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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日ⅱ-第3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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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韩期间，黄历还会见了美国驻韩大使麦克纳奇，交换了对韩国局势的看法。在李承晚统治期间，先后有五位美国大使在汉城任职，其中就有三位是被李承晚赶跑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令麦克纳奇感到气愤和猜疑，同样，朴正熙的军政统治也与麦克纳奇的理念有冲突。所以，对朴正熙政权他还处于观察之中，并未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
尽管黄历为朴正熙说了不少好话，麦克纳奇的态度也有所松缓，但具体的改变还要等新一任美国总统来决定。也就是说，要到六一年，美对韩政策才可能有所改变。因为之前一直担心李承晚干出“北伐统一”的蠢事，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一直在削减，只能说是维持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程度。
于是，在以后这至少一年的时间里，韩国能得到的额外的经济援助，也只能是南洋联邦来掏腰包了。对于掏钱的事情，黄历一直比较谨慎，韩国资源贫乏，本不是个适合进行战略性投资的地方，但韩国目前也有优势，有着大量的廉介劳动力，很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为南洋联邦的工商业调整提供很好的投资地。
在黄历结束在韩国的访问回国后不久，朴正熙政府便迈开了发展经济的步伐。《引进外资法》颁布实施；釜山市被定为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对纺织、胶和板、鞋业提供金融和税收的优惠；向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并鼓励国内储蓄……
显示出发展经济的决心后，朴正熙又开始着手改善韩美关系，会见了麦克纳奇，态度很平和，很诚恳，表示将接受美国关于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切实推进相关进程。但同时，朴正熙也诉说了韩国人民仇恨日本的民族情绪，解释了自己的苦衷，希望美国方面能理解韩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为清除障碍而共同努力。
通过这次会谈，麦克纳奇对朴正熙的观感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朴正熙无非是在为韩日关系正常化索取代价，为经济发展是供资金。而据麦克纳奇所知，从二战结束到现在，韩国的经济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美国总的经济援助已达三十一亿美元。如果美国既想使两个盟友韩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又想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就必须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
嗯，让日本人拿这笔钱，或许是个好主意。麦克纳奇觉得他既能实现美国政府的目标，又能为美国政府省下一笔开支，何乐而不为呢？而朴正熙从麦克纳奇的态度中得到了宽慰，有南洋联邦和美国支持，对日索赔成功大增。南洋联邦的企业家考察团即将访韩，而先期一亿美元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他终于可以开始致力于自己忘情的国家和民族富强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了。
……
黄历搞定了韩国出兵越南的事情，在亚共体内也得到了陆续的响应：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抽调部分军队或后勤医护人员，为亚共体的第一次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呐喊助威。
“轰雷”行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当中，到了年底，美国新总统肯尼迪赢得大选，并举行了就职会。
倒霉的尼克松参加完就职会的午餐后，走出了F街的俱乐部。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在今天，已是最后一天。尼克松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他心目小认为是世界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荫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此时此地，尼克松一如往常：喜欢从发人深思的答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这是尼克松上大学时，一位教授说过的一句话。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记忆，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个星期，就在肯尼迪就职前的一天，一场新雪纷纷下了起来。黄昏时分，政府机关下班时，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变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沉沉暮色中，扬扬洒洒，连成一片，压将下来。
在电视屏幕里，新当选的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总统光着头，不穿大衣，声音在寒气中微微发颤，带着波士顿的拘谨口音，为这届新政府定下了调子：“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听到我此时此地发出的讯息：火炬已经传给了美国的一代新人……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的锻炼，而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
第264章 新总统新行为
在国家面临威胁时应在外交努力和武力威慑之间力求平衡便是肯尼迪谨慎治国的理念，“我们当然不能用自身的弱势来诱引敌人出击。只有当我们的军事实力毫无疑问能够超越敌人时，我们才能安枕无忧地告别武力……让我们重新启程，我们须尽心铭记：克制守礼并不代表懦弱无能，真诚坦荡也需经历重重考验。永远不要出于恐惧而诉诸和谈，但也永远不要对和谈心存恐惧。”
在冷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肯尼迪总统在演说中号召美国人不仅应该追求军事实力，也应努力维护和平局势。这是一种在不同利益间求得均衡的理念，是要以积极谈判的姿态调和这种恐惧情绪的方法。既承认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又认识到如要有效解决问题不必动辄就赤膊上阵，这正是肯尼迪政府的智慧所在。
在很多美国政要争先恐后地向公众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好象在比拼谁才是最强硬的，甚至他们认为只有走黩武路线才能展现自己的强势时，肯尼迪却反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世界观。黄历对此很赞赏，但却不明白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会犯下猪湾事件这样令人惊骇的错误。
看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对挥舞武力大棒的诱惑加以抗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肯尼迪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弱势的总统，或许也是为了他的名声，才会急于找个地方表现一下吧？但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古巴，而应该是越南。等到肯尼迪明白这一点时，嗯，还不算是太晚。
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美丽，有三岁的卡罗琳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
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
新总统肯尼迪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走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象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他用手指噼噼啪啪打榧子玩。危姆期·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肯尼迪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他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后，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两个月里，肯尼迪一共作出了十七项指示，提出了三十二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基成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五件），同时发表了十二次演说，颁布了二十二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二十八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
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肯尼迪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一千二百万美元糖蜜的建议；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在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住越南的卡宾枪。
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十五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期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事事都要出人头地，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积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
然而，就是肯尼迪身边聚集的这些“出类拔萃之辈”却使新政府摔了个大跟斗，当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订出的计划而已。但是，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象与现实。
当美国历史上—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发生后，肯尼迪政府才发现犯了错误，他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
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竞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竞让他们放手去干呢？”肯尼迪悔恨不已，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第265章 猪湾事件的影响
猪湾登陆简直就是一场啼笑皆非的游戏，当指挥登陆的司令官佩佩·圣罗在船抵达目的地时，来到甲板上去透透气，可眼前的情景却把他吓坏了。预料之中本来应是空无一人的海岸，现在却是一片灯火。
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期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期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历建筑物，都已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
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也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就象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一样愚蠢。
但这只不过是这次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军事行动所犯的一个错误，古巴旅发现给他们分配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部是一些十四英尺长、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五十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五十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
为支援古巴旅登陆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
大胡子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七十二小时便粉碎了入侵，使这场漏洞百出的入侵变成“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事宣扬的一次”。
肯尼迪看到了失败的全部情况后，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讶地叫道：“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象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对于猪湾事件，国内外的反应是不太相同的。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
可在美国国内，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表示了同情。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新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
面对国内舆论，肯尼迪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却越得人心。”
在黄历看来，猪湾事件对于肯尼迪来说，倒也算是一件好事。吃一堑，长一智。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了信心，因而使他在十八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
而且，在猪湾入侵失败的第二天，肯尼迪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绝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家伙，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唯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唯一致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部不能低估它的力量。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或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从另一方面来讲，猪湾事件的失败使肯尼迪对计划中的“轰雷”行动表示了赞同。换句话说，尽管美国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九十英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却准备在世界的另一边——印度支那找回些面子。
不过，由于猪湾事件的失败，使得肯尼迪对中情局和驻越南王国军事顾问团送上来的情况报告疑虑重重，不敢轻易相信。相对于“轰雷”计划的制定者和主要执行者黄历，肯尼迪还记得十年前那场漂亮的仁川登陆，还记得黄历是如何与日本鬼子在婆罗洲厮杀血战，还记得冲绳之战南洋联邦军队的勇猛灵活。所以，黄历便开始头痛了，肯尼迪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来信函，询问计划的准备情况、成功的可能概率以及一些细节问题，令黄历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一年多的战争准备，难道还不够充分？嗯，还是得谦虚一些。“轰雷”计划尽管是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但其在实施方面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黄历首先针对的是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明着中立，却无法制止北越利用其国土向南越渗透的国家，必须得到解决。在历史上的越战中，就是因为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态度过于软弱，军队过于无能，使得北越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越运送了上百万的部队，深入南越腹地，拖垮了美国人的作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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