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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一系列的人事罢免，乃是正常的人事调动，与李定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李定，要罢免这么多言臣？

郑朗贬放苏轼，真相也有许多人知道的，是因为苏轼言事不经大脑，生活习惯很纨绔，刻意让苏轼下去磨练，然后又担心团练使薪水低，怕苏轼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不够用，让银行汇去五千缗钱，供苏轼用度，此事被时人传为笑谈，也是美谈。前面说郑朗三个学生为相专权，后面说苏轼不当贬放，更是自相矛盾。

李中师与王韶吵得不可开交，改知舒州，舒州自江东圩兴起后，也是宋朝的经济大州，不算太委屈，况且官员升升降降颇为正常，连郑朗立下如此大的功劳，也未一直呆在中书，相反的，又从南方到河工呆了近十年时间，郑朗感到冤枉吗？

最后是王韶开边用意，早经过了讨论，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这不是最恶毒的，最恶毒的是将矛头对着郑氏一门四人，以及曾富二人。六人一倒，可以说改革必将彻底失败！

一个认死理，不顾大局的。一个是神经病的。

赵顼气得心口痛。

范镇仍然不能满足，想了想又说道：“臣再奏，本为新商税法骚扰民间，然中书却变本加利，酷令地方官员生事，自四月以来，衙前强捕枷锁于前，妻儿老小嚎哭于后，浮浪之人，专以诬告谋财，陷良户于囹圄。又于边境生事，本边境不得安宁，却派四名酷吏清查河东河北陕西与京西隐田，纵国家安危于一线之间。”

主持清查隐田的共有四人，包括王安石，王安石也是酷吏。

对人，对事，催毁，全部性的催毁！

赵顼脸色终于变得铁青了。

唐坰很囧，赵顼只当他是神经病，然而范镇就不是神经病那么简单了。

范镇讲完，也从容地退下。

司马光眼中闪过一丝悲哀，唐坰未必是神经病，有可能在豪赌，弹劾后会立即处理，贬官是逃不掉的。可帮助了郑朗与王安石，这是赌以后的回报。

但他终是一个小人物，范镇这是要直接火拼了。

还有另一层关系，他与范镇私交一直不错，郑朗知杭州时，同为杭州诸县知县，虽说受郑朗影响，在家言私，庙堂必须言公，公私要分开，范镇火拼，司马光仍然不想看到。

扭头看了一眼郑朗。

赵顼大半天说道：“范卿，你可知道是何人推荐你返回谏院？”

“臣不知。”

“乃郑公也。”

“若是郑公，臣愿意致仕。”

赵顼眼中冰冷一片，肃声道：“范卿，你也高龄了，既有心致仕，那么回去安心养老吧。”

“臣遵旨。”范镇说道。

赵顼又盯着文彦博道：“文公，你可知谁三番五次推荐你返京为宰执的？”

文彦博可没有范镇那么硬气，贬放洛阳都不情愿了，况且致仕养老，那是嘴上说的，别当真。于是缄默不答。

赵顼继续冰冷地说道：“文公，当时朕对此略有异议，然郑公说人没有远忧，必有近虑。朝堂一怕形成党锢，朋党之害甚于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庆历时隐隐有些苗势，让仁宗弥解下去。但也怕朝堂形成一言堂，虽臣无歹意，却不能开此祸端，那怕臣明知道做事会更艰难。因此富公、曾公与王卿、司马卿、吴卿、吕卿意见各不相同，郑公仍然坚持将许多对改革反对的士大夫调入两府、台谏、两制，以达到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朕听从了，可每次二三更去三司或者西府，看到郑公在操劳，朕于心不忍。昔日朕在郓州，看到的郑公是挥酒自若，还能看到一丝魏晋风范，更是笑容满面，春风怡人。可是近来，朕却看不到了。朕愧疚啊。”

真相揭开。

为什么郑朗拼命地将政敌往两府两制以及台谏里调，异论相搅，各不敢为非作歹，独霸专权！与改革无关，而是怕子孙误解，又使国家出现一个李林甫！

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郑朗付出多少？

赵顼继续道：“举报制度森严，非是最终用意，范卿，一些时日后你便知。虽你为言臣，但不可能国家任何举措，都要经过你的准许，才能实施！”

严厉到了极点。

“边境固然安宁，可是范卿，你知道国家如今多少户了吗？十年后又是多少户！这才是国家最大的危机。郑公，已经在为此着想，包括北方三路，清查隐田，是为来年之举措，用意岂是你所能知之！”

这一句来得没头没脑，但确实是点醒了大家。

几十年来，国家大肆发展，郑朗的带动，江东圩的出现，南方的开发，还是育种的重视，大牲畜增加，也带动了北方粮食增产。国家有可能因为灾害，粮食涨价，但总的来说，不会因为缺粮而饿死人。

比如今年，京城的米价跌到最低点时，一石只有五百文钱，许多人讴歌颂德，郑朗在其中的功不可没。但有相反的一面，因为粮食增产，人口增加速度更快。户部房统计的人口数量渐渐奔向一千八百万户了。眨眼之间，就能奔向两千万户。宋朝面积虽小，耕地面积不少，产量增加，养两千万户百姓可以的，然而继续发展下去，两千五百万户，三千万户呢？

其实有聪明的人已经看到危机。

比如铲佃现象增加，非兼并速度增加，在朝廷控制下，在兼并，但也不算那么恶劣，主要就是百姓数量增加，导致土地紧张，主户这才有底气一再的涨租子。

然而不大明白，与北方有什么关系？

北方粮食产量有限，开垦空间有限，并且隐隐地知道郑朗为了保护水土，也不大愿意开发北方与陕西，京畿附近是迫不得己，国家权利核心所在，若人烟不稠密，会出现危机的。但与北方西方边境联系不大的。

想不明白，一起盯着郑朗。

郑朗不说话。

这个问题仅是少数几人知道，赵顼母子，他们二人必须解释的，记住了，这是皇权时代，这两个人就是宋朝的天，宋朝的地，没有他们同意，后果十分严重。

还有曾布，吕惠卿也有才干，可是一个噬主的人物，但对曾布，郑朗十分器重。以及几个学生。让他们知道，也是采纳众长，补充完善。

赵顼下面的一句，大家容易明白：“西夏、契丹边境多有汉人，为何我朝没有吸引力？非是我朝不富，乃是边境太苦，他们看到的听到的，还不能让他们心动。”

足够了，比如收复幽云十六州，契丹幽云境内一大半是汉人，有一半人支持，不要说后面，就是宋太宗也能将幽云十六州收下来。若境内汉人不支持，就是将来，收复幽云十六州时还是天大的麻烦。

同样的，西夏境内汉户同样不少。

但这时民族观并不强大，管你是汉户或者蕃户，除非生活差距到天壤之别时，几个国家统治了这么多年，谁愿意投降你？

“郑公说今天财政收入稍稍好转一点，前几日进宫侍讲，还劝说过朕，这几年国家有惩弊端，进行了种种改革，虽说一动必然引起争议，然大家皆很操劳，劝朕今年不得裁减臣工的赐度，朕一度默认了，可是今天让朕十分失望！”赵顼一口气说完，不顾朝仪，一挥袍袖，离开朝殿。

大家大眼瞪小眼。

司马光看着范镇，微微叹了一口气。

范镇纯是弄巧成拙，若没有他的进谏，凭借唐坰的神经病，文彦博未必能下去，可是他的进谏，文彦博不得不下了。而且老朋友，今天也似乎中了邪！

不但他，许多人看着范镇想摇头。

说王韶没事，说李师中也没事，那怕说李定都没关系。

偏偏说了郑朗师生四人。

严格说是师生关系，可郑朗从少年时就不承认这种师生关系，只是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以平辈论交。就算是师生关系又怎的。看一看韩亿八子，吕夷简四子，范仲淹三子，还有，文家的人，大名府三槐王家的人，应天府虞城王家的人，曾家，章家，等等。宋朝有避嫌制度，仅两条，至亲的人，这个至亲非是五服，而是三服，同在中书为东府宰相，才需要避讳，毕竟国家最重要官职就是中书宰执。第二个有人在中书为相，又有人在台谏，也需要避讳。这个避讳更严重，这才有范纯仁担任是监察司使，而非真正言臣的由来。

其他的，或者象郑朗这种暧昧的师生关系，还需要避讳，那么文家吕家的人也不想活了。

范镇得罪的可不仅是郑朗，而是一个个顶级士大夫家族。

再说，这师生四人有没有拧成一条心，想专权，相反，若不是郑朗居中调节，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就捋膊上阵开战了。还有，能牵连到曾公亮与富弼吗？

还有，最致命的一条，范镇想做什么？国家欠负巨大，西夏屡屡入侵，无论经济或者军事，皆离不开郑朗。将郑朗弄下去，不用说，国家大厦本已在倾斜，那么有可能自此以后，整个房屋会倒下去。以前自己也有弹劾，可仅是针对事，非是针对人。

看来老范今天是犯糊涂了。

郑朗走到范镇面前道：“景仁，我在杭州时，你看到的大约是我喜欢多事。皇祐为相时，我十分安静，可你又不在庙堂上。这次我为相，你在庙堂，又看到了我多事。不错，我此次改革是带来了许多争议骚动。皇祐那次主政，我十分安静，然仅有理财之功，国家的弊端却在增加，仅是因为财政良好，被掩饰下去。就是河工这样的利民之举，还引起骚动呢，况且执政。清静无为，天下大治，你好我好他好，谁不想？然而有几份可能。今人看唐朝，动辄称前房杜，后姚唐，姚唐虽好，与我在皇祐一样，仅是修补，兼并严重，府兵制破坏，均田制破坏，这三项重大时弊一样也没有解决。若是解决一样，何来节度使专权，又何来安史之乱。虽在杭州我引起种种争议，今天杭州是什么样子？君不想国家未来几年后，变成一个放大的杭州乎？庆历之争，成为国家伤痛，君还想再走这个回头路？”

然后叹息一声，走了出去。

此次朝会之争，由西北变成了郑文二人之争。

很伤很痛，文彦博苦逼了，再也无法呆下去，上书请求外放，赵顼准许，范镇胃口太好，不但想吃下郑朗四人，还包括曾富，赵顼误以为乃是文彦博的主意，十分不悦，又将他发配到洛阳养老去了。范镇直接致仕，唐坰发配到南方。

郑朗这一边同样很伤，范镇提了出来，多少有些忌讳的，曾公亮、富弼、吕公著、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样上书请求外放。

这是不可能的，曾富二人看似不重要，实际很重要，一是大旗，二是挡风，三是资历深，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王安石更是改革的重要大臣，司马光则能起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纽带，使朝争不会恶化，吕公著性格安静，可他是吕家子弟，有他在，就能起到与豪门的妥协作用。并且六人皆有才干。

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若是师生避讳，且不说后果，就说人才，一批老臣先是凋落，能担任宰相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郑朗师生五人，包括范纯仁在内，皆可以说是位于其中。无论怎么避，也绕不过去。

是好事，也是坏事。

赵顼不准，曾公亮再三请辞，这几年确实让他感到很累了，争吵几乎没完没了，从治平时就开始吵，这一吵就是七八年之久，而且他担任宰相，也有近十年时间，按照规矩，也到了下的时候。

不但连写了几道辞呈，还央求郑朗，俺老啦，七十多岁了，让俺息一息吧。郑朗无奈，让曾公亮判应天府。又让吕公著判永兴军。主要这个枢密使不揭开没事，一揭开是有些忌讳。

三相下，陈升之即便夺情，也未满百日之期，赵顼于是再做人事调动。让王珪任参知政事。

随着又有人事调动，以富弼为昭文馆大学士，担任平章事，反正郑朗死活不担任首相，得让前面有一人顶着。吴充为枢密使。又诏蔡挺返京，担任枢密副使。

东府变成富弼、郑朗、王安石、王珪，西府变成吴充、司马光、吴京、蔡挺。

对郑朗很有利，没有文彦博的号召力，反对派的人心群龙无首，也就散了。再说王珪性格软，吴充经赵顼开导后，虽心里面仍有一些不悦，但渐渐与郑朗不恶了。蔡挺更不用说，那是郑朗的铁杆支持者之一。

但未必是好事。

郑朗又提议，让吕大防为枢密副使，此乃一个良吏，正直敢言，军事民政上皆有作为，但对改革派略有微词。总之，郑朗拼命地让朝堂不能变成一言堂，那怕自己困难一点。

其实到了这时候，再加上郑朗那句“异论直搅，即各自不得为非”传了出去，更多的人对郑朗产生敬重。当然，举报制仍然带来巨大的反对声音。不过随后收了起来。

郑朗与八十几名商人经过三天艰苦的谈判，各自退让一步。

第一天，郑朗说朝廷退让一步，降低举报罚没数额。

普通货物由原来的二三四倍罚款，变成一倍、一倍半、两倍罚没。但奢侈品体积小，易于变成“水货”，罚没制仍然森严。

诸位商人不满意，即便罚没一倍，一倍半，他们的生意那一次数量不是几千缗，最大的能达到上万缗，那一次罚没，损失都很巨大。

第二天郑朗又提出一个方案，住税由百分之三减至百分之二，往税最多上限为三路。也就是商税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八之间。前者是真正的减税，后者为了偏远商人的利益，比如从成都府路至京师，从水路走运输成本很低，然而要经过六七路管辖区，仅是往税就达到百分之十几。

其次是照顾豪强，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以前豪强哪里征什么税，连两税都不会上交，现在连商税也征收，心中不服在所难免。因此郑朗做了妥协，单次货物达到五千缗者，商税减半。也就是中小商人交一千缗钱的税务，他们这些大户人家因为货物多，仅交五百缗。朝廷也有了台阶下，不是说对豪强妥协，而是说鼓励货物流通，大批货物流通，不但能给国家带来税收，还利于各地物价稳定。

这些货物的减税包括奢侈品。但不包括两样商品，一个是茶叶，一个是矾，本来专营改成商税后，两相收入仅是勉强持平，若再让税务，那么茶矾通商法有可能失败。

此乃郑朗底线。

至于举报制，郑朗死活不妥协，能降低税务，再于税务上进一步照顾，但休想停止举报制，不然无论怎么降，各地商贾避税情况仍然发生，这也是郑朗底线之一，不可能做任何妥协。可提出这个提议后，这些商人代表们眼中却闪过光亮。

郑朗又说道：“另外，我还做进一步的退让。”

那就是对罚款的处理。

仅是八个月，各地罚没的商品，以及罚款多达近七百万缗钱。其中一半奖励给相关的举报人与衙役，能不眼红吗？有的人一次举报后，就能得到钱帛几千贯。盯的人会有多少？故仅是八个月，罚款达到七百多万缗，每个月仅是罚款几乎达到一百万缗钱，可想下面的引起的轰动。其实还没有严厉执行，许多官员包庇了，否则这个数额会翻上一倍。

一半钱变成奖励，到了私人腰包，不可能收回来了。

还有一半，郑朗代表朝廷，并不想挪用它，将它择出来，一半返还给各个被罚主，稍稍抚平他们心中的一些气愤。再有一半，存入银行，分成十年时间，每年大约能抽出二十余万缗钱，作为师资。

然后让两广、荆湖南路以及夔峡四路稍稍开化的地区，开办地方学校，这笔钱朝廷不出的，若是各地蛮部与蕃部连学校的钱都舍不得出，先生去了哪里，很有可能也不会尊重，便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学校由各地自发出资建设，再由银行将钱交给慈善会，由慈善会每人给二百缗钱的年薪，雇佣邻近各地区学校的落第举子，前往授课。那么可以雇佣一千名举子，开办三四百所学校，进一步开化各边区的蛮人。

这些钱非是用罚款名义充入各地学校的，乃是用捐款名议纳入各地学校，聘请老师。若是这些罚没商户再表现好一点，以后可以以此作为善款，进入良户行列。

良户也是郑朗推动起来的。行政手段终是落了下乘，因此郑朗通过种种诱导，慢慢对豪强的贪婪做一些改变。这便是夫子所说的德化，郑朗所说的治国上道，但很难，只能说做，比不做好。不过这个作监的股契分配，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各个作监股契以良户优先，只要进入了良户，意味着便会有更多发财的机会。用此来逼迫豪强减缓兼并，不为非作歹。

这样一来，不但得到义名，还得到一个进入良户行列的机会，虽罚了款，损失大，也能算是进一步的弥补。妥协诚意十足了。

更多的人色动。

但当天还没有谈好。

接着来，到了第三天，有人提出一项新的方案，同意朝廷继续执行举报制度，不过请求郑朗再次妥让。也就是若货物款项达到两万缗钱后，税务减至三分之一。若是达到五万缗钱后，减到四分之一。若是这样的话，他们会代表各地商贾，再也不反抗朝廷的征税，相反的，会十分配合。

随行的张方平纳闷地问了一句：“你们行商，有几回货款能超过五万缗？”

宋朝生意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