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不会再像四年前那么天真幼稚地对所有的人都抱有信赖，心里十分清楚不同岗位的人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的点头只是想保持一点做人的风度，其实心里对身边这个浑身冒出烟酒味的家伙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好在只是一个开幕式，时间不长，我还能忍住不反胃。
　　会议尽管开了有史以来最长的19天，但处在偏远边境的人们，对正在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中心城市那样的热情。尤其对参加会议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是年底了，粮食、种子、化肥、年终分红才是最为关心的大事。19天的会议，实在是太长了，大家都归心似箭地等待散会回生产队去。
　　回到生产队，接到母亲十天前来的一封信，说她本月去北京开会，可能会抽空来我下乡的地方看看。
　　父母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解放”，从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回到市区单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去年，母亲乘出差南昌的机会，就去了哥哥所插队的江西农村探望，她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儿女呆过的地方都要去看看，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会，就想抓住机会来黑龙江。
　　我们大队200来个上海知青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海的家长来探望过。
　　今年夏天有一个例外：邻队有一个上海知青去黑龙江里游泳，被激流冲到停泊的轮船底下，再也没上来。七天后，在100多公里外的逊克县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父母赶来了，直奔逊克县，把泡得已经不忍目睹的儿子就地埋葬，又伤心欲绝地从逊克直接回上海了。
　　严格地来说，那可怜的父母在生产队一天也没呆过。
　　我看了信非常高兴，母亲要来的话，不光是全大队，也可能是全公社知青家长中唯一的了。但我也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我下乡的地方，远远不是抽空就可以来看看的，那得赶多少路转多少车呀！
　　信中，母亲还报了两条喜讯：
　　哥哥今年已经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学了。至此，我家只剩下我不在上海；
　　大弟也已经被批准入党。至此，我家参加工作的四兄弟中，只有我一个党外人士了。
　　果然，紧接着母亲在北京又来了一封信，说会议结束后只有二三天的空，来回黑龙江不可能了。
　　我企盼的心，重新归于平静。





　　　　正文　146、零下43度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1905

还好母亲没来黑龙江。
　　不要说从北京，就是到了哈尔滨，还要向西北行600多公里，才能到爱辉古城。尤其翻过小兴安岭后，就算是西伯利亚地貌了，冬天，那可不是一般南方人受得了的。
　　已经到了三九严冬，整整刮了三天大风，昏天暗地。积雪被刮得飞扬起来，弄得大地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白茫茫一片，但却是寒气逼人。
　　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0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紊子拉到高温造肥地点。
　　自从进入三九严冬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上滴嗒了一会，霜雪便化得干干净净。绝好的天气，引得人们心情也有了几份快乐。
　　谁知晚上，又飘起了小雪，我找肖明去打扫一下知青点空着的房子。
　　过两天县里工作队要来队里，正好冬天很多知青回上海探亲，空房有的是，安排工作队临时住没什么问题。大冬天的，也别让工作队的人一日三餐都跑知青食堂了，知青点的宿舍都有单独的锅灶和火墙炉子，队里只要安排个人，拿点米面油菜，就可以给他们就地开伙。
　　一出门，肖明就叫道：“下雪了，不去了。”就几步路远的地方，下雪怕什么？我不理他，顶着细雪在前走。
　　到了门前，他见我站着不动，便上前推门，锁着。他又叫道：“门锁着，算了吧。”我没睬他，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如果连这点准备都没有，那还叫队长吗？
　　不知怎么搞的，灯泡不亮，他又一个劲地嚷嚷：“黑灯瞎火的，回去吧！”
　　我一遍又一遍，固执地拧着灯泡，他在一旁不耐烦地吼着：“肯定不行的，你就是倔，非要失败才肯回头呀！”
　　我一声不吭地继续，灯终于亮了。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无话可说，见我抱柴禾烧炕，他也拿起了扫帚扫炕，嘴里不服气地嘟嚷着：“是老天助你，要不然不会这么顺利的。”





　　　　正文　147、酒后失言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1897

早上去生产队分工，突然听到了哀乐，广播里报周总理逝世了。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希望这是一场梦，还没醒的梦、可怕的梦。但愿等我醒了一切还都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拍拍自己的脑袋，那哀乐声依然在响，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是真的现实。我十分爱戴尊敬的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没有上级布置，老乡晚上开会时自发在政治文化室为周总理设了灵堂，挂起了周总理的像片，向像片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地区工作队派驻到了生产队。他们一来就传达了上级精神：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生产队班子整顿与整风。对周总理的逝世，各单位自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戴黑纱白花，等等。
　　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对这么多“不要”有点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上级对丧事简化是一种新的做法。
　　工作队来了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关心的仍然像往年一样，是“算盘响，换队长”。那天是周总理的“头七”，我的心绪不好，下午收工后，到贾大爷家里喝了一点酒。边喝着酒边谈周总理的事。
　　喝完酒，我习惯性地一个人又去队部场院看看。
　　喂马的饲养员值班室里，早有两个工作队员在那里等着我，开口便责问我为什么今晚没安排社员开会？
　　我真的是忘了安排开会的事，我不好意思地说：“喔唷，忘了。今天太累，明天再说吧。”
　　那两个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我：“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你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
　　我心里的闷火一下子发作了，想起几年前老吴副队长背着工作队说过的话，我今天就借着酒劲当着工作队的面说了出来：“你们精神倒蛮足的么！这样，明天你们吃在知青食堂，白天下地和我们一样干活，晚上我就陪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了人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不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郭书记说：“你们自己先准备起来，到时候大队来人。”
　　这天的公社边境工作会议，通报了有关方面最近汇总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内潜外逃情况。其中东北方面，苏方向我派潜特务的频率和人数十分罕见，而且由于防备不够，有两名武装特务竟然潜入了北京，会议因此对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出和重申了若干规定。
　　一、严守国界。双方边境线已定界一致的地方严守，不一致有争议的地区维持边境现状，保护国界标志，发现对方私立、移动国界标志要保护现场，进行拍照，及时上报；保护界河河道和航运，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国土，防止水土流失。国界问题应报中央解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处理。
　　二、不主动惹事，不挑起冲突，如对方挑衅，应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不后退、不示弱。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事件不同的性质和情节，斗争时把矛头指向领导集团、主要指挥者、行径恶劣者。
　　三、我军民在争议地区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应按原来进行，未经批准不准扩大和缩小。若对方干涉，应进行说理斗争，僵持不下时，形势不利可保留权力暂时撤回，等对方撤回后再上。若对方军民越境，应讲明道理劝其返回，若不讲理不准殴打、扣留，让边防部队解决。
　　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的逝世，不光引起世界各国的官方表态，还引起了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暗中刺探。





　　　　正文　148、纸上谈兵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2168

想想自己平时得罪了不少人，投资的水泥晒麦场、手扶拖拉机也影响到工分值的提高，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选举那天，却十分顺利，我成了这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的队长。
　　有了这个连任，我就有时间来干一件一直想干的大事了。
　　这件大事还要从倪智刚说起。
　　前不久，我接到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里面还画了一些草图。
　　信是已经转点到浙江的倪智刚写来的。在生产队五十多个插队知青中，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默默无声。
　　劳动中，他不会一马当先地争第一；学习中，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体会；交往中，他不会猛拍胸脯夸海口。当然，他也不会因派他的活儿苦而抱怨，不会因伙食差而不满，不会因不受人重视而不快。
　　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独自一人在种试验田，捣鼓那些被称之为“920”的菌种肥料。所以，在生产队、在青年点，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即使回到了集体宿舍，他也是独来独往，在这个集体里听不到他的争吵声、打闹声，甚至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声音。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生产队插了四年队，然后安安静静地转点去了老家――浙江的一个农村，继续在那里务农。
　　插队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可以让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笑的故事，而倪智刚，人们几乎找不出可以议论一下他的故事。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知青，用长达四页的信写下了对已经离去的生产队远景规划：
　　1、　把北面的沙土地合并，在江边的清兵大营遗址上辟出蓄水池；搞个抽灌站，把黑龙江水抽上来，以水治土。
　　2、　把西面的地也合并成大块，除换茬种水稻的地外，其它地块也要利用宋集屯水库的渠道，实现旱时灌溉，涝时排水。
　　3、　缩小水稻面积，扩大小麦、黄豆面积（列了一堆农作物的种类和分别的产量），提高产量和收益。
　　4、　科学实验要以小麦为首要，而且要以改良种子为重中之重。
　　5、　对所有土地进行成分测量，再根据所种庄稼实现科学施肥。
　　信中，他提到有一年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曾经对北面沙土地进行过考察，说那片沙土下面是黄粘土，存得住水，可以提江水上岸，如果水田旱田轮番耕作，最终能达到用水改土的目的。
　　我的前两任队长也都尝试过在那里打井，但都是在夏秋季。
　　第一任队长挖了个深不到三米的口，因为是在江滩上，松软的沙土塌了，以失败告终。
　　第二任队长做过木匠，在这个塌了的旧井里，做了木头的井壁来支撑，但挖到近四米，沙土里冒上了水，又作罢了。
　　倪智刚说自己曾跟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去那个废井处测量过，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保证足够的水量，必须把井垂直打到9米深，这是与江心最低水位时相同的位置，然后还要再在9米深处向江心排下200多米长的水管，引江水入井。
　　他详细地在信中画了一张如何从黑龙江里提水上岸的草图。
　　显然，这个活，在春夏秋季都绝对干不成。
　　只有在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沙滩冰冻、黑龙江水位最低时才有可能成功。
　　倪智刚在信中承认自己是个空想主义，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当时的队长这么干那么干。现在自己人在浙江，可脑子里天天想着仍在边境线上的黑兄黑妹，只好在信上纸上谈兵，也算是了却自己一个心愿。
　　他在信尾说：“如果你不想这么干，或者觉得我写得没用，那么，在上茅坑时，就拿这几页纸擦屁股去吧！”
　　看到这句激愤的话，我笑了。信纸擦屁股，能得劲吗？
　　我把倪智刚的几页信纸摊开在会议桌上，烟雾袅绕中，队委会开始了争论。
　　这井打还是不打？大家意见并不一致。
　　老吴提醒我：“现在打井白搭工，明年根本使不上。”
　　我知道，井打出来后，还要花很大的力气筑渠，开春离现在才三四个月的时间，指望它明年提水在沙土地上种水稻，当然是来不及了。
　　我说：“明天使不上，还有后年、大后年，打井要解决的是长远的事。”
　　老吴不以为然地冷冷一笑：“后年？谁当队长呀？你今年把工搭上了，也不能算到后年的账上去呀！”
　　我明白，每年换队长形成的思维习惯就是：每任队长只算一年的账，从来就没有长远的打算，谁都想把当年工分的钱做得好看点，而不愿意为将来的发展投入人力和资金。
　　但如今队委会9个成员中，6个是上海知青，个个都是愣头青，想干点事儿的。大家对老吴说：“你的意思是队长就不能连任三年四年？”
　　老吴“嗨”了一声，想说什么又不说了。
　　几个知青队委分析了以前两次打井失败的原因，在倪智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