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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八一宣言》与“新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二、《八一宣言》的问世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的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4月，中共特务工作的总管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对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断有人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虽然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虽然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王明意识到，自己也随时可能像向忠发一样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向（忠发）被捕二日后即于狱中被处决。……一点不假，上海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愧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王明）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孰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2＇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自任团长，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是仍然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的。在他的意识里，既然自己到了莫斯科，中共中央也就被他带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1932年底和1933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3年以后，王明虽然仍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左’的主张，但从1933年到1937年间王明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活动来看，王明的主要活动开始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3＇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三百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该《宣言》写道：“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口号，进行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4＇这个《宣言》虽然仍然提及“国民党军阀”，但已经意味着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5＇（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驳斥了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观点，并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意义。”＇6＇8月20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决议》。针对中国问题，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7＇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发布更加郑重其事的宣言，以指导国内的工作，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一种配合。在代表团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写道：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与国民党拼杀了近十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也开始积极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这样说到《八一宣言》发表时的国内局势：“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8＇使得中共全面而彻底地解脱离危机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八年，中共及其军队迅速壮大，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击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没有以在《八一宣言》中最典型地体现了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没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是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才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造者。没有斯大林的旨意，没有对斯大林态度的确认，王明是决不会、也决不敢从极“左”立场来个180度的大转变的。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迫使中共放弃与国民党的武装对抗、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呢？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在“七大”上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体说来，在欧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被希特勒德国所侵犯、侵占时，与包括本国统治者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让这些国家更有效更持久地缠住、拖住、咬住希特勒，使希特勒无力进犯苏联。即使不能最终阻止希特勒的犯苏，也尽量延缓其犯苏的时间，并尽量削弱其犯苏的力量。当希特勒兵临城下时或突破国门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如果仍然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武装暴动，那无疑会使本国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大大减弱，也正中希特勒的下怀。确切地说，斯大林之所以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要让这些国家成为苏联的屏障。至于在亚洲，当日本侵占东北后，斯大林就认为日本将以中国东北为跳板，进犯苏联。“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斯大林这时担心的，是日本一旦在中国全境站稳脚跟，就会抽出身来，与德国从两面同时向苏联进攻，苏联就不得不两面作战，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因此，让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让中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从而使得日本不可能抽身向苏，是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时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当然会认为，在中国，有可能缠住、拖住、咬住日本的，是蒋介石、是国民党。而共产党如果继续与国民党武装对抗、国共之间如果继续内战下去，就可能使得中国无法抱紧、抱住日本的双腿。因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共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武装对立，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指挥。目前出版的几种王明传记，在叙述《八一宣言》的问世时，都谈及了斯大林当时的动机。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写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的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系于国民党身上。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可能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致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坏）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9＇周国全等人合著的《王明评传》，也说到：“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还要中国共产党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10＇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晚年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到来华前斯大林这样向他交待任务：“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11＇

斯大林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但他对毛泽东等人能否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并不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担负实地监督的任务。

三、《八一宣言》的影响

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斯大林的一种谋略。《八一宣言》本质上不过是这种谋略的体现。斯大林此举，虽然本意既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其时中国的民心、民意、民情。所以，《八一宣言》一传到国内，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获得极其广泛的拥护和欢呼。

《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救国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5月创办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发行则在巴黎。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巴黎发行便于进入各国，尤其是便于进入中国。报纸每期在莫斯科编辑排版，打好纸型，然后航运到巴黎印刷。在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上，《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写信并邮寄《八一宣言》给美国的中共党组织，要求他们将《八一宣言》铅印数万份，设法寄回中国，让中国各阶层都能看到，都知晓中共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

《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1935年在北京（其时官方名称为“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八一宣言》传到北京，北京各界自然欢欣鼓舞者众多，但表现方式却不一。而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以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则以游行请愿的方式，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头羊。这首先因为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活跃、工作特别有成效。当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读到《八一宣言》后，立即想到发起声势尽可能浩大的学生运动来响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