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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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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那本《陈布雷传》，说：“《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5＇这是一种“习惯性瞎说”。在叙述阐释中国现代史时（当然不仅仅在此时），这种“习惯性瞎说”的现象极其严重。《敌乎？友乎？》的发表，还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的。黄仁宇《日记》中说：“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而蒋氏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则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黄仁宇《日记》第101页）蒋氏策划此文，仍然意在缓兵，仍然是为中国争取时间。而他认为此举是“所谋不误”的“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则意味着此文之发表，对为国家争取时间起了积极作用。
三
“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就有这样两种明确的意识：一、中日之间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二、中国目前还远不是日本对手，暂时必须隐忍退让，卧薪尝胆以发展自己。若问蒋氏打算以多长时间做准备，从日记中看，是10年左右。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1936年10月12日，蒋氏观看空军表演轰炸战术后，在日记中写道：“空军成绩渐着（著），以三年之精神与夫人之协助（引按：宋美龄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而得有今日之成绩。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家安全矣。”（两则日记均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此时距“九·一八”整五年。蒋氏在为取得的成绩欣喜之同时，希望还有三五年时间供他准备。——尽管很快发生的“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
让我们回到鲁迅。其实，“九·一八”之后，在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评估上，鲁迅是与蒋介石一样悲观的。“九·一八”之后不久的10月7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见黄仁宇《日记》第90页）
这番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蒋氏一开始就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效法史可法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对当时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并不满意的，举国若狂的抗日热情，并不让他感是一种“可恃”之力。而这后一方面，与鲁迅极为相似。“九·一八”之后，鲁迅多次对社会上的“抗日秀”予以嘲讽、抨击。例如，1931年11月20日，鲁迅发表了《宣传与做戏》（见《二心集》）一文，将社会上的种种抗日姿态，称为“做戏”：“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1932年1月2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见《二心集》）一文，则对上海滩上的“青年援马团”做了极其辛辣的讽刺。当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起而抵抗日军后，上海的一些青年组成了“青年援马团”，声称要到黑龙江去援助马占山。鲁迅称他们为中国式的“堂·吉诃德”：“这以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房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箆，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鲁迅在这里，既批判了做戏的“援马团”，也批判了以“欢呼”迎送“援马团”的民众。是民众和“援马团”共“做”了一场“抗日戏”。鲁迅所看到的，蒋介石也“默察”到了，二人可谓“所见略同”。也正因为目睹了此种现状，蒋氏才有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的慨叹，才有“无可恃也”之感，才下决心隐忍退让，积极准备。至于鲁迅为何明明知道中国并没有对抗日本的力量，却又一再谴责政府的“不抵抗”，那是鲁迅研究中的课题，姑且不论。
蒋介石原想以十年左右时间完成基本的抗战准备，然后奋起与日较量。但同胞和“倭寇”都不容他完成这一计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蒋氏的“最后关头”终于到来。在事变次日（7月8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23页）中国在积极准备，这当然瞒不过日本。蒋氏怀疑，日方也迫不及待了。不管怎样，奋起抗战是惟一的选择了。7月16日，蒋氏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呼吁：“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在此之前，蒋氏一再低首下心地对日求和。奋起抗战后，则一心一意要把日方拖垮。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倒是日方急于求和。尤其发现汪伪政府并不能发挥他们理想的作用后，日方更急于与蒋氏“和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坚决拒绝与日谈判，并且宣布：有敢于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杀无赦”。
蒋氏的准备虽未完成，但毕竟准备了五六年，这样才有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才有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才能在开战一年多后即与日军“相持”起来。没有此前五六年的准备，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和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才对蒋氏有这样的评说：“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件’至卢沟桥抗战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日记》第91页）
但也正因为基本准备都未能完成，八年之间，蒋氏实在是苦苦支撑，其中之酸辛，有常人难以想象者。黄仁宇在《日记》中说到，由于政令并未实质性地统一，“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第145页）。作为最高统帅，蒋氏给各路诸侯下“命令”时，往往称对方为“兄”，有时甚至以“弟”自署，全是相商口气，甚至让人感到是在请求、恳求、哀求，仿佛抗战是蒋家盖房子一类私事，蒋氏在求朋友帮忙。军费和装备上的窘迫，则是每日每时地存在着。黄仁宇在《日记》中回忆说：“回忆此时我为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二元，制服自备。但在云南驻地村镇街头吃一碗面即法币三元，是以军中待遇已与无给制相去不远。当地土匪出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为我们一个上等兵四十年之薪饷。若干部队长晚间将枪械加链条锁在枪架上，以防士兵携械潜逃。”（第180页）在武器装备上，国军与日寇，相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若单从此点着眼，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两个国家在打仗，而是两个时代在拼杀。黄仁宇《日记》中说到，抗战期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兵只分得四发。”（第176页）也就是说，每个士兵每月只能打四枪。蒋氏自己，则往往连军需方面的琐事都要亲自过问。1937年9月24日，淞沪战事正紧张时，蒋氏致信宋子文，请宋准备40万只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引按：即陈诚）五万只，其余三十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引按：即顾祝同）兄可也。”（第145页）麻袋当是用于填塞泥沙以筑战壕，而此等事竟要最高统帅亲自筹划，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属奇事。——汪精卫正是看到此种状况而发出“此仗如何能打下去”的哀叹，并决心投敌。蒋介石则硬着头皮撑了八年。
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蒋氏对局势做了七点估计：“（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其实，在此前的《敌乎？友乎？》一文中，蒋氏已授意陈布雷将此种估计做了表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氏的预言，除第六条外，其余六条一一应验。
2008年2月6日凌晨，旧历大年三十
＇1＇《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04页。
＇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0页。
＇3＇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9页。
＇4＇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10页。
＇5＇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0页。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定都南京宣言》。在定都典礼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常会第172次会议上，改组了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了五院制政府，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姓撼ぃ好裎⒎ㄔ撼ぃ醭杌菸痉ㄔ撼ぃ淘辔嗖煸撼ぃ骷咎瘴际栽撼ぁ�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来自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在国民政府中特设考试院，作为与行政院、立法院等其他四院平行的机构，则因为孙中山对官员选任制度的重视。1906年12月21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在演说中就强调：“那五权除刚才所说三权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1＇有了孙中山考选权独立的政治思想，方有与其他四院平行的考试院之设。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和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和铨叙，方得任用。考试院下设考选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考选工作。
考试院座落在南京鸡鸣寺，所有建筑均是东方式风格，到处亭台楼阁、题联匾额。在1936年9月高等文官考试（其时简称“高考”）中被选用的汪振国晚年有这样的回忆：“考选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它的职能是筹办各类文官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临考前组织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具体办理考试工作。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组织，考试完毕，即行结束。每届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过三两个月，全院正式在编人员也只有二三百人，组织是紧凑的，人各一职，各负其责，纵有冗员闲曹，年终考绩，即被淘汰。每届考试，聘请雇用人员比较多，都是临时性质，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情况。我有个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办公时间拒不会客。我到南京去看他，只能在晚上或星期天到他家中访晤。据他谈，每天八小时工作，都很紧张，但这种比较良好的机关风气，没能持续多久，到抗战前夕，就开始败坏了。”＇2＇
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官考试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由考试院组织的全国性的高等文官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时间一般定在桂花飘香的九十月间，以合“折桂”之意。抗战前在南京共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高考”。1931年为第一次；1933年为第二次；1935年为第三次。第四次本应1937年举行。但1936年是蒋介石五十大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援清代“恩科”之例，举行一次临时性的高等文官考试，以庆祝蒋介石生日。高等文官考试的报考条件，是取得大学毕业资格者。一旦在这种“高考”中被录取，即取得荐任官资格，成为“国家公务员”，薪俸立即与国立大学一般教授相等。毫无疑问，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当时的报考者，除了国立和私立各大学的毕业生外，北大、清华、南开、武大、中央大学等名校的研究生，参加角逐者也不在少数。自费留学归国者，也有很多人想通过这种“高考”而得一职位。全国的报考者都集中到南京考试，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每次考试前，先是接受报考者的申请书，审查相关证件，确认参考资格，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即今日所谓的“准考证”。这一工作完成后，即进行临场准备。这一工作自然也极为繁琐，而且容不得半点马虎。“准考证”发放完毕，临场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便成立典试委员会和襄试委员会。典试委员会负责命题和阅卷。所以，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典试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由国民政府出面礼聘。所聘者，自然是国内的名流学者。汪振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中回忆了1933年“高考”中的典试委员情况。这届的典试委员长为国民党元老王用宾。王用宾是山西运城人。1904年，官费选派到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学铁道工程，后又考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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