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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米柯刚吃完一个芒果，汁水淋漓的嘴还没擦干净便插嘴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认为，如果照您所说，明年我们就可以解决蔬菜问题。我们有足够的土地，再找农业专家来选择合适的品种，甚至我们可以聘请南洋联邦的农业专家来指导。至于鸡肉和蛋，我想可以多建养鸡场，一年也就能吃了。”

赫鲁晓夫眨着圆眼睛，轻轻摇了摇头，说道：“葛罗米柯同志，这是专业问题，你不懂，我也不懂，在座的可能都不懂。我说说在南洋联邦参观养鸡场的经历和感想吧，那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养鸡场，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鸡种，足有上万只。当时，养鸡场的老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尽可能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问他，养这么多鸡，一定能赚不少钱吧？他摇着头回答：现在还算过得去，因为南洋联邦对进口的禽蛋征收比较高的关税，以后要是没有了这层保护，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在美国，使鸡多长一公斤肉，需要耗费三公斤的饲料。而他这里，却要耗费四公斤多的饲料。成本高了，就没有办法竞争，政府已经派出专家帮他寻找问题，以便提高竞争力，争取进入国际市场。”

“同志们，我回来之后曾询问过我们的专家，在我们的养鸡场，要使鸡多长一公斤肉，至少要耗费六公斤到八公斤的饲料。换句话说，美国人的效率是我们的两倍，南洋联邦的效率也比我们高出很多。如果差距如此之大，我们怎么能同美国竞争呢？所以，归根到底，不是我们种这个、养那个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先肃清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主义的残余。”

赫鲁晓夫加强了语气，说道：“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在肉、蛋、蔬菜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方面遭受着短缺之苦，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羞愧。如果我们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我们就能够同时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物质上的需求和爱美的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赫鲁晓夫是个改革者，他力图突破斯大林时代的僵化模式，首先在苏联落后的农业上下手进行改革，并延伸到工业。尽管赫鲁晓夫急于求成，在改革政策上犯下很多失误，但他的改革与调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苏联农业克服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但赫鲁晓夫最大的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想以个人的高位对官僚体制进行改变，当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时，官僚集团对他的仇恨，人民群众对他失误的不满，为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最终，企图以个人力量战胜苏联庞大官僚体制的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第249章　中苏分裂

对于黄历个人来说，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将斯大林拉下神坛，具有非凡的勇气。虽然改革搞得不太好，但他到底是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看到了苏联经济迟滞不前的些许原因。

而且，赫鲁晓夫的思维过于简单，他不造作、不虚伪，虽然表面上的性格粗野，但掩饰不住内心的坦率与厚道。如果他不是在政坛上混，相信在现实生活会是一个蛮可爱的人，会有很多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赫鲁晓夫并不是别人眼中恣意妄为的人，他可能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些蠢事，可这不是他贪权和任性，而是他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性格直率鲁莽的原因。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缺少文化的个人经历，使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一旦有人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便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从这一点上看，他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只能算是个会赌气的鲁莽的蹩脚政客。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因为中国已提出要苏联转让潜艇设计和制造技术，赫鲁晓夫便认为根据中苏军事同盟要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是正当的。于是，看似友好的会谈变成了令人难堪的争论，中苏原有的裂缝不可避免地加大了。

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躺在浴巾上，看似气氛很融洽，但随后的变化却令人意想不到。

赫鲁晓夫首先开口说道：“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长波电台的事情，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于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能使用它与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将电台送给你们。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但基地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或者让船员上岸休息呢？”

“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拒绝道。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意风？”

“不行”毛泽东已经愤怒了。

赫鲁晓夫显然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何如此愤怒，最后又试探着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来。过去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毛泽东眼中射出了轻蔑的神情，这让赫鲁晓夫的自尊心备受打击。

“那好吧，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赫鲁晓夫收住了话题。

显然，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谈话。表面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是在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发泄，但双方更深层的裂痕与不和早在五八年中国炮击金门时便已经种下了。

当时，中国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件事触怒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中国方面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另外，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

紧接着，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象是苏联的盟国？

苏联要的是共同行动，中国要的是单方援助；苏联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要搞边缘战争；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自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中国则认为赫鲁晓夫大搞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中心已经转到中国，中国已经能与苏联老大哥平起平坐了……

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自尊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虽然自己之后的行为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当然，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领导人之间的争吵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按照正常的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第250章　发展策略的调整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然而，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性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荡、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

于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如果对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两个弊病：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第二则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另外，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当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由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领导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后，毛泽东感到已经具备了挑战苏联的力量。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

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又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中苏关系处在了一个变化的岔路口，没有谁比黄历更清楚这之后的发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对此他只能慨叹：“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了。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南洋联邦已经成为战后在世界上崛起的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连续第三年名列日本、西德之上，位列美、英之后，超过了政局不稳，深陷殖民地战争的法国。

与日本、西德相比，南洋联邦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首先，南洋联邦资源比较丰富，战后发展较早，近五六年的免费劳动付出（日本战俘），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五零年朝战之后），黄历及其团体的纵横捭阖、精诚团结，政局的长期稳定，当然还有正确的发展策略，以及外交上的成就。但南洋联邦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那就是人口少，地域广，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缺乏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显现出来。

而日本虽然背上了比历史上沉重的战争债务，但由于其军事防务全部交由美国负责，可以把全部的金钱都投入到经济发之中，再加上人口众多，这是它的有利之处。而不利之处便是资源短缺，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而且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罪魁祸首，要想在外交上得到大发展，为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通过黄历及其主导的亚共体这一关。当然，没有了朝鲜战争的刺激，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被黄历剥夺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再说西德，在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生活环境困苦的状况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战败国，因为受美英法牵制，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只能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战前德国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又集中了战前德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借助于“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时，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德国有科技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又有教育素质普遍较高的人民，经济崛起当在意料之中。当然，德国也背负着战争赔款，也面临着改善与周边战争受害国家的关系，开展积极外交的任务。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尽管黄历痛恨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很多可取之处。至于德国人民的辛勤和敬业精神，尤其让他感慨。据统计，五五年，联邦德国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长达五十个小时，比南洋联邦及英美工人多三个小时，而平均工资实际上直到五六年才到战前三八年的水平。可以说，正是联邦德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才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

有成绩，也看到不足，黄历比其他人更有急迫感，更不容易满足。南洋联邦得益于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不象日德那样的战败国，可以发展军事工业，开始时可能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现在的军火买卖已经在弥补这个不足。以华人为主，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外国家的热情和勤劳，也使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得以迅速进行。但同时，黄历也预想到了日德追赶上来后，与南洋联邦激烈竞争的前景。

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值很高，但南洋联邦不过是占着人口少的优势，相当一部分产值是靠外来劳工创造的，可以说，这个数值有点虚，并不能体现南洋联邦真实的水平。

而且，战后南洋联邦的科学技术，百分之九十多是从外国引进的，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从美国引进的。因为“引进”比“研制”费用低、见效快。美国研制一项成果的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而目前南洋联邦的成功率为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是南洋联邦不是“独创”而是“改进”。虽然这有取巧之嫌，但南洋联邦从四六年到五九年共引进了一万多项技术，并用了不到十五年时间、花了仅五十亿美元左右，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两千多亿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这种取巧式的发展能带来一时的效益，但却无法持久，黄历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即将跨入六十年代的时候，南洋联邦在黄历等人的推动下，开始对一些国家发展策略进行了调整。

首先，在轻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能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并能进行大量出口的形势下，经济政策将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倾斜，利用当前世界关系极不平等，原材料价格极低的有利条件，大力造船并开展海外原料运输，促进“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其次，继续在财政上补贴，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型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政府运用税收杠杆，扩大企业内部积累，鼓励和促进私人设备投资；采取低利息政策，向企业大量贷款；加强外贸和引进外资的管理，扶植新兴产业，适当保护弱小产业。

借主办奥运之机，继续加大对电力、铁路、港口设施等所谓“公共工程”的投资，为企业提供廉价的电力和便利的交通运输。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