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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整理，】
　　　　书籍介绍：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青上山下乡由来已久，但有两届初中生是非常特殊的，他们就是68届和69届初中生。
　　他们没有正规地上完初中，毕业时，知青运动走向极端，所谓的一片红让他们在大都市里集体消失，无一不走向了农村。
　　本篇所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群知青在中国北部边境线上的下乡经历。
　　无论这些知青现在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他们下乡后的主流轨迹大致相同：满腔热情――生产主力――痛苦反思――爆发回城潮。
　　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成熟，他们在亲历之后，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安居乐业，才是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
　　作者在占有真实资料的基础上，用原始的方式记录了这个轨迹，是想告诉人们：这代年轻人一路从荒漠捡起的如同沙粒般大小的金子，会闪着的光亮告诉人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性。

　………………章节内容开始…………………

　　　　正文　序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55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青上山下乡由来已久，但有两届初中生却非常特殊，他们是68届和69届初中生。
　　“**”开始时，68届刚上了一年初中，69届还在小学六年级，之后“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来回折腾了几年，也没有正规上完初中。毕业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于是这两届初中生没有了升学、招工和征兵，一律动员下山下乡，当时被称为“一片红”。
　　“一片红”所涉及的范围不仅有直辖市还包括各地省城的学生，其中上海这两届学生集体从大都市里消失，去了黑龙江、云南、内蒙、吉林、江西、安徽、贵州这七个省的农垦兵团、农场及农村。
　　我所记录的只不过是“一片红”这股庞大队伍中的54个人，其中25个以68届初中生为主的“老知青”于1969年3月，29个以69届初中生为主的“新知青”于1970年4月，先后从上海去东北边境线的一个农村插队。
　　在“反修防修”的年代里，这是个中国无人不晓的地方：一百多年前使中国丧失了约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瑷珲条约》，就是在这里签约的。
　　我们在这个两岸边防岗楼对峙的地方，度过了将近十年的青春。在这十年中，每个知青的人生经历都不相同，但其主体轨迹却可勾勒如下：
　　满怀激情下乡――痛苦反思现实――急不可待返城。
　　我这么说，并不排除知青中有个别的例外，也无意否定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更不想争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我只是想把“一片红”这种形式的上山下乡从笼而统之的“知青运动”中分离出来，并说明它已经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绝唱。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966年**开始，两年后知青下乡“一片红”；1976年**结束，两年后知青开始“大返城”。“一片红”是随着**而产生，又随着**而结束的。
　　从满怀激情下乡到急不可待返城，有人指责他们在狂热的失败后堕落到了颓废的地步，武断地判断他们是失去了信仰，是垮掉的一代。
　　但是，不。
　　十年上山下乡中，很多个人的奋斗，在最后的结局中遭到了嘲笑，留下了或多或少的遗憾，但这个群体的主流却在整个历史的变化中渐渐地复苏。
　　他们在长达十年之久与亲人分离、与生存搏击、与农民相处的经历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安居乐业，是这个社会基本人群最主流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同时，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成熟，也揭去了套在自己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现实，回归正常，开始追求生活，渴望知识，唤醒爱情。
　　十年后，当他们在大都市里重新集体出现时，成为改革开放的承载者和奉献者，为下一代打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宽松舒适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代与共和国同命运共呼吸的人，尽管他们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但从来没有堕落，也绝不会在任何环境下垮掉。
　　现在，他们老了，不管将来的人或是赞美或是贬损这一代人，我用原始的方式记录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就是想留下一份真实的资料。
　　年轻人无法选择历史，但可以珍惜自己的感受。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过迷惑，有过哭泣，有过怨恨，但有人还是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珍藏在口袋里。
　　后人可以否定当时年轻人无法选择的历史，但这些珍藏的如同沙粒般大小的金子，会闪着的光亮告诉人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是年轻人的天性。
　　最后要申明的是：这是一份自传体的纪实小说，除了故事本身的真实，其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各位请勿对号入座。





　　　　正文　1、少不闯南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127

我是69届初中生，1970年春天毕业时，我知道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一片红”。
　　中国的所有中学生中，只有68届和69届初中生享有如此的“幸运”：没有工矿、没有参军、没有升学、没有近郊，全社会只开了一个口子：让他们到远离亲人的外地农村去。
　　“一片红”的方向有七个：云南、贵州、江西、内蒙、安徽、吉林、黑龙江。
　　我去哪里好呢？
　　一年多前，父亲还被关在单位里“隔离审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大我两岁的大哥报名去江西插队。
　　与父亲同时被“隔离审查”已经大半年的母亲，此时被单位造反派放回了家，她送我大哥上了驶向南方的火车。
　　大哥去江西插队前，曾要求去见父亲一面，但未得到允许，所以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父亲并不知道。等到他3个月后被放出来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表示了他对大儿子去南方插队的遗憾。父亲在抗战初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随军南下到了上海，他喜欢北方。
　　父母亲被结束“隔离审查”后不久，又都被送到郊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尽管他们还在造反派的看管之下，但毕竟有了一点人身自由，每月可以回家探亲一次。
　　此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我，又面临“一片红”要到农村去了。
　　那天，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问起我的去向。
　　我支支吾吾地说：“去江西吧，和哥哥在一起好有个照应。”
　　父亲说：“有句古话‘少不闯南，老不闯北’，我看你还是去北方吧。”
　　我喜欢温暖喜欢人多喜欢离家近的地方，黑龙江冰冷荒凉又偏远。
　　父亲看着还不到17岁的我，说：“北方气候寒冷清爽，平原山林空旷，民风粗犷大气，会把你培养成一个男子汉。”
　　其实，在家人的眼里，我从来都是一个“小男子汉”。这不仅因为我生下来就有10磅半，长得粗壮，还因为我儿时的倔犟和鲁莽，争强好胜。父亲一直认为我是块当兵的料。
　　但经历了**中父母被DD，被抄家等一系列事件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想守在家里，寻找清静，旁观世界的人。
　　不过，父亲的话让我可以感受到，在艰难困境中的他仍然在向儿子传递着一种力量，这激起了在遭受社会冷落后，已经深埋在我心底里的男孩性格。
　　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皑皑白雪、狍子黑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新奇、喜欢冒险，甚至，喜欢打仗的男孩！
　　我在报名单上，填上了“黑龙江插队”，并附加说明：到最边境去。





　　　　正文　2、杂牌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725

我想打退堂鼓了。
　　在我报名去黑龙江之前，学校里已有同学组织了“赴黑战斗队”，并成了区里上山下乡的“典型”。
　　我并不属于“赴黑战斗队”成员，但作为报名“赴黑”的人，被通知参加“赴黑”全体会议。
　　会上，驻校工宣队说学校要召开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提名我代表“赴黑”同学发言。
　　这个提名引起了短暂的沉默，而后突然有人叫道：“不能让后来的人代表我们！”
　　所谓“后来的”，就是指后来报名去黑龙江，而不是“战斗队”的人。
　　站起来叫的人是陈国明，比我们小一届，70届学生。本来“一片红”与他们这一届无关，可是在70届红卫兵组织中当头头的他，也积极地报了名。学校老师正为如何动员学生下乡犯愁，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便极力鼓励他；而区里主管部门竟然也就真的批准了他，他由此成为“赴黑战斗队”的骨干。
　　我心里想：都要四脚朝天当农民了，谁还想着代表谁？说了一句：“先来的后来的、战斗队的非战斗队的，不都是去黑龙江插队嘛，何必分这么清？不过，我申明自己不想代表谁发言。”
　　说完，淡定地笑着看他们：一张张陌生的脸，长长矮矮的也不整齐。我不由得后悔与他们为伍。
　　我在中学要好的同学要么选择去了南方农村，要么选择去了军垦兵团，这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
　　看到我开完会回家闷闷不乐，父亲问清原由，乐了：“什么时候你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在那个干什么都讲派性的年头，父亲却要我孤独一人去和各有派别的人交友，这能行吗？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没打退堂鼓，尽管很不乐观，却想试试。
　　“赴黑”同学临走前不停地召开会议。
　　我不得不出席这些会议，在人群中我孤独，但我要表示出无所谓；四周投来的目光冷淡，但我要报之以平和……
　　我有自己的秘密：在我打理的小帆布箱里，有四本特别的书。
　　两本是手抄书。
　　临出发前，我向别人借来王力的《诗词格律》和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夜以继日地认真抄完，又把原书还了回去。
　　还有两本是字典。
　　一本是**开始时，在小学走廊里检到的《新华字典》，父母被“隔离”时，我空闲时就把这本字典当小说读，在字典附页的历史年表上，我还旁注了自西周春秋来帝王的大事记。
　　一本是《康熙字典》，这是母亲14岁离家参加革命时，从当私塾先生的养父那里拿走的唯一一件物品。我带走它，是因为用它可以来查找古音韵。
　　我想今后唯一能做的，是用我的笔，记录下插队的生活，争取当一个农民作家，这就是我心中的秘密。
　　最后的消息下来了，“赴黑”的50多人分成两个“知青排”，去两个生产队。插队的地点是：黑龙江省爱辉县江边一个大队的第一、第二生产队。
　　这是意料之中的：一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
　　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第一生产队的“知青排长”。
　　我说这不行，理由是我报名晚对同学不熟。
　　队长坚持要我做，理由是我比较成熟。
　　成熟？就因为我对孤独的无所谓和对冷淡的平和吗？
　　其实，我之所以无所谓与平和，是因为我对自己与这支队伍的融合抱着失望的态度，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行者，决定只求洁身自好；是因为我对“一片红”的无奈，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旁观者，决定用笔记录下乡的农村生活。
　　可是，我无法这样向工宣队解释不做“知青排长”的真正理由。
　　我拿到了第一生产队的知青名单，名单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是后来杂七杂八报名的非战斗队成员。这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杂牌军”。
　　“赴黑战斗队”的同学都去了第二生产队，因名额限定，有几个战斗队成员不得不分配到我们这支“杂牌军”。我没看见，但听说他们中有人痛苦地哭了。





　　　　正文　3、彭浦车站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451

人们常说：离别最愁。
　　但1970年4月4日中午，上海彭浦火车站，却是一个渲泻不同情绪的大拼盆。
　　有的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因踏上“北大荒列车”而满脸亢奋；
　　有的依着父母哭哭啼啼，因离别亲人而两颊沾泪。
　　我站在那里，身边的喧闹似乎与我完全无关，耳边轻轻地回荡起一阵童音，声音渐渐响亮，仿佛就在面前，透着天真无邪：“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
　　我们这代人唱着这首歌读完小学，然后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被统一安排就近上中学，还没读什么书呢，又被统一安排为“知识青年”。儿歌中的“理想”一下子这么被统一实现了，想想真如在梦中一般。
　　彭浦火车站，原是货运车站，因上海这两年要送去农村的学生实在太多，就临时辟成知青下乡专用车站。
　　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人声鼎沸。
　　父亲却平静地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我们家来自于农民，现在又回归农民了。”
　　我没听懂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只是隐隐感到父亲心中别样的滋味。
　　“回归”这个词一下子将我和农民拉上了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要去的是黑龙江那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但同我在苏北本来就当农民的祖祖辈辈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就是些种庄稼、养猪羊的农活吗？
　　想到此，我心中坦然，既没有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也没有离乡背井的伤感悲愁。
　　只是心头掠过一丝难过：再也不能在深夜陪着父母，替他们抄写应付造反派所要的“检查”了。
　　一声铃响，这列加长的火车，满载着一千多名69届初中生启动了，奔向六千里外的边境。
　　送行的亲人发疯似地追赶缓缓启动的火车，哭声，压抑着；泪水，却无法止住。
　　前来送行的老师叫起了口号：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并手挥红宝书向昔日的学生晃动。
　　老师们流行的做法，并没有遮住车站上亲人差别的伤感气氛。
　　火车毫不留情地把悲伤的人群抛在身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何雨琴满脸泪水地呆坐着，身体羸弱的她瘦瘦的，脸色发黄。她报名去黑龙江插队的原因很简单：在班里和李晶霞、王晓燕三人是闺密，既然她俩想去黑龙江插队，那就随着一起报名吧。
　　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启动的瞬间，她突然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却再也不能照顾病中的父亲和帮助操劳的母亲，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的闺密――李晶霞和王晓燕一起劝慰着眼睛哭得红肿的何雨琴。
　　对面坐着的杨云龙听不得哭声，冲她嚷道：“哭鼻子啦？下一站下车找你的妈去吧！”
　　何雨琴没理他，只顾自己伤心。
　　李晶霞是副排长，批评云龙：“你怎么这样说话啦？”
　　王晓燕快人快语：“你不要这么凶，以后你也会想妈的。”
　　国明也是知青副排长，坐在一旁觉得有点尴尬，尽管刚才火车开动一刹那，他看着站台上的母亲被人群挤来挤去的，自己也湿过眼眶，这时却强打精神大声说：“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终于乘上了去祖国边境的列车！”
　　满车厢为他响起了掌声。
　　云龙撇了撇嘴，还想说什么，他身边的刘鹏晖和蔡景行与我对了一下眼神，制止了云龙。





　　　　正文　4、车厢混战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705

火车驶出了上海，刚刚还好好的天，阴了下来。
　　我沉入到一段回忆中：
　　杨云龙、蔡景行、刘鹏晖和我是一个小学然后又是一个中学的同学。
　　三年多前的1966年12月，我们还是小学六年级，仅13岁，看人家中学生长征串联走出上海游山玩水，心中十分羡慕。于是在一个细雨朦胧的早上，我和云龙、刘鹏晖、蔡景行等七人也背起行李，做了一面“长征串联”的红旗，混在中学生步行串联的队伍里，穿过上海，走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分成“无锡派”和“杭州派”，最后分道扬镳，他们一起乘火车去了无锡，我则领着另外三人乘船从大运河去了杭州。
　　讲不清有什么矛盾，只是从此大家不相往来。
　　在那份名单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时，我就在想：这回有意思了，我一个“杭州派”要面对三个“无锡派”，乘坐一列火车，到那么远的地方，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彼此曾经太熟悉，现在需要重新再认识。
　　所以，我看着他们，想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他们停止了。
　　夜幕降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