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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说，美国人民对于龙谦先生出生并成长于美国表示出极大的好奇，虽然龙谦先生一直没有详细披露他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但美国人民相信，正是因为龙谦先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促使他选择了民主政体，这无疑拉近了两国的关系。在这里，嘉乐恒回避了美国政府，而是用美国人民来说事。在与唐绍仪谈话的最后，嘉乐恒用外交官的语言风格含蓄地表示，美国期盼着中国新政府的诞生并希望两国在更多的领域展开合作。

对于实际的建交问题，嘉乐恒没有做正面的承诺，只是表示美国政府关注着蒙山军建立中央政府的步骤。言外之意，新政府没有正式成立，一切都言之过早。

德国人和美国的态度差不多。某种意义上，德国更乐于看到蒙山军取得胜利。在欧洲已经分为彼此敌对的两大阵营后，德国越来越顾忌两线为敌的处境了。他的东线是有“欧洲压路机”之称的俄国，辽阔的纵深和无尽的人力令德国十分的头疼。如今一向与德国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蒙山军在中国取得政权。对于德国是一件好事。而德国更乐于看到中国新政权在外蒙问题上与俄罗斯走向对抗。如果中俄因外蒙而发生战争，必将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让俄国在它的西线减少一个兵卒、一门大炮都是德国乐于看到的。而且，德**方对蒙山军在中国内战中的表现极为重视，他们尤其重视山东军在德州的防御成功，青岛德军派出战时观察团不算，战后德军总参谋部又秘密派来了更高级的观摩团，在得到山东当局的允许后，亲临德州现场查看了山东军的防御阵地，对铁丝网战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个时候。德军总参谋部早已完成施里芬计划了。准备用一次强有力的迂回战略击败宿敌法国，然后再掉头解决东线的俄国。破军事技术不弱于自己的法国人防御，以及以少数兵力防御俄国，德州战役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德州战役改变了德国对中**队的印象。山东军表现出的悍不畏死的作战意志赢得了德**方的尊重。因此。德国公使在表示了其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与龙谦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明确希望加强在军火工业乃至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承诺转让大口径重炮的制造技术，承诺如果中方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给予中方在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援。并希望拿到津浦铁路的独家筑路权并参与到山东油田的开发。

诚如龙谦所料，对于事实上业已成立的中国政府，列强的态度迥然不同。鉴于国内已无公开的敌对势力，列强不可能忽视中国这个大国的存在，双方焦点在于满清一系列卖国条约的承认，涉及赔款、关税、租界等具体的问题，假如中国新政府全盘继承满清的负面资产，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龙谦又有明确的指示，新生的共和国政府不是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必须在涉及国家尊严、民生利益上锱铢必较，据理力争，既要争取外交关系的突破，更要为国家争回权益来。

这个指示就难住了外交局，连最近终于就任外交局顾问，原民国内阁成员伍廷芳在与唐绍仪就外交问题的交流时也表示，实现总统的愿望很难——列强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往往采取一致的步骤，以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以保证他们的在华利益。

伍廷芳跟很多人一样，对龙谦的称呼已经是总统，尽管龙谦并未就职，他正式的职务仍然是军委会主席兼蒙山军总司令。

龙谦很忙。经济、政务问题牵扯了他的很大精力，特别是经济问题，周学熙几乎每天都谒见龙谦。但龙谦还是很关心外交局的工作，差不多每三天要垂询一次外交局的工作进展，电话交流是主要方式，有时候会以共进晚餐的形式与唐绍仪、伍廷芳等人面对面交流。

龙谦对于外交的指示是，既要努力实现与主要强国建立外交关系，又不能屈从于对方。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宁肯拖一段时间，也要坚持原则不让步。具体方略上，龙谦的意见是各个突破，先争取美国和德国对中国新政府的承认。因为在山东，蒙山军作为一支独立于满清体系外的政治军事集团，已经与德美两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所谓国家重大利益，龙谦的表述是，对方必须明确承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对外蒙、西藏的主权。具体的要求是，建交国应承诺在三年内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延期支付庚子赔款，时间不少于五年。

唐绍仪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海关早就被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小团体把持，关税被一律定为5％而且成为战争赔款的抵押物，中国政府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怎么会让中国收回海关控制权从而自主确定关税？这还不算，国家的这位新首脑竟然要列强延期庚子赔款五年！

庚子赔款总额为白银三亿两，规定在三十九年内支付，计算上利息，总额近六亿两白银，每年的赔款差不多在一千五百余万两，再加上马关条约对日本的赔款，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三千万白银，实际赔款总额超过了两千两百万。1908年关税总收入约三千万，1909年因内战爆发，关税有所降低，只有两千五百万，几乎全部用来支付赔款了。

如果关税自主，国家当然会提高税收的标准，就算提高到10％，财政收入立增3000万，这是多大一笔钱？再进一步，如果赔款延期五年，立刻为国家增收6000万白银，至少养兵的钱有了，国家财政立刻得到根本的改变。要知道，自太平天国乱起，朝廷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来养兵打仗了，根本就无力搞建设。

但列强都是恶狼，哪里会如此宽待新政权？唐绍仪与列强驻华使节进一步谈判并表述了新政府的外交立场后，果然遇到了极大的抵触，列强不仅不让步，而且要求新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切实保证列强的在华利益。

建国前的外交谈判因双方立场差距过大且列强采取了一致步调而搁浅了。

对于这个结果，龙谦并不在意。面对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疑问，龙谦说，外交是为国家大政服务的，不能为办外交而办外交。他们不承认中国新政府也没什么，我们一样生活，一样建国，是不是？现阶段国家大政是什么？在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就是国家大政。我们要改革满清弊政，大力复苏农业，振兴工商，发展教育，规划交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一切当然离不开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外国政府不承认新中国有什么关系？标准石油不是来了吗？杜邦财团不是寻求更广范围的合作吗？克虏伯、莱茵金属甚至斯柯达不是希望在军火方面与华源、中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吗？美国钢铁不是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吗？政府不承认，咱们就展开民间的合作好了，人家不怕将钱亏在中国，难道我们还害怕？没有道理嘛。我倒是要看看，最后是谁求谁建交？

唐绍仪听了龙谦的话有些安心了，伍廷芳却有些瞠目结舌的感觉。孙文屈居一方的民国政府后成立急切地寻求列强的承认，如今基本统一全国的龙谦倒拿起了架子。

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那个被龙谦所看重的年轻人的判断。那个人叫顾维钧，去年底从美国留学归国，直接进入了他正在扩充的外交局，担任了唐绍仪的秘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表字也叫少川，成了外交局的一段趣闻。顾维钧为了表示对上官的尊重，主动改了自己的表字，但被唐绍仪所制止——表字既然是师长所取，就不要改了吧。

顾维钧对唐绍仪说，国家目前的情况不同于满清，更不同于民国。总统目前并无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自不会屈服于列强。对于唐绍仪所担心的用兵外蒙的计划，顾维钧说，“出兵外蒙必将极大地提振民气，焕发国家久违的自尊心。即便付出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极为划算的。联系到山东旨在以国耻而提升民族意识的小学课本，总统不愧是伟人，我本人钦佩无已。”

唐绍仪于是对这个很令龙谦看重的年轻人刮目相看。指示顾维钧立即代表外交局起草一份给军务局的报告。结论就是军事行动可以展开，不会有不能承受的外交后果。但前提是速战速决，不能拖延。

伍廷芳看过顾维钧起草给军委会的报告，对此极为矛盾。一方面承认不可纵容外**立，另一方面又担心沙俄反应过度，新中国甫建，实在是经不起一场大战的。

第十一节伍廷芳

伍廷芳，字文爵，广东新会人，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过中法及马关谈判，是时下中国不可多得的法律外交方面的人才。

1909年9月，六十七岁的伍廷芳出任民国中央政府司法总长。

随着蒙山军三路进逼东南，成立不过一月的民国政府顿作鸟兽散，担任司法总长基本无事可做甚至连薪水都没有来得及的领的伍廷芳本来是要出国避祸的，但因收到宋教仁寄来的一封龙谦的亲笔信改变了主意，龙谦在信中盛赞伍廷芳德才兼备，名望尤重，希望他来京参与新政府的建立，为奠定新中国司法系统发挥主导作用。

并不是龙谦有些谦卑的信函打动了年近古稀的伍廷芳，而是龙谦信中占据很大篇幅描述建立完善法律体系及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系统的设想打动了这位老先生。中国的历史这样长，并不是没有法律的纯人治社会，历朝历代那个没有自己的法律？《大清律》就是嘛，但哪一任统治者说过建立不受政府辖制的司法系统？深受英美司法制度印象的伍廷芳坚定地认为，公正的司法审判来源于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没有独立性就失去了公正的前提。想不到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土匪头子的蒙山军统帅竟然有如此的见解！这不能不令他惊异。促使他改变态度决心留下来与新朝合作的还有宋钝初同时寄来的信函，已经北上入京并就任蒙山军军委会宣传局副局长肩负筹建国会的宋教仁详细讲述了他进京后的境遇以及龙谦的建国设想。宋教仁说，彼乃真民主而非假民主，且从善如流豁达大度目光远大，彼仰慕先生久矣，欲虚司法部长之席以待，新中国司法体系的建立，正待先生展布大才，万望以国家为重北上就任。

宋教仁是民党重将，如今已成为了新朝的座上宾。据说谭人凤、于右任也加盟新朝并获重用了。伍廷芳不能不动心。但他还是想看一看。

伍廷芳虽然有国外求学任职的经历，但他供职李鸿章幕府为满清效力多年。对满清早已绝望。原以为以孙文十余年奋斗之影响。满清覆亡舍其为谁？以其学识见识，必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但谁想到蒙山军数月间席卷天下摧枯拉朽地扫平群雄，连孙文都不得不避祸国外了。对蒙山军完全陌生并且心底有着敌意的伍廷芳不敢完全相信北京两位大人物的相召。他还想看一看蒙山军的作为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胃口。王明远统帅的东南军区占领江宁、苏州、杭州乃至上海的表现给他吃了定心丸。这不是一支草寇，而是有着严明军纪和远大理想的军队，从王明远平定东南的所作所为可以证实宋钝初所言不虚了。去年十一月间唐绍仪来上海公干。再次带来了龙谦的口信，促使他与唐绍仪一同返京，接受了外交局顾问的职务。

之所以去外交局而不是筹建司法部，是因为龙谦宴请他的一番谈话，中枢急缺外交方面的干才，而司法部的组建要等国会召开、政府成立之后了，而且，法律的颁布权归国会，司法部是执行法律的部门，还是先协助唐少川解决外交问题为先好。虽然国会尚未建立，政府机构的设置还在反复磋商中，但司法部是必须有的，将来的司法部长，非先生莫属。

伍廷芳于是就此向龙谦提出了关于新政府司法体系建立的大原则，这是他决定是否投身新政府的关键。

对于伍廷芳郑重其事的问话，龙谦说，司法体系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极为重要的事项，但我不懂这行，您是专家。我就是觉得，司法关系到民生幸福，如果税收的重一些，百姓或许可以接受，但司法不公，造成大量的冤案错案，必将造成极坏的影响。万万不可轻视。既然您问出这个问题，想必是要看一看我这个响马出身的家伙是不是懂司法的真谛。那我就班门弄斧，说一说外行的看法。我认为司法绝对要独立于行政之外的，将来立法权在国会，任何的法律必须经国会批准方可颁布施行。司法部为司法行政管理的部门，不掌审判权。要建立完整的审判系统，这个系统应当由宪法法院、高等法院（省级）、中等法院（市级）以及基层法院（县级）而组成，用诉讼法来规范其职权。其中宪法法院只审理是否违宪，一半的案件是不管的，死刑须经高等法院核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独立的司法检查体系，以制约审核法院。检查系统对于不合理的案件审理有抗诉权。检查系统设于司法部还是另组检察院，我没有想好。但目前的情况是必须抓紧建立司法学校以培养新中国的司法人才，这是不能等的，我已经跟蔡元培先生谈了各类专业学校的设置，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可以向他提出你的设想，司法学校的管理也可以从教育部剥出来归司法部。

这番话打消了伍廷芳的顾虑，他真诚地说，龙先生有此设想，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伍某老矣，本欲游怡林泉安度余年，既然总统决心如此，伍某不才，愿为建立独立文明的司法体系尽一分力，只愿总统心口如一才好。

龙谦微笑道，文爵先生请放心，新中国必将是文明进步的现代政府，司法独立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龙某岂敢逆潮流而动？

伍廷芳站起身，既然如此，闻听汪兆铭因行刺总统而被擒，能否将汪氏一案众人交给将来的法院审理？而不行军法审判？

当时在座的还有国安总局局长江云。听龙谦郑重其事地为伍氏解释司法体系建立的原则，早已在心里窝了一股子火。心想你这个三姓家奴（伍廷芳先效力清廷后入民国内阁如今又投蒙山军，是有此讥）也敢如此挤兑我家大帅，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当即反驳道，“汪案造成了无辜百姓的死亡和一名士兵的重伤，理应军法处置。何况，民党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行刺国家最高领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不严惩，岂不是纵容敌人变本加厉？”江云看了眼龙谦，“伍先生。民党此举激怒了蒙山军将士。好几个司令官责问于我。养兵千日，难道你们就不能以血还血？我也不瞒你，若不是我家司令严厉制止，孙文的脑袋早就不在他脖子上了！”

策划了东直门行刺案的汪兆铭就关押在国安总局的临时监狱。案情已审理完结。江云早已提出了处置意见。汪兆铭作为主谋，喻培伦作为执行人，死刑。黄复生及陈璧君作为从犯。处以发配西北垦荒终身。但龙谦压了下来，没有批复。

伍廷芳早就听说过龙谦手下的这号人物。但却是第一次见，出奇的年轻，像一个正在念书的大学生，尤其是他垂下眼睑的时候很有几分腼腆的样子。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样一个眉目清秀的青年竟然掌握着龙谦最为强大的情报部门。伍廷芳来北京后即向唐绍仪打听了汪兆铭的事，唐绍仪说，汪兆铭落在江云手里就麻烦了，他那个衙门太神秘，谁也不愿跟他打交道，包括军方将领以及政务系统的人。江云刚才**裸的威胁还是暴露其年龄，伍廷芳不认为是对自己的警告，但听起来确实不舒服。

“法律之为法律，在于她的公平。文明国家之所以为文明国家，在于人人平等。江先生跟随总统已久，难道就不理解总统建立文明国度的真意吗？”

江云“我读书少，不像伍先生学贯中西，却也知道杀人偿命是自古的大道理。据说当初汉高祖入关中，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第一便是杀人偿命。那刘邦号称废除了秦始皇的严刑峻法，也不能不保留这一条。汪兆铭策划谋刺未成，累及无辜，跟亲手杀人有何区别？便是伍先生为审案法官，难道可以因同是出身民党便徇私枉法吗？若是如此，伍先生所言之公平何在？”

龙谦很是诧异地看了眼江云，这个反驳极为犀利，让伍廷芳有些接不上话了，没想到这小子这些年很是读了些书呢。但此刻不是争论此案的时候，于是摆摆手制止了江云，“伍先生，如果不是碍于汪氏的身份，此案早已处置了。正如江局长所言，他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处理是必须处理的，就算我不追究，死于他手的无辜百姓总要一个说法。江局长刚才并非虚言，国安总局是有那个能力的。但我历来反对用刺杀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那样未免太下作了。既然伍先生希望用公正的审判处理此案，可以，我答应了。就将其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要案来审，以此彰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