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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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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4＇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5＇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三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白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高兴看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
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使。从被王明们一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盝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锺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6＇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心态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在全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
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的回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7＇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著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一在“苏区”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8＇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9＇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10＇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当明白自己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11＇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泽东正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但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团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击。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博古无法招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腿”之力。——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四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瞿，实乃愚蠢之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无损。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只判了数年徒刑。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没日没夜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
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的想法。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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