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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遍红楼-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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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今日所见抄本之面貌。我的认识较倾向前一种判断——应为十出。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究竟是车氏遗稿本就存在还是邵锐过录时不慎而造成的呢，因无证据不敢遽定。倘若吴县潘氏所藏车氏遗集稿本仍在人间且公之于世，他日定当勘对原藏，以大白于天下。
至于《北红拂记》戏文具体内容，尚需研读、标点、待整理定稿后全文公布出来，以待赏评。且本文已经较长，无法容纳戏文，祈请读者谅之宥之。
五、抄本《北红拂记》的文献价值及其他
曹寅是清初文坛上一位奇特的天才人物。他独特的家世、地位，以及他的天才和创造，使他有机缘同当时的一流学者文人相识相知，诗酒往来，交谊甚深。而他博闻强记的头脑和海纳百川的胸次，又使他的学问得到拓展和升华，成为当时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独特的家世与地位，乃至他的早逝，又使他在清初文坛上一闪即逝，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成为一个有“踪”无“影”的小人物。
曹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从20世纪初新红学开创之际开始的，他沾了孙子曹雪芹的光。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曹寅在红学、曹学研究中的地位、价值，仍然没有得到更广大的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尽管“千山曹寅”四个字价值万金，成为祖籍争论的“顶门柱”，但他的成就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深刻影响却被许多研究者冷淡了，疏远了。
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台湾的顾献棵早在1963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霜和（石头记）的学问》 ，文中有几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曹学”绝对不是好像抽烟喝酒似的过任何“癖”的瘾，“曹学”是纯正的文艺批评！
“曹学”是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学问。
“曹学”应该是我们每一所完全的大学里文学系的必修课，文学院及其他学院的选修课。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这几段文字写得很有眼光，有激情，也有诗味。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绝好！这才是“曹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曹学”，“曹学”，绝不能只有“曹”而没有“学”，但也不能只有“学”而无“曹”。惟其如此，“曹学”才能为读者大众所认同、所接受，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曹学”！
我个人始终认为曹寅是“曹学”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是“曹学”的支力点。倘若真正使“‘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仅仅依靠《红楼梦》文本，“曹学”只能仅得其半，另一半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放在曹寅的文学成就及其深厚的文化意识方面。
综观曹寅一生，我看他是充分利用了康熙皇帝赋予他的某些特权去发展自己的文学天地，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业绩。他个人的天资与勤奋使他不仅擅书能画，而且在诗词曲三方面成就卓然。今传世的《楝亭集》内收诗最多，词次之，文较少，曲竟然被拒之门外。然而在曹寅自己却认为“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 但是在清代戏曲史上，曹寅却没有一席之地，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看法是：
（1）曹寅生前忙于织造事务之外，主要精力放在迎銮陪驾和校书、刻书上。送往迎来和皇上交办的“硬”任务，使他无法分心创作更多数量的戏曲作品，即使创作出来的《北红拂记》、《续琵琶》、《太平乐事》等杂剧，演出的范围也仅在三五好友之间，圈子极为狭窄。 作为戏曲不进入梨园，不能与民同赏，其“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
（2）尽管清初戏曲已经初见繁荣，但在上层文人中仍然有不少人把戏曲视为“消闲”而已，写戏制曲只是小道末技，是登不上文学殿堂的“俗”事。因此，一些顾及声名或有头有脸的文人即使偶或为之，亦不愿自暴身分，怕辱没了自己的门楣。 曹寅自署“鹊玉亭填词”、“柳山居士”，恐怕也是受到了时风的影响。这种看似“自谦”的署名多少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广泛流传。例如，到了20世纪，连戏曲史专家也不知“柳山居士”是何许人，“惟知其约为乾隆时人。”
（3）曹寅一向对自己的作品不甚珍惜，甚至随写随弃，加之他的早逝，使仅有的一些作品散失残损，无形之间使他的作品流传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当然，他的作品仅在三五好友中流传，待好友一日仙逝也随之风流云散。
（4）曹寅创作的戏曲略少且流传不广，没能为后人广泛认识，因此导致他在清前期的戏曲史上失去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索一下，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与曹寅的家世（包衣下贱）、地位形同宫内的另一种“太监”（还有皇帝“耳目”之嫌）自有相当关系。老一代与寅相熟相知的汉族文学名士相继去世，而新掌权的一代汉族文士多看不起八旗（特别是包衣人）文人的情况下，曹寅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就渐渐消失，这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使在曹寅还活着的时候，实际上已露端倪。诸如一些汉族文人虽然表面上写了一些序跋，甚至赞赏有加，但他们不少人在刊行文集时又都偷偷抽下了与寅有关的诗词或序跋，恐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了。曹寅自己所说的“树倒糊狲散”，实际上不仅仅指他自己家庭的命运！
不论如何，曹寅还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些作品。尽管数量太少，但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已够宝贵的了。总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认识曹寅在戏曲创作上的造诣和贡献。抄本《北红拂记》及其前序后跋、硃批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清前期戏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深入研究曹寅的个人生平事迹、文学才能，乃至他可能给予曹雪芹创作思想、艺术修养带来的深刻影响，都将是一份可靠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因此，我认为抄本《北红拂记》的存在与不论发现的早晚，都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同时，我还认为当今的红学研究不仅要大力提倡吸收新理论、新方法，同时也应当大力倡导学人远离浮躁，坐下来钻进去，为今日和未来的红学研究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抄本《北红拂记》的发现实属偶然，但这种偶然也提示了我们：尚有不少红学的、曹学的文献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相信红学研究会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但我绝不相信某些人预言的红学研究即将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对于未来，我永远充满信心！
2004年12月19日
注释：
① 胡文彬：《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其内容》，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四辑，第258—259页。
② 曹寅：《移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载《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74—75页。高竹窗，即高士奇之号。
③ 张云章：《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赋呈》，载《朴村诗集》卷四叶五，周汝吕《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1976年4月第一版）第440页著录全诗。
④ 曹寅：《题马湘兰画竹》立轴，见香港出版《名人书画》第十集第二幅。跋文未收入《楝亭集》文钞，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册）第504—505页著录全文。
⑤ 曹寅患“耳闭”之疾。见于《楝亭词钞》。如《贺新郎》下注：“又昭同患耳闭，读其十叠迦陵韵词，喜而率和”（616页）。又，“午间小憩耳闭少愈……”（618页）。《楝亭诗别集》卷四有《赠杨舜章二首》，其第二首提到“耳闭”之疾（576页）。诗云：
有耳丁东如梦雨，无牙列缺不关风。
眼前又是前尘事，却向嬉斋唤盹翁。
寅又有“嬉翁”、“盹翁”等别号，参见《光明日报》1982年2月3日敬堂文，2月24日潮汍文。
⑥ 王景文一名阿见，一见于《北红拂记》“柳山白识”，“命王景文杂以苏白”；一见《太平乐事》第九折《卖痴呆》后有立亭题记，文云“宾自半出曲师王景文，……倚柳山先生十年”。曹寅家有曲师当不止王景文一人，《楝亭词钞》内有《念奴娇》词，词牌下注云：“题赠曲师朱音仙，朱老乃前朝阮司马进御梨园”。又，《楝亭诗别集》卷三有《与曲师小饮，和静夫来诗，次东坡韵》。曲师者，或为王景文。吴新雷先生《曹学小札》中有《曹家曲师朱音仙》考，可参阅《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44—145页。
⑦ 梅梅谷，生平事迹俟考。曹寅《柳山自识》中云：“梅谷云：优于王实甫”，可知梅谷与寅友善，有诗唱和。《楝亭诗钞》卷二《十四夜东署看月，与叶桐初、梅梅谷同用才字》（第76页），诗云： 高楼玩月独徘徊，东署荒凉今夜来。
修饰似曾须斧凿，清真谁谓出尘埃。
桂枝竹叶连秋草，山影河光半酒杯。
自信端忧无暇日，绿苔堪惜谢家才。
⑧ 尤侗：《二月二十八日揖青亭看菜花作，同荔轩、彭访廉、余广霞、梅梅谷、叶南屏、朱赤霞、郭鉴伦》诗，载《艮斋倦稿》卷五叶三，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351—352页。
⑨ 尤侗：《题北红拂记》，见《艮斋倦稿》卷九叶十六＇壬申＇，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353—354页首录全文，各家所云《北红拂记》事均援引此文。
⑩ 尤侗、毛际可、朱彝尊、程麟德、杜琰诸人均与曹寅交往甚厚。他们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康熙朝部分。此外，（清）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李浚之编《清画家诗史》、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康熙朝卷）、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专书中所附人物小传中均有相关记载。王裕、佚名氏生平不详，俟考。胡其毅，明遗民，字致果，号静夫，江宁人，平生谦谨自持，至老不变，为诗亦尚冲淡。著有《静拙斋稿）（卓尔堪《明遗民诗》）。曹寅《楝亭诗钞》卷二有《和静夫谢送惠山酒》，卷三有《闻静夫伤臂口占二诗慰之》，卷四有《题胡静夫藏僧浙江画》等。《明遗民诗》选胡其毅诗《宿曹公西轩送秋作》，诗云：
枕籍西轩静，潇潇雨在林。
向来安梦境，独自耿耿心。
冷绿蕉宜醉，春温布作衾。
老年知物候，林下泯虫音。
由此可见曹与胡之间的亲密关系。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第73—81页。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考》（草创于1950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卷八收入曹寅小传： 曹寅（1658—1712），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先世为汉族，祖籍河北丰润，迁居辽宁沈阳。入旗籍。官通政使、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政。工诗词戏曲，当代文学名流，皆相交往。性嗜学，校刊古籍甚精。将元锺嗣成之《録鬼簿》，收于所刻《楝亭十二种》中。好射，以为读书射猎，自无两妨。诗出于自居易、苏轼之间。有《楝亭诗钞》。《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其孙。
传后为《太平乐事》、《北红拂记》考。《太平乐事》考文云：
《今乐考证》著录。康熙间刊本。杂剧一卷，署柳山居士，南京图书馆藏。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剧凡九种，一《灯赋》、二《货郎担》、三《卖痴呆》、四《太平有象》、五《山水清音》、六《风花雪月》、七《日本灯词》、八《龙袖民骄》、九《丰登大庆》。收纪京华上元，罔不罗列。
邵锐手抄《北红拂记》戏文第一页“北红拂记”下钤有“杭邵锐茗生藏书记”（篆文）；“鹊玉亭填词”下方钤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资料室藏”长方形楷书印一方。此书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
有关吴县潘氏家族藏书历史，可参阅李玉安、陈传艺编《中国藏书家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77页、第348页、第352页。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附录篇”末页有记云：
至于曹寅剧作，《续琵琶》、《北红拂》皆有存世足本，后者有尤侗、毛际可序及自序，题“鹊玉亭填词”，又有胡其毅、杜琰、王裕、朱彝尊等五人跋语。寅又作有《太平乐事》（短剧十出），有康熙癸未腊月洪昇题记及己丑九月自序，署柳山居士，精刊本。此皆邵曾祺、周妙中两先生惠示，足补缺漏。诸题跋皆待异日增订。
此记有小误，抄本《北红拂记》题跋应为六人，除记中未提到的程麟德外，因原抄缺半行而失其署名。记中提到的今人邵曾祺，亦见于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考》“例言”。“例言”有云：“中编杂剧，经邵曾祺先生校阅过……”。周庄文中所记“邵曾棋”当为一人，疑邵曾祺或为邵锐之后人。或为锐之本家。庄氏所记《北红拂记》并明白记录归藏“文化部艺术局”之根据。极有可能得之邵曾棋先生处。
顾献樑：《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露和石头记的学问》。载台北《作品》1963年第1期。
王朝王献：《楝亭词钞》序，载《楝亭集》第589—591页。引文见第590页。
曹寅每得一戏便邀友人并赏品评。尤侗《题北红拂记》中有云：“柳山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余从曲宴，得寓目焉。”毛际可当时足否也“从曲宴得寓目焉”，序中没有明文。曹寅另一位文友王文范（竹村）有《郭于宫宅观通政曹公家伶演剧兼送杨掌亭人都》诗，诗云：
客满中庭花月多，春灯如昼洒如波。
筝摩笛引云驻，细按红牙自云歌。
长扬羽猎素知名，此去腾骞莫计程。
应忆桃花泉畔醉，梦中犹听饶樑声。
见胡艺《李竹村与王竹村——红楼墙外小考之一》，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2辑第329—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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