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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下乡第二年，从春耕稻地拉水耙到夏天铲地、收小麦，还有秋天割水稻、打场，我俨然成了一个带工干农活的庄稼把式了。
　　早晨，我还在睡觉，王根生进来了，喉咙响得就像摔破的大缸一样。
　　我惊醒了，眯着眼听他嚷了半天，才知道他被队里三线妇女连玉花打了两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
　　王根生跟我一样是打场带班的人，我带夜班，他带白班。
　　他分配连玉花去管风车，这娘们不愿意。王根生非要她去，连玉花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心里不高兴。
　　王根生派完活自己进屋休息一会抽根烟，没想到心怀不满的连玉花盯在后面，冲他大声嚷嚷：“你这带工的，怎么睡觉啦？”王根生知道这娘们缠上自己叫劲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俩人言语顶了起来。
　　当然，吵架中间，王根生带了一点口头语。这娘们厉害，竟然扬起手就甩了王根生两个嘴巴。
　　王根生在我这儿委屈地诉了一会儿苦就走了。
　　副队长老吴正好来大队开会，见我就说：“那么个年轻小伙子，不该去和那些婆娘打架呀！”
　　我对老吴说：“王根生不会想打架的，要想打的话，他那手脚还会让人给搧两个嘴巴子？我不信。”
　　中午，王根生哭着进来了，抱怨自己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队长也不支持，他想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天，副队长老吴拦住我，说和我商量个事，要我换一换，让我去王根生那个组带班。
　　我说：“我怕她们，不知道啥时候我被搧个大嘴巴子，又被说成是和老娘们打架，受不了。”
　　王队长正好路过，一听，同情地说：“那倒是，以后难带班呀，不换带班的，换组员。”
　　我说：“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样吗？”
　　最后两个队长决定，干脆不换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的说。
　　结果，连玉花挨了一顿批评。
　　王根生心中这才顺了点。
　　打场20多天，今年粮食全部进库了。
　　在征购粮上也捷报传来：我们大队从排名第八，上升到第二！
　　水稻今年大丰收，老乡在打场时就把那句话一直挂在了嘴边：“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呀！”
　　打场的最后一个夜班快结束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高高的边防岗楼，在晨曦中那样清晰，就像黑白分明的剪影。
　　细听，江边传来封江前冰块奔腾的撞击声。
　　近瞧，场院里轰鸣着脱谷清底的机器声。
　　一垛垛粮草上人声鼎沸，社员在清底的烟尘中挥动板锹，一年的粮食最后收场了。
　　粮库前，车马川流不息，连马儿也长嘶凑着热闹。
　　打场结束，肖明等我一起回上海探亲。
　　他动作很快，早几天已经把被子什么都洗了，就等我打理行装。
　　我觉得临走前事情特别多，除了洗衣被外，工具行李要寄放在老乡家，向生产队借路费，到大队开准假单，然后拿了准假单到公社去开边境通行证，再擦一遍机枪，把机枪托给弹药手，上老乡家告别，在场院里同杜义田也打了个招呼，他是夜班马绳的技术员，和我合作得还不错，知青点也开了会交接手头工作。
　　11月底，队里正好有去霍尔沁搞副业的马车要经过黑河，我和肖明就搭马车开始了回沪探亲之路。





　　　　正文　74、回家的路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2020

不知道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也这样？
　　一到春节，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回家；一过春节，又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返回工作地。
　　就像非洲野牛每年季节性的大迁徙，直搅得大地风烟四起阵阵轰响。
　　不过，对很多脑子活络的知青来说，这种“季节性迁徙”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回上海探亲的路是五花八门的，离家越远则选择越多。在东北边境插队的我们每次都会选择一些新的路线，顺道去其它城市玩一下。
　　有的知青走北安线：黑河――北安――哈尔滨――上海。有的知青走嫩江线：黑河――嫩江――哈尔滨――上海。
　　北安线略长，长途汽车约开八个多小时。
　　嫩江线略短，长途汽车约开六个多小时，但一路上弯道很多。当地人说，去嫩江有九九十八弯。不过从来没人能数清过。
　　这两线当中也会有些小变化，比如不走北安而走龙镇或德都（现在叫五大连池）。
　　但两个边境检查站是躲不过去的，北安线是在辰清；嫩江线是在大岭。
　　经过检查站时，不仅要检查边境居民证，还要检查临时开的边境通行证。经常有知青被拦在这两个检查站里，不得不返回100多公里外的爱辉去取证件。
　　出嫩江和北安，就上了火车，但下面除了去哈尔滨，还有另两种走法：
　　一是走嫩江时，在齐齐哈尔下。齐齐哈尔有去沈阳或天津的火车，那儿回上海的车票好买。
　　二是走北安时，在绥化下。绥化有直通大连的火车，可以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我和肖明第一次回家探亲，走的是嫩江――哈尔滨――上海这条线。
　　11月27日一早，从黑河到了嫩江，马上去火车站买票，遇到四个其它地方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其中还有一个病人，带着好多行李。她们在火车站一筹莫展，请我和肖明帮忙，我们帮她们买票搬行李，一起上了火车。
　　11月28日，到哈尔滨转车时，只买到了两张坐票、四张站票。
　　当然，那两张座位票给了同行的女知青，我和肖明只好站在火车上，整整一夜。车厢里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上厕所要用手撑着椅背跳跃前进，实在没地方插脚就踩在别人的肩上腿上，也没人跟你计较。
　　肖民实在顶不住了，就爬上行李架躺着，他怕掉下来就用绳子捆上自己；我则钻进座位底下，在别人的屁股和臭脚下蒙头大睡。
　　凌晨快到天津时，我们找到一只箱子，两人背靠背坐了下来，这时才感到嘴干口渴。
　　一路上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水，不能洗脸不能刷牙，我们只能利用火车停靠大站的几分钟时间，下车飞奔到处找水。经常有知青为找水而被丢在了车站，好在知青大多结伴而行，行李是丢不了的。
　　11月29日，过了天津站，我和肖明终于找到座位。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远处缓缓移动的黄河、泰山。离上海越来越近，心里也翻腾得越来越厉害。
　　11月30日，早晨，窗外已有绿色，我们从雪白的兴安岭，穿过了黄土的山东河北，又来到了绿色的江南。
　　从黑龙江到上海，路途遥远，一路上可以看到各地知青回家的不同风格。
　　一般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知青都是两只装满瓜子木耳豆油的大旅行袋，用毛巾把拎手一扎，往肩上一扛上火车的；经过蚌埠以后，就可以看到许多挑着担子拎着活鸡的知青挤上来，鸡鸭的屎味和叫声一直要跟随我们到达上海。
　　九点多钟，火车到上海。我和肖明经历了五天的长途跋涉，拖着浮肿的两条腿走出了火车站。
　　肖明要我先陪他回家看看，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在家，如果不在，他就先上我家去。我们都住得不远。
　　肖明的父亲在家，张罗了一顿简单的便饭。吃了后，肖明说：“反正你也要先洗澡剃头的，不如一起去洗澡剃头后你再走。”
　　从肖明家出来，肖明这才对我说：“心里难受，想让你多陪陪我。”
　　我奇怪地问：“回上海探亲，有什么好难受的？”
　　肖明说：“父亲老了，头发掉了，牙齿掉了，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才两年不到呀，他父亲的变化就这么快？
　　肖明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
　　从浴室出来，我回到了家。
　　发觉家里的变化也很大。还是那些房间，但好像都小了，一是因为增添了一些家具，二是因为弟妹们明显长高；晚上等母亲回来，发觉她倒没什么变化。第三天，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发觉他也没什么变化。父母亲都人没老发没掉不瘦不驼，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在黑龙江没记得做过梦，可回上海的头几天里，只要一睡下，就老做一个梦：有规律的车轮声，轰隆隆地响着。梦中的我，不再在车厢里，而是趴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上，就要掉下来。





　　　　正文　75、虱子展览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1921

路上四天四夜，没好好睡过觉，第一个上海的早晨，我赖床了。
　　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正向他们解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父亲也一定生过，所以他对虱子的黑白能解释得这么清楚。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远去，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正文　76、两封来信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39　本章字数：1920

年底的一个下午，回沪探亲的知青来我家组织一次学习，早来的知青告诉我：“看见高朗与何雨琴俩人回上海后单独出去玩了几次，好像在谈恋爱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也许比较谈得来，不一定到谈恋爱的份上。即使谈恋爱也没什么，这俩人都不错的。”说这话并不是与插队干部“不许谈恋爱”的禁令唱反调，一方面是真的从心里对他们谈恋爱不反感，一方面是早上接到邵子昂从爱辉寄来的一封信，心里有点烦。
　　邵子昂写来的这封信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他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观点并没有被有些人接受，反而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要不要在回上海的知青学习会上公开这种不同看法呢？我心里有些矛盾。说心里话，我不想让更多的知青纠缠到这种因各自心理习惯而产生的对个人的误会中；但如果不进行这场已经涉及到知青点今后发展方向的争论，就很难让知青团队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脱谷打粮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在生产队的地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为这种变化作好各种准备。
　　早上接信后，我已经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既然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就比较直接和尖锐。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信的最后，我婉转地表示了他对我无端指责并要我公开宣读的不满：“我写的信，可以给王根生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不想回避别人对我的指责，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独立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就在学习小组结束知青散去后，我又接到了王根生写的一封信。这里去掉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