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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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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鞑楸ǜ婧汀堵哿险贰ⅰ洞鹇吠干缂钦吒时炊贰ⅰ段拦曰ò傅纳鳌贰ⅰ段慕掏骋徽较叩姆秸搿返人钠恼拢樵黾拥�38篇，60万字，分为六卷。增订工作最终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等参加了校堪工作。
在这个增订本之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毛泽东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六篇著作，其中就有《给林彪同志的信》。这本《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共中央便通知停止发售。当时大家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篇《给林彪同志的信》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愿这种批评被公开。毛泽东于是对林彪妥协，下令《续编》停止发行。1949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仍收入了这封信，但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离《晋察冀日报》驻地不远。一天早晨，邓拓被召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邓拓与毛泽东见面。“邓拓与毛泽东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这应该是邓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此时的毛泽东，见到邓拓而“极为高兴”，也自在情理之中。
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春，邓拓因未能准确和迅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布置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被说成“死人办报”。不久，邓拓成了没有实权的社长，总编由吴冷西接替。1958年，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邓拓成为姚文元、戚本禹们猛烈批判的对象。5月17日夜，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者。
2007年7月14日
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
1931年春，毛泽东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阙云：“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张辉瓒也成了大名人。
张辉瓒，1885生，长沙人。字石侯。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年在天津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师长，后任第2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年10月，第2军缩编为第18师，张辉瓒任副师长。次年入赣，兼任南昌卫戍司令。1930年，任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2月27日，在江西吉安龙冈被俘，翌年1月28日，在东固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杀。
1930年12月27日，张率部孤军深入龙冈地区。而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又恰逢细雨浓雾。红军凭借天时地利，又有英明的指挥，遂将张部击溃，张本人也被活捉。——这是关于张辉瓒被俘经过的通常说法。
但著名现代报人和民国史专家陶菊隐在1934年8月出版的《政海轶闻》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张奉令进剿东固，因后援未至，不敢深入。但蒋介石督责甚严，并且说因为赣兵顿兵不进，致使赤势坐大，将成燎原之患。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十分惶急，一封接一封地给张辉瓒打电报，促其速进。张于是给鲁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明拟缓进二日，并详述了自己的攻守策略。信成后，遣一部卒送往南昌。该部卒雇一挑夫，而呈鲁密信亦纳于挑夫肩上之行囊中。途中遇敌，部卒窜走丛莽间。敌去后，觅挑夫，已不见踪影。部卒惧罪，仍然赶到南昌，面见鲁涤平，口头报告了他所能知之情，却绝口不提密信丢失之事。鲁问何时进兵，部卒不能答。鲁于是再次电令张速进，口气极为严厉。张认为，缓进理由既已详陈，鲁仍令速进，一定是疑心自己胆怯畏葸了。不得已，遵令南进。而那在途中失踪的挑夫，却是红军奸细。张致鲁密信早落入红军指挥员手中。对张的行止思虑，红军方面了如指掌。这样，张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陶菊隐说，张辉瓒被捉时，毛泽东忽然出现，“趋握张手曰：‘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顾谓卒曰：‘此吾旧友，宜善视之。’张默然无语。”这样说来，毛与张应是长沙时的故交了。
张的被捉，在共产党方面是巨大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据说张辉瓒平生不二色，与妻子伉俪情深。张妻闻讯，找到蒋介石，愿意倾家荡产，救出丈夫。蒋介石也同意赎救张辉瓒。得到南京方面的认可，鲁涤平于是积极行动起来。而据说中共高层，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也主张不杀张辉瓒，愿意与鲁涤平做成这笔交易。双方开始谈判。鲁涤平愿以现洋20万、医药20担、释放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可装备5000余人的检械弹药等为代价，换回张辉瓒。
双方先在上海谈，后在南昌谈。1931年1月28日，谈判正在进行时，“苏区政府”在江西吉安县东固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的群众大会。据说，是群众要求在大会上公审张辉瓒。张辉瓒遂被押到会场，会场上“剥皮”、“抽筋”、“点天灯”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祝捷大会于是变成公审大会，张辉瓒当场被杀，被杀后尸体被挂在树上示众。不久，群众又把脑袋割下，钉在一块木板上，放入赣江。在南昌谈判的中共代表，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大为惊恐，立即化装逃走。
张辉瓒终于被杀。我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死，能起到鼓舞士气、增强群众信心的作用，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在毛泽东那里，“政治账”永远高于“经济账”。
赣江下游的国民党部队从江上捞起了张辉瓒的首级。首级运到南昌，鲁涤平命令买了几段大楠木做棺材，命南昌最著名的雕刻专家，按比例做了木身，又给木身套上中将军服，再将头颅安上入殓。鲁涤平并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3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则发布公告：“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枢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张辉瓒棺椁运抵长沙后，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最后葬于岳麓山腰。陶菊隐说：“湘人开会追悼，其旧部范某诔之曰：‘感公知己十年前，闻道没全师，天涯欲祭疑公在；受命专征千里外，伤心问忠骨，江波无语载元归。’一时传为绝唱。”仅从文学角度看，这挽联写得实在不赖。
蒋介石亲拔巨款，为张辉瓒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墓前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题写的“魂兮归来”。张辉瓒的墓，“文革”中理所当然地毁于“红卫兵”之手。不然，今天也是岳麓山上的一处“景点”，能为长沙市的GDP做点贡献。
我有时想，把一个人的头颅割下，再用铁钉钉在木板上，——需要怎样一种“心理素质”，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2007年7月15日
鲁迅亲属与鲁迅
鲁迅亲属与鲁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的，只是在鲁迅身后，鲁迅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而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则是因为读了《南方周末》上《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迅之名奔忙》（2006年8月24日）一文而有所感矣。这篇占据近半个版面的文章，介绍了周令飞先生正在怎样“为鲁迅之名奔忙”。这一“为”字，使得语意有些暧昧。我想，把“为”字换成“借”字，就明白多了。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知道周令飞先生正在从事各种各样以“鲁迅”命名或与鲁迅有关的活动。拍名为《鲁迅》的电影，拍名为《中国文豪鲁迅》的电视剧，也就罢了，连“南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也参加，就让我颇有些惊讶了。
周令飞先生为自己的“奔忙”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从亲属的立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了。
说到亲属对鲁迅的宣传研究，应该先说到周令飞先生的祖母许广平先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即搜集有关资料、出版鲁著作、撰写回忆文章。许广平先生关于鲁迅的著作，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宣传和研究鲁迅，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毋庸讳言的是，也造成了不少混乱。在回忆、描述和塑造鲁迅形象时，许广平先生有着许多有意无意的错讹和歪曲。“文革”开始后，许广平先生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其中对鲁迅的描绘和阐释，是严重违反实际的。例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中，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正先生1979年出版过《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对许广平“回忆”中的多处差错进行了纠正。数年前，我也曾发表题为《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的论文，研究了许广平先生在“改写”鲁迅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更研究了她这样做的“苦衷”。
许广平之后，就该说到鲁迅二弟周作人了。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报纸上写了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后汇成《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书。周作人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为稻粱谋，赚稿费养家糊口。他只写他所认为的客观事实，尽量避免主观介入。这些文章对研究鲁迅自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鲁迅三弟周建人先生，在鲁迅逝世后的十多年间，也写了十来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五十年代初结集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出版。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时，还口述了《鲁迅故家的败落》。这些，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但“文革”期间，周建人先生也出版了《回忆鲁迅》一书，那就完全是把鲁迅往“文革”的战车上绑，让鲁迅为“文革”服务了。
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2001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也应视作是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1957年一则有关鲁迅史料的披露。
在1949年后，许广平先生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周建人先生则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这些，无疑都是鲁迅对亲属的现实影响。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在1949年后，鲁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肖像权、著作权一类问题上，不能与一般人等量齐观。所以，每当周海婴先生在此类事情上兴讼，我都是颇有腹诽的。
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他们对鲁迅的回忆，有着不言自明的理由和价值。但周令飞先生如今忽然“为鲁迅之名奔忙”，就不免令人疑心他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了。鲁迅曾长期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造成了不少人对鲁迅的误解甚至反感。鲁迅如果又被绑在经济的战车上，让鲁迅搭台而经济唱戏，那后果是什么呢？
临末，我忽然记起鲁迅留下的这样一条“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2006年9月10日
1949年以前中共的“统战工作”
胡乱翻书，我往往惊叹中共在建国前“统战工作”之出神入化，而周恩来则堪称“统战”方面的大师、巨匠。
手头有一册《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作者万亚刚。这个万先生，1929年19岁时，即进入国民党“中统”，又随国民党去台湾，仍在“中统”服务，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老特务。《国共斗争的见闻》所收文章，大都是记述作者亲见亲闻之“国共斗争”故实。书中有一篇《“统战”何足惧》，说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文章说到抗战时期的一件事：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会画几笔，在重庆开画展。展出的画中，有一幅“岁朝图”，上面画了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喧哗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诗所咏者，乃红军“长征”途中，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笑话。周恩来知有此画，即着人买下。1945年7月，黄炎培参加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赴延安，走进毛泽东会客室，墙上赫然挂着沈叔羊绘画、黄炎培题诗的这幅“岁朝图”。万亚刚说，黄炎培“回渝后提起此事，颇为得意。中共不知购此画付出多少代价，但此一举，却获得沈钧儒、黄炎培两人的好感。”
若此事属实，它获得的又岂止是沈、黄两人的好感，许多闻知此事的知识分子都会心生感动。出于好奇，我找出黄炎培的《八十年来》。此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书中附有黄氏之《延安五日记》。7月2日，果有如此记载：“从大会堂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见我们的一间会客室，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室是长方形，光线很足，中间安着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二十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画，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两字，几个杯子，我题上一首打油诗。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画展，要求我在这幅画上题字，忽然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间，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一桩故事的传说，就提起笔来游戏式地写上一首七绝……料不到这幅画落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堂里。”黄炎培当时的心情之“爽”，是可想而知的。
查有关沈钧儒资料，知沈氏第三子沈议，上中学时患过脑膜炎，病愈后头脑仍常胀疼，且左耳失聪、右耳重听，沈钧儒便力促其学习绘画，后来在绘事上颇有造诣云。想来这沈议，便是沈叔羊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随便画的一幅画，会挂在毛泽东的会客室，承担耐人寻味的政治功能。
黄炎培《延安五日记》，7月1日还记载了一桩“小事”。这一天，他们从重庆飞延安。到了延安后：“过了延水，穿过小小的延安城，眼帘前忽然闪过一块牌子：‘韬奋书店’”。邹韬奋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交谊深厚，又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一年前，邹韬奋在上海逝世。一年后的延安，就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店了。这书店的招牌，未必专为黄炎培们而挂，但无疑是为“统战”而挂。到过延安的人，会把此事传到重庆、传到上海、传到南京、北京……一块小小的书店招牌，或许能起到千军万马所难以代替之作用。
万亚刚说，周恩来“派人去买画时，并未预料到黄炎培会去延安，这都是他毫无目的的随兴之作，其中并无阴谋诡计。所谓统战，如此而已，实在用不着恐惧、回避。”这“老特务”的议论，往往迂阔肤浅。这里也一样。周恩来派人去买画，当然不能说是“阴谋诡计”，但要说“毫无目的”，却大谬不然。周恩来派人买画之初，固然没想到黄炎培要去延安。但他凭着一种超凡的直觉，觉得此画当能派上用场。它可以挂在延安毛泽东的客厅，也可以挂在重庆周恩来的客厅，还可以挂在任何一个中共要人的客厅，只要这天沈钧儒或黄炎培来访。当然，如果两人同时来访，那就是更好了。周恩来这种臻于化境的“统战本领”，这种看似处处无心实则处处用心的“统战智慧”，对于政治上的敌人，确实是值得“恐惧”的。
因了中共这种极其高超的“统战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站到了这一边。就说沈钧儒吧，是法学家，是大律师，是社会名流、贤达。他以如此身份，成了中共的“亲密朋友”，甘当中共的“尾巴”。闹“救国会”、闹“民盟”，这些大事且不说了。只说由他出面营救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吧，就不知凡几。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名望，从狱中救“政治犯”，特别合适，他也总积极地去做。
1949年年后，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又任民盟中央主席。1957年，他的那些“盟友”们纷纷成为“右派”，他却无法一援手。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中说：“这么多民盟成员被打成右派，沈钧儒在思想上难以接受，他不相信他们都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对一些长期为民主事业奋斗、自己非常了解的老朋友被划为右派，如柳湜、沈志远、刘尊棋、王斐然等，他既感到痛心，感到不可理解，又无可奈何。”“又如沈钧儒的侄女婿古念良被划为右派，沈见到他时，把他拉坐在身旁，默默地握着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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