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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有张床-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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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咋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反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卖断了？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镜。
“这是改革，商量又咋样？谁让你在企业混了一辈子，离休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吧？”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乐乐呵呵的弥勒佛。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蠕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赶紧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把老骨头，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有人拉去烧了。年轻人咋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病友插话，老头老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咋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的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啥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啥三十而立，古人寿命短，四十岁告老还乡五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含苞欲放。”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得意，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二老对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啥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哧白咧地走了。
4
坦率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就像十九世纪的美国外交。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有两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狂潮再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有开拓精神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考研，至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且不擅长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智商实在不靠谱，跟电视上“幸运250”似的。十年前高考纯粹少不更事，屈服于社会偏见，害得我留下一人生污点。十年后又病机乱投医。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糟蹋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楞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屁民一个，老爸早靠边站，有戏吗？撤了吧，免不了忿忿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父母一天天老去——特别是老爸中风后医生私下坦诚，如遇复发随时有危险，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的，是触手可及又可嘎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连亚圣人也鼓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实在不想延续出个小戈海洋、小流氓无产阶级来？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比圣人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傍晚，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脑子里一团糟。凉风轻佛，晚霞西沉，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光斑。远处明暗纠结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叹息一声，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凭栏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有些奇怪：“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稀罕。”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景致发呆。红彤彤的火烧云燃成一堆凌乱的暗红余烬。临江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洒满垃圾。同样一杯茶，露天茶座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汲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东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翘起二郎腿，猛然看见女孩就站在我身后，吓我一跳。我问：“你咋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我说：“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超值服务，那我赚了。”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无聊的人凑一块，那就开聊呗。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
5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火焰，近看乔装打扮，脸盘上尤具匠心，清秀之余添了几分妖媚。我心里一跳，化妆品这玩意真TMD助纣为虐误导众生。我正想和她谈如何应付，她一把挽住我，剥夺了我演主角的机会：“你配合就行了。”
我父母惊喜地接见了这位冒牌货，拿出水果招待她，她毫不客气。雪儿对我父母问长问短，我父母的问题她也对答如流。雪儿说我们半年前在溜冰场认识的。父母工人阶级，她在一个事业单位打字，独生女，大专文化——在自修大专，法律专业。雪儿说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打麻将，喜欢读书，崇拜周总理、鲁迅和拿破仑……我忍不住笑，佯装内急溜进卫生间。
雪儿和我勾肩搭背，还采取喂宠物的方式和分食了一个橘子。雪儿看见按摩师为我老爸按摩也去帮忙，医生说她按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我口上插科打诨，心里却纳闷，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子咋屈就于茶楼？不得不承认生活对人的可塑性，生活的艰辛像一把刀子，既可以把你削尖，也可以把你削平，还可以将你拦腰截断。
在我老爸老妈高高兴兴将我们送出医院后，雪儿立马原形毕露，手一摊：“钱——？”
我兑现了她一百，她又甜甜地说：“哥，再付五十吧。”
“你毛病呀你？”我不满起来。
“哥，我给你爸按摩了快一小时，这对他很有好处，医生都说我按得好。就是街头野店也不止这个数呢，还有往返出租车，五十块不多吧？”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过我还是再给你五十块。”我掏出五十给她，警告，“下次我没点头，不许单方面增加服务内容，你不能违约嘛。”
“啊——？还有下次！太好了！啥时候？”她大喜过望。
“可惜不是你了，但你可以推荐。我和老爸老妈说过，有几个候选人，择优录取嘛。”
“哼，花花公子！”她撅起嘴巴。
“啥花花公子？都是演戏。有可能再找你，但下次不行——你有人选吗？”
“那我有啥好处？”
“我只出一百块，另给二十块好处费——三十吧，谁让今儿个我高兴呢。”
“好吧，那你现在先给我五十块订金吧，你到时就给她八十。我找我表妹吧，不漂亮不给钱。”
雪儿表妹媛媛并不漂亮，呆若木鸡，一眼就看出瓷器国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要不是我临时给老爸老妈通报了消息，加上她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都要退货。细节毋需敷述，更像一部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木偶戏，无论是我还是老爸老妈都一致认为，这个本科生比中专生雪儿差远了。看他们高兴，我又雇了雪儿几次。她演技出众，嘴巴甜，有一阵，我差点就入了戏。
6
其实在宽慰父母的同时，自己已四面楚歌了。砸掉泥巴饭碗并不可怕，戳洞洞鱼甚至拾废品也比那挣得多。问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一片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企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报刊几个人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最糟的一次，一个农村气质的同事被当成骗子扭送专政机关。我意识到，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鬼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哭着喊着想去教书而不能，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稀饭学院的同学不是教学骨干就是教育腐败带头人，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没油水、还受他们领导的代课教师吗？我TMD还要晚节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啥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高了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目睹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虾米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堕落为一堆不耻于和谐社会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很快索然无味。其余时间，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除此无事可做。
我开始恍惚，失眠。拿句小资产阶级的话说，我有点迷惘。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真是最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才。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名叫“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给我发了个邀请函，后来得知是冬瓜推荐的。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瞅瞅，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玩儿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和青年。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还有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开了个小餐馆，我每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严正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也推掉了。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妖精，有些咋咋哇哇（注：咋咋哇哇，四川方言，指废话多且不顾场合。）
两月后将全书大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一打印室，蹲守了几天做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物至少贵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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