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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哈托在会谈中透露加入亚共体的想法，钟可萍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委婉地表示，亚共体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南洋联邦只是成员国之一，虽然对这种想法持谨慎欢迎的态度，但最后的决定权还需要亚共体各成员国商议后决定。

苏哈托当时不明白，以为这是谦逊的外交辞令，南洋联邦在亚共体的地位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越南王国、韩国、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铁杆拥护者，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也正在向南洋联邦靠拢。这其中一个是经济因素，另一个则是国家的安全考虑，南洋联邦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正在撑起一把保护伞。等到老挝的事情尘埃落定，苏哈托才真正了解了南洋联邦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与美国走得太近的国家，是得不到南洋联邦的欢心的。

尽管南洋联邦表现得很谨慎，但苏哈托的访问也不是全无收获，在缓解了两国敌对关系的同时，两国开始了建交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洋联邦当然有自己的野心，将西方势力逐步挤出去，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长远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便是联合中国，统领亚洲，虽然道路坎坷，但迈出第一步的时机正日益成熟起来。

中南贸易额稳步上升，在六八年末已经比谷底增长了百分之六十，随着中国内地媒体上斥责南洋联邦的报道销声匿迹，南洋联邦终于提出了重开大使级会谈的建议，经过往来磋商，双方初步定于六九年一月在巴基斯坦进行首轮会谈。

对于中南两国有些突然的改善关系的举动，国际上作了些猜测，但并没有掀起大的议论，而美国方面，则因为处于新老总统交替，官方未作置评。

重新迈出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步伐，并不是钟可萍的头脑发热，而是黄历基于后世的了解，以及对尼克松的研究和美国的现状作出的决策。在一本美国六七年的《外交季刊》上，是尼克松第一次透露出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

随着尼克松的上台，黄历认为美国将会采取认真的公开步骤。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正处于转变的前夕，六十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但事物的变化往往同化学反应一样，需要一个催化剂，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一九六九不久，这个催化剂突然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第336章　珍宝岛催化剂

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废黜的时候，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苏联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随后，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虽然苏联驻华使馆的人员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自六四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作为对苏联加强边境军事力量的回应和防范，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到一九六七年，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部署的军队人数已达四十万。

一九六八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中苏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另外，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象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所以说，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前，中国方面已经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中国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并且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既能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又能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突然爆发的珍宝岛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随后，三月十五日在珍宝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火箭炮。

如果单纯地讲在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战斗的结局，那么中方可以认为是他们取得了胜利。因为在这之后不久，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珍宝岛。但围绕珍宝岛的冲突决不是由双方要控制这个小岛的简单意图引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这场突然爆发的战斗，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规军的大规模冲突靠近了，不能不为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重大变化。

当时苏联军事领导人比较了解中国武装力量的潜力，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武装力量在解放后的建设。他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领导人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其发射装置，却因此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运输和通讯的投资，所以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军事领导人也很感不安。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提出警告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同时，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计划是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但是，使用核武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得到支持，苏联与美国进行联系，试探性的提出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起码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美国不同意联合打击也没问题，最少也能让美国保持中立吧！

可是，这回苏联人失算了。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得出这个可怕的论断之后，美国决定阻止苏联人。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而且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三十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弄什么花招。

第337章　黄历的斡旋

一九六九年八月，美国一家不起眼的报纸《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勃烈日涅夫气得发疯，在克里姆林宫暴跳如雷，美国人出卖了他们，但那又怎么样，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人就是利用这点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他们。

这只是向中国示警的一个渠道，而另一个则是中南正在埃及开罗进行的第二轮大使级会谈。连续两次会谈，间隔不过半年，外界普遍认为这种举动非比寻常，意味着中南外交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而美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不同的猜想。

媒体上的报道，再加上大使级会谈中得到了消息，使中国领导人没有象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叁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人防工事。

八月底，美国侦察机关报告说，驻扎远东的苏联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私下向新闻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已就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出了试探。

九月十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同美国同事交谈时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目前的敌对方针继续下去，大规模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信息都通过南洋联邦传到了中国领导人那里，他们积累了相当多的很有威胁性的情报。此时，南洋联邦总统钟可萍联合亚共体成员国共同发出呼吁，希望中苏双方采取克制，同时从有争议地区后撤武装部队，政治解决边境争端。而前总统黄历则表示，如果双方同意，他愿意充当调解人，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奔走斡旋，或者为双方进行高层会晤提供场所，为恢复地区和平而尽力。

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面对中国雄厚的人口资源，使用核武器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又出乎意料地不予配合，是想渔翁得利，还是？当然，北京也害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因为中国目前只是具有有限的核能力。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双方的困境，也使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都保留有余地。所以，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都希望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南洋联邦的提议很是时候，而且身份也比较合适。虽然南洋联邦与美国走得挺近，但没有签订军事同盟，有别于北约国家，苏联不必太担心南洋联邦是想与中国联合反对他们。而且南洋联邦与苏联有外交关系，是苏联石油贸易的大客户，却没有种族联系；与中国有种族联系，却没有外交关系……

从这些条件来看，再加上南洋联邦的亚洲的国际地位，是比较适合当一个中间人的。苏联人认为南洋联邦很可能是想以均等的地位从事建设性的目的——同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都保持较好的关系，这种立场有些狡猾，但这样一种均衡还是可以保证中苏之间的稳定，促成两国紧张局势的缓和的。而中国处于弱势一方，面对核战争的威胁，从实际出发也改变了自己对高级会晤的态度，对南洋联邦的提议表示欢迎，同意举行会晤，希望能降低沿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

中苏双方最终同意在南洋联邦的新加坡州民丹岛进行总理级会晤，由南洋联邦前总统黄历充当中间人。中国本来是希望由黄历直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穿梭斡旋的，但苏联有些担心这会加快中南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步骤，而执意反对。当然，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黄历是不太在意这个问题的。访问中国，现在还有些言之过早，但水到渠成已经是不远的事情了。

两国对举行高层会谈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的重要因素，不在于提出这种建议的方式和安排会谈的方法。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有时并不是靠着自身的实力压服对方，而是抓住双方的心理特点。对于大规模战争，显然不是双方所希望的，关键是都不能示弱，都需要一个台阶可下，需要一个可以缓解紧张而又说得过去的理由。民丹岛风景优美，是渡假旅游胜地，黄历又是前任总统，这样便在中苏总理会晤中制造出些许的轻松气氛，也将政治因素减弱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日，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分别访问越南，参加该国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访问期间，北越方面对中苏双方进行了劝说。尽管中苏双方已经争论了近十年，但莫斯科和北京都在援助北越，北越担心中苏战争会对自己造成恶劣的影响，更担心美国借中苏分歧在老挝战场上得到好处。

九月十日，中苏代表团分别离开河内，乘坐飞机来到了新加坡。稍事休息后，乘船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民丹岛。黄历的安排充分考虑到了两国敌对的现实，抵达的时间和机场都是不同的，乘坐的船也是不同的，在民丹岛的下榻地也相隔甚远，在会晤前双方没有见面。

第338章　唇枪舌剑的会晤

海水不停地低声哼着摇篮曲，浪花象许许多多的雪白的手，轻轻拍打着沙滩，让它睡觉。天空伸出它那蔚蓝的、柔软的翅膀环抱着民丹岛。在老远的水平线上，有一道深蓝的线，表示出另一边海岸。静静的夜，似乎没有什么吵闹的声音能够打破它。

黄历脱下了鞋子，赤脚走在松软的沙滩上，任着潮水洗刷，抬头望着苍茫的海天，微微抿起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出他的预料，在与中苏两国总理的分别会晤中，两国总理都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不怕核打击，因为中国也拥有核武器，此外，核打击的后果会因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被淡化。珍宝岛事件表明，苏联士兵“不善于”近战夜战，苏联炮兵的轰击“不起作用”。虽然苏联在装甲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中国可以靠大力发展反坦克武器来消除。

而苏联总理柯西金则强调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装甲集群的巨大优势，并强调指出中国的核力量虽然已经能够执行一定的任务，但他们不会过高估计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水平和可靠程度，甚至在先发制人的打击下，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核反击。而且，柯西金还信心百倍地说道：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尽管双方都慷慨激昂，对本国的军事力量充满必胜的信心，但黄历还是从其中嗅出了某些和解的意味，而且双方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的心理准备。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珍宝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

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所以，两国领导同时都在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也就是说，在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双方实质上也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想法间接透露出来，这使黄历对于斡旋和调解充满了信心。但中苏双方不太可能就对方的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本国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面前作出了让步。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