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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不能断章取义，进谏也是如此，不能载取某一时间段，而要从前后起因说起。

“我相信大家其实心中皆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我朝苟和，使西夏将我朝当成了更软弱者立威。就算以和为贵，就算陕西百姓乃是刍狗，不过面对一个弱小的西夏，我朝都软弱如此，越侵犯越要以钱帛以买安其心。各位莫要忘记了，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郑朗一指契丹。很简单的道理，西夏能用出兵的方式勒索，为什么契丹不能用这个方式，再勒索宋朝增加岁贡！

一旦契丹与西夏共同出手，天塌了！

这是不可能的，辽圣宗不及萧燕燕，辽兴宗不及辽圣宗，耶律洪基已经息菜了，就算有几个头脑灵活的大臣进谏，契丹朝堂如今乌烟瘴气，顶多用上十万缗钱，将一些弄臣收买，由他们做代词人，契丹便不会有任何作为。

然而没有金手指，那一个宋臣知道？

对西夏的态度仅是想苟和，对契丹的态度那是畏惧到骨子里。

一句，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怂啊！郑朗看着诸位大臣的反应，心中悲鸣。又道：“故我当时提议，有几条用意，不会因此而吓退梁氏，这是一个疯狂不可理喻的人，但能安抚民心。”

许多人听后，心里也在说话，民间舆论如此，还不是你弄出来的。

“我朝软弱了，梁氏疯狂的进攻，我朝不作不为，最终西夏所有诸族都会对我朝产生轻视的心，便能让西夏最终上下一心，这会很可怕的。适度地反击，梁氏不会害怕，可诸族心中就会产生犹豫。西夏最强的兵士出自横山，横山自北而南，皆在我军报复范围之中。他们心中犹豫不决，纵然梁氏疯狂，上下不齐心，危害必不会很大。适度的反击，能使陕西将士士气稍稍振作，能使契丹看到我朝军队战斗力的强大。一举四得，如今怀德军大捷，前线将士浴血奋战，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诸位，不怕寒了这些将士的心？一旦这些将士心一起寒了，畏敌不战，边防还能安全吗？狄青去世，一个个叹息。为什么在他生前对他不好一点。父母去世，一个个悼念，为什么不能在父母在世时，对他们孝顺一点？这样的低级错误，为何诸位身为天下重臣，大宋精英，一犯再犯！”

孙昌龄道：“郑公，非是如此，臣工们多有异议，乃是害怕武将自此以后生事矣。”

郑朗摸了一下胡须，分卸宰相权利，自己做事更困难，建全台谏，导致反对自己声音增加，自己算不算作茧自缚？答道：“这个等下回答。我再说此战第二个意义。有许多人用国家财政困难来反对西方用兵，似乎是有道理。故自去年起，大肆裁兵，但就是这样，仍然保留了六十万禁兵，厢兵三十万，河北河东陕西与南方各州县的乡兵达到近十八万兵马，还有七万蕃兵，一共是一百一十五万。还不计各类义勇、弓箭手、壮丁、保丁，若计，数量会达到两百多万。为何？养兵费用最高的二是河东，一是陕西，又为何于陕西留防三十多万各种正规兵士？答案只有一个，保卫国家，防御外敌侵犯。未必会用他们来开疆拓土，可少了他们，马上边境上就会烽火连天。兵是如此，将也是如此。霍去病能率八百兵士纵横千里，赵括能不能做到？庆历战争，最大的成就造就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士大夫，韩琦、范仲淹、庞籍、王尧臣等等，也造就了一大批名将，狄青、张亢、种世衡、王信。然而这些名将多去世了，士大夫仅剩下我与韩琦二人。不过此次绥州与怀德军两战，我看到了蔡挺、王韶、章楶三名文武兼备的士大夫，也看到种谔、种古、燕达、刘甫、窦舜卿、杨燧、刘昌祚、姚兕、姚麟、苗授、王光祖等将领的风采。国家不缺士大夫，缺的乃是那些顶尖的士大夫，国家不缺将领，缺的乃是那种名将。但不经战事，我们又无法识别何人能为将，就象当初朝廷任用葛怀敏一样，皆以为是名将，若不是我侥幸去了泾原路，可能会贻误国家大事。当然，看到一些将才，未必让他们生事，但我们能清楚知道兵事来临之时，用何人为武将指挥。”

无可非议的。就象当年狄青在延州，朝中大臣不知不觉，相反的，处处掣肘，然而狄青前面一死，后面许多士大夫对延州局势仓皇无主。

如今武臣有几千员，武将更多，从团指挥到指挥使，再到都头，多不计入官员行列，但数量庞大，多达三四万人。如何知道这三四万中层将领有军事天赋？

谁也不清楚。

即便不打仗，能看到那一个将领有军事才能，其意义都是非同小可的。

算是一个说法。

郑朗又说道：“为国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则疲民，畏则遗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举国入寇勿得应之，其实是畏用兵也。虽仅保障戍，实则落入下风。故汉高祖得天下，还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叹。其间轻重，请诸位三思。”

这才是讲道理。

又道：“至于西夏会不会生起更大的兵事，我也不想隐瞒，梁氏以为我朝乃是更弱小者，故每每用入侵我朝以当成立威工具。此次大败，必犯泾原，我已经与西府诸相做了协商，非是举国战争，泾原路惹起的事，还是让泾原路自己解决。请大家放心吧。”

战争未必平息，有什么想法，请过一段时间再说。

这就是郑朗执掌三司的好处，利用职权之便，给了泾原路充分的支持，随后又调去了一些将领，仅郑朗记得的名将就有几十名之众，郑朗利用在西府的时机，一一将他们找出来。

王君万与其子王赡，此时在秦凤路。甘谷城表现出色的张守约。韩琦引荐的名将王文郁。祖辈灵州人氏名将周美的孙子周永清。刘怀忠之子刘绍能。韩绛曾推荐的武将李浩。在南方时就得到郑朗重用的和斌。小将如今仅是一名小小的都头，秦州刘仲武。德顺军陇干曲家的子弟，被秦凤钤辖刘温润赏识提拨的曲珍。青州拳王，贝州之时就有战功的老将刘阒。后来闻名天下的铁血大将郭成。才是一个小卒子让郑朗暗中提拨为指挥使的开封贾岩。还有另一个开封子张蕴。亳州小将张整。

等等。

这份名单上，让郑朗注意的大约有五十几名将领。其中三分之一，郑朗不好判断，只能暗中进行一些注视，看其未来的成长。还有近三十人，这些将领军事才能都是可以基本断定的。

每一个人皆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杨文广。

王韶担心梁氏会报复，郑朗也担心，于是调拨一万名兵士进入泾原路，对其提供支援。也只有一万人，不敢多，多了国家没有太多钱帛可以浪费。

顺便着将王文郁、刘绍能、李浩、刘仲武、曲珍、郭成、贾岩、张蕴调到怀德军，没有刻意提醒王韶，这就要看王韶有没有眼光将这些人找出来利用。即便王韶未发现，经过实战，也利于这些将领成长。

接着又让周永清为泾原路钤辖，训练士卒。

仅是名将级别的将领，泾原路就几乎达到二十人，大半集中在怀德军前线。

再者，又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武器物资。

唯独的就是没有干涉怀德军怎么去做。

一万人的军事调动，规模不算是太大，并且确实在打仗了，增援一万人，很正常。至于武器物资，早在几月前就在一直暗中调动了。泾原路在不露山不露水的增加了雄厚实力。

司马光略有些担忧，问：“若是梁氏举国来犯，以泾原路一路兵马，恐怕难非其敌。”

“君实，这一战，怀德军几名大臣与将领可圈可点，并不亚于在绥州的郭逵，西夏攻打绥州，也几乎是举国来犯，可曾得功乎？必须将它控制在一路之内。虽难，也谓必然。月初陛下下诏，复减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年关将近，后宫妃子公主们，以及士大夫的恩赏却逐一裁减，何故也？国用不足，欠负太多。虽是逼不得己的反击，但必须将规模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此诏与郑朗无关。

是赵顼的想法，但许多人也将仇恨记在郑朗头上。

后宫妃嫔以及公主们，还有赵念奴拿出一些钱帛做补贴，但那么多士大夫，赵念奴不吃饭，作坊的钱也不够分配。

这也是士大夫反对的原因之一。

两场战役，花费多少，现在不得而知，最少不会低于一千万缗钱。有这一千万缗钱，分摊到士大夫身上，那将会过一个快乐的元旦。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在座的未必就服气了，可还能说什么？

只有更多的人怀疑，一旦梁氏举国来犯，怀德军那几个臣子与将领是否真的能对付过去。

郑朗没有管他们想法，命人将大地图撤走，又说道：“边事归边事，年关将近，我在里有一个想法，与大家协商协商。朝廷在各地都有欠负，夔峡四路除成都府路外，其余三路都很穷困，然多是羁縻之地。本来以前我想去主持开发的，因为种种，未能去成。这三路虽穷困，欠负不多。至于其他诸路，最紧张的便是陕西路与河东路。陕西路本来开发成熟，因为困于兵革，停滞不前，程师孟前去主持水利，实际也是休生养民。暂时不用急。然后便是河东路，河东路也困于兵革，本身多是山区地形，乃是我朝贫困地区之一。今年财政会有些积余。”

赵顼这时也长舒了一口气。

财政报表未出来，因为郑朗就在三司，知道一些情况，即便两场战事花费了一些钱帛，今年财政还是很乐观的。黑暗了近三年时光，今年终于出现一抹光亮。

一路走来，多么地不容易。

“诸位，我有一个想法，先行将河东路欠负偿还。我曾估算一下，大约积余与河东路欠负相差不是很大。先行让河东路进一步的恢复。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诸位，可记得太原与凉州在唐朝时两大特产？”

这一问，大家真不易想起来。

吕惠卿道：“郑公，可指毡毯与葡萄酒业？”

郑朗心中无语，所谓的奸臣，多也是有本事的人，大约多指吕惠卿这样的人物。

他额首，道：“就是它们。不过唐末烽火连天，两地两个特产皆已破坏。凉州还有皮革业，不过技术反而落后了。至于葡萄，早看不到有多少人种植。并州更是如此，畜牧业多化为农业，原先葡萄酒业破坏，后来我朝改为榷酒制度，酒曲乃是朝廷所出，私人不得拥有酒曲，酒曲技术虽进步，多是指粮食酒类，果子酒却越来越少。葡萄酒更是每况愈下。坊市里有葡萄酒，好一点的皆是从西域与大食那边进口过来的，虽味感佳，价格很是昂贵。故我有一个想法，请大家参考参考。”

这个参考参考是假的，一般郑朗很少说，说出来必落实，顶多做一些谦让。

但做做样子，让大家感到尊重，最少在反对自己时候，留一份情面。

“历年来的欠负，即便是河东路，数量也十分庞大。如今朝廷将这些欠负一一偿还，是几千万缗之巨。这么多钱帛加上少许的利息，归还到河东路，若引导不当，会带来许多想像不到的后果。例如兼并再度开始，例如胡作非为，例如大肆浪费，若此，诚为可惜也。”

这个很有可能的。

若那样，非是造福百姓，而是害民。

“故朝廷可以做一些诱导，使这些钱帛向正当的方向流动。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我就想到了这个葡萄酒，唐朝时河东，特别是并州葡萄酒十分有名气的。我几月前派人前去西域，出高价聘请一些西域的酿酒大师，或者葡萄种植庄户，来我朝指导百姓酿酒，种植葡萄。再以并州为中心，将八州二十几县酒务全部实行实封投状制。不过考虑到葡萄成长的过程，以及对技术重新的摸索过程，以十年为限。其一，能使这部分退还的钱帛正确疏导。”

几乎所有人都苦笑起来。

榷酒收入最多的两浙与陕西，其次河北路，河东路也不少，虽人口不多，一年收入却达到八十万贯左右，几乎与整个京西路相当。两浙酒业发达乃是经济条件好，陕西河北河东酒业发达，乃是驻兵多。若考虑到彻底地开放酒曲，以及葡萄酒的利润，十年的拍卖，朝廷偿还欠负后，能收回来一半。这算不算敛财？

郑朗看出诸人的心意，道：“我知道你们想什么，想错了。葡萄酒从西域过来，不贵也贵，若河东路能使其酒质量与西域的相仿佛，价格又便宜了八成九成以上，也会象唐朝一样，风靡天下。暂时的投入，未来收益会很可观。自改革以来，朝堂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天下乃是精英的天下，不能使他们利益受损。一派认为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豪强贪得无厌，已经违害了百姓与国家。两种想法，两种态度，前者认为我做得太激进，后者认为我做得不彻底。若不是小心翼翼，我想我此时，两面难为人了。”

“天下肯定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天下人包括国家，豪强与平民。于是我拼命的兼顾。那有那么容易呢？执行过程中必然伤害了一部分人利益。但有一点，平民太苦，最少能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限。因此伤害的豪强利益最多。不过我也在想方设法做补偿，包括这个眼下这个酒务大肆转让，正是谦让的一种。”

还不明白吗？

能参与到酒务拍卖行列，平民成么？

“最后就是河东百姓的生活，河东地形不好，百姓生活太苦，一旦葡萄酒业盛行起来，种葡萄的人也会多起来，就会给更多的百姓一条活路。这就是我的想法，请大家想一想，可有通过的可能？”

还有一条未说。

一旦成功，会出现许多民间酒作坊，这些就是工业，也能带动商业发展。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开源，天下经济乃是总和不变的，开了这个源，必伤害另一个源，乃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个说法不对。

比如酒，这个地区产量高一点，未必能使另外一个地方产量下降，百姓多喝一点，就出在里面。

“这倒是良策。”曾公亮道。

有前例，福建路论地形比河东更恶劣，但养活了一百多万户百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肆种植荔枝等果树与茶树，副业发达，弥补了农业先天条件的不足。

茶叶彻底的通法，断绝了许多人的想法。

又来了一个矾通商法，使得反对的人再度增加。

但有一条无可否认，郑朗良心用苦。

郑朗又说道：“人无完人，物无完物，任何人皆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任何地区有忠厚的长者，也有刁滑的小人。太史公乃是史学家，非是政治家。然自太史公修史记，将各地百姓划分以来，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对太祖与寇准产生影响，认为北人忠厚，南人刁滑。太祖英明神武，但在这方面略有些错误了。蔡襄出生于福建，难道不是温润的君子？范仲淹出生于苏州，难道不是士大夫的典范？我国包容南方，若是一味以南北划分，让南方百姓何以心安，又何以安定？况且东南六路承担着我朝大半的财政收入来源。还望诸位三思。”

这是有原因的，诸法改革，包括均输法，计达五大项，多少引起一些骚动，一些官吏又没有做好，作为主要负责的官员之一薛向资历浅，声望低。言臣刘琦与钱顗看不习惯，进谏道，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反对声音多，连大小苏也卷进来，不知轻重地弹劾了一些官吏。

郑朗连忙将大小苏喊到家中，怒斥一顿。别人能反对，难道你们也拆我的台？两人老实下。不过刘琦与钱顗一直没有停下来，王安石恼怒，发生争执。两相火拼，刘钱二人是干不过王安石的，被王安石火拼下去。司马光认为不大好，朝堂保留一些反对声音未必是坏事，至少证明郑朗能容人。因此力保钱刘，不得功。

司马光一怒之下，找到郑朗。

郑朗心中一点气没有，那也是假的。

但最后想了想，钱顗家中贫困，又劝赵顼将钱顗留了下来。

钱顗没有领情，公私要分明的，又弹劾孙昌齿昔日官任江宁时，奴事王安石。于是因王安石推荐，得为御史。当思君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我视君犬彘之不若也）。

也太难听了，孙昌龄心虚，不敢辨，说另外一个言臣王克臣阿奉当权，欺骗圣上。赵祯大怒，让你们做御史监督群臣，辅助君王，现在好了，一个个开始窝里斗。一怒，又要贬。

这一贬非同小可，将会撕开更多的仇恨。

郑朗无奈，放下手中事务，对赵顼开讲，讲赵祯时的故事，为什么范吕二人能变成那种样子？前事之师，不可不借鉴。赵顼收回诏命。但没有安抚住，吕诲连王安石与吕惠卿十条大罪。司马光闻听后，在朝会之前，再三进劝，吕诲不听。

王安石与吕惠卿忍无可忍，不是气量小，三次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事务很多的，郑朗累得不行，他们同样累得不行。感到憋屈，于是联手倒吕。王吕联手，谁与敌锋？吕诲倒。

不能全怪王安石，吕诲这些人做得也略有些过份，不识大局，郑朗不能责备，为了安抚一些大臣急躁的情绪，只好又将钱公辅与郑獬二人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