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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适合本国展的道路才是执政者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而更为可怕的是一个人不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还罢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会造成国家民族的一场灾难。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国家的愤怒，一个人要战争，便会将全民族绑架上他的战车。

黄历作为大总统，背后又有第一大党的全力支持，推行政策可谓顺风顺水，再加上在军队中的无比威望，也可称为一个强势总统。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的冲动。

当中国在论战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越来越激进的倾向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紧张和关注。

“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和输出革命来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国际上蔓延，这更加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恶劣的形势。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第284章　逃港风潮

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变化，他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象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倒向他们，那将会为他们在马来亚、泰国、老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自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便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曾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

两越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美国依然担心东南亚局势的安全，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在支持马共、缅共、越共等共产主义组织，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而越南王国和柬埔寨、老挝则处于首当其冲的第一线，南洋联邦作为东南亚稳定的柱石地位更加突出出来。

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的决策上一贯谨慎，相对于美国兵的生命，他们更喜欢出钱出装备。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南洋联邦的一些要求，包括一些关键军工技术的转让和买卖。当然，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最有实力的国家，也承诺将负担起成员国的安全。

而在一九六二年，南洋联邦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坎坷，这使美国暗自欣喜，对于南洋联邦同中国的贸易，以及南洋联邦承认中国，美国一直心怀不满，只是要依靠南洋联邦，又怕逼迫使得南洋联邦向“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没有发作。现在，中、南两国爆发了纠纷和争吵，自然顺了美国人的心思。

南洋联邦与中国的贸易打着民间交往的旗号，一直进行得很平稳，而在香港则设有一个大机构，其实质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办事处。而中南两国的纠纷就是这个办事处向上汇报的“逃港”风潮所引起的。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跃进”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而一九六二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五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冠之。据记载，单是在五月十六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十二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四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而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偷渡客”陡然增加，给当地治安带来诸多问题，使得港英当局也不得不改变政策，严阵以待。警方出动大量警力，二十四小时巡逻，刻意加强了对无证人员的盘查，并准备将大量偷渡者遣返。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有三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据当时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十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三万人就等于牵动着三十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十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一百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当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准备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时，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赶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五月十五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香港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五月二十一日，港督训词切峻地下了严令，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市内，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的命运。

而就在这天晚上，要上床休息的港督接到了一份英国伦敦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令他吃了一惊，“停止强行遣返，首相已与南洋联邦总统磋商完毕，由南洋联邦全部接收偷渡者，船只已在驶港途中……”

第285章　吸引移民

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当然，这是后话。现在的情况却是南洋联邦突然插手过来，抓住这个移民的机会，为新开发的几内亚岛增加华人比重。

当然，南洋联邦能够得到英国的同意，解决香港偷渡者的问题，在外交磋商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黄历认为是值得的。

从目前南洋联邦的版图和人口分布来看，最先得到发展的是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工厂企业众多，基础设施完备，人口也集中在这两个大岛上。而几内亚岛归入南洋联邦的时间较晚，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主要是劳动力不足在制约着。虽然联邦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华人移民，但相对于现在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响应者并不多。岛上华人数量不占优势，这一直是黄历所担心的事情。

南洋联邦驻香港的机构在五月十五日便将香港出现大量偷渡者的情况汇报了上去，对此，黄历并没有马上下决心，而是招来智囊团进行讨论，分析如果采取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吸收偷渡者等于变相地鼓励这种行为，中国方面是否会对此作出反应，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与中国的贸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终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吸引移民开发几内亚岛与可能引起的纠纷和损失相比，前者要得利更多。而贸易损失应该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激进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禁运措施可能会加强，中国不会想失去南洋联邦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港商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中介人，中国对香港也还是会保持原来状态。从这次逃港潮之汹涌来看，起码广东地方当局对此有放纵和默认之嫌，中国的反应应该不会太过激烈。

黄历这才紧急召见了英国驻南洋联邦大使，传达了南洋联邦政府的建议，并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展开一系列磋商。利益交换是免不了的，但英国的条件也在可以承受之列。

五月二十二日，香港集中营的偷渡者以及营外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有了意外之喜，原定的遣返行动没有动静，这是否预示着港英政府的政策有了变化？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上午九点，南洋联邦驻香港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港府官员陪同下，来到集中营对偷渡者进行登记，宣讲南洋联邦的政策，并询问他们的意向。

对于偷渡者来说，多数都是被逼无奈，选择香港也是路近方便，对南洋联邦也是听说过的，虽然印象不是那么清晰深刻。南洋联邦驻香港机构的工作人员便又动员偷渡者在香港的亲戚朋友向他们劝说，香港的媒介对南洋联邦的报道很多，香港人几乎都知道南洋联邦的富庶，甚至有很多香港人已经移民到南洋联邦。

那时候的香港还未发展起来，官员腐败，帮会横行，社会治安不好，比南洋联邦差得很多。中国媒体的报道南洋联邦的情况很少，但香港人可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因为这些偷渡者能够得到这意外的待遇而感到羡慕。

五月二十三日，南洋联邦的三艘客轮停靠上了香港码头，特别国务卿钟可萍率领一批政府工作人员踏上了香港的土地。逃港潮还将持续，驻香港机构的扩大势在必行。而钟可萍访港并与港督会晤，表示出南洋联邦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此时，黄历刚刚第三次竞选总统成功，虽然还未明确宣布不谋求第四届总统选举，但已经开始了不少人员变动的举措。而钟可萍作为特别国务卿，频频在重要外交场合露面，并率团参加了越南问题巴黎会谈，访问了亚共体各国，已经成为外界观察家眼中下一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对于这位可能是南洋联邦的第一位女总统，港督也不敢怠慢。何况伦敦已经与南洋联邦达成了什么交易，命令他与南洋联邦配合，对偷渡者的选择予以尊重，这在某方面也能冲淡港英当局强行遣返的不人道作法，以及在香港居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钟可萍率领工作人员进入集中营慰问并发放食品饮水，他们看到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都显得异常疲惫，但经过了劝说工作后，情绪已经显得稍微平稳。

钟可萍微微皱了皱眉头，偷偷擦了擦眼睛，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了，集中营的条件太差了，幸好送走这批偷渡者后，南洋联邦将出资派人重新修整，医务室、登记室、食堂等设施都将完备起来，并将此作为一个移民的中转站。

“在香港居民们招募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与逃港者拉近距离应该比较容易。”钟可萍对驻香港机构的负责人交代道：“登记要仔细，讲解政策要清楚，既不要有意夸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实事求是。”

“明白了。”负责人答应着，伸手示意，“您要不要对他们讲讲话？”

钟可萍轻轻摇了摇头，说道：“不必了，口号喊得再好听，也不如实际行动。从国内调医护人员有些来不及，就近从香港招募吧，食品、衣物、日用品也要采购齐全，实际行动才是最好的宣传。”

“有很多老人、妇女和儿童，全部都要吗？”负责人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

钟可萍沉默了一下，用力点了点头，“愿意来的，全部接收，我不想看见亲人离散的事情发生，具体的情况我会向总统解释的，相信他也会赞同这么做。”

第286章　美国副总统的游说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广东省高层领导批准宝安县放宽边境，最终导致了六二逃港潮的大爆发。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南洋联邦收纳偷渡者的行动本来是不声不响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香港与深圳一水之隔，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由香港传进了大陆，尽管边防再次收紧，但不再害怕被强行遣返，偷渡的人依然想尽办法锲而不舍地奔向“资本主义”。而珠江成为了“练兵”之地，群众自发地掀起了练游泳的热潮，对孩子的教育也变成了“练好身体，能去香港。”

起初中南双方都保持着沉默，但逃港潮屡禁不止，终于触动了中国高层领导敏感的神经，在第四次大使级会谈中提出了抗议。抗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