪一个“人”，能一掌下去，只听一阵隆隆巨响，把山都劈下一半？又哪一个“人”，在练了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年八年之后，便可“移形换位”、“飞檐走壁”？只有神仙或怪物，才有如此这般的本领。徐白先生曰：“从前武侠小说作者，如向恺然先生、赵焕亭先生，他们本身就会一些三脚猫四门斗，故笔下写来，一招一式，尚有来源。然而已有一部分荒诞不经，如向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十有六七，每有”超人“表现，不过尚多少知道自制，不像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只会闭眼造谣也。今日人心苦闷，读武侠小说和打打麻将牌一样，有逃避现实之功，似不必苛求，但总应将其”性别“弄清楚，不可使它继续挂羊头卖狗肉。武侠是武侠，神怪是神怪，美国的西部武打片是武侠，中国的《封神榜》便是神怪。徐白先生以为，如果和《封神榜》联了宗，它再荒谬也没人说话。
　　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