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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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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闻一多1913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学。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红烛》全书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11期上，闻一多发表了《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一开头便强调“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而清华学校却“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闻一多进而写道：“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是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5＇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秀、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热热闹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我们的组织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孟侃）、杨子惠（世恩）等。……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6＇
1925年5月，闻一多终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每周出诗刊一次，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这期间，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蹇先艾在《忆闻一多同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7＇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品诗、谈诗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楠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而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章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8＇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所谓“新格律诗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大专院校的师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与中国现代大学有直接的关系。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写成的。1921年6月出现的“创造社”，发起者也都是留日学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分。属于“海派”的文学，虽然也并非与现代大学毫无关系，但总体上则是与大学相分离的。而属于“京派”的文学，却仍然与现代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基本上是一种大学师生的文学。其时北京（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京派”文学的基本队伍。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以批评家的身份积极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学活动；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闻一多，本身便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通过他们，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延续着、发展着。
1933年7月，结束了八年留欧生活回到国内的朱光潜，把他的《诗论》初稿送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手边。胡适读后立即决定聘请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课程。朱光潜还同时在北大中文系、清华中文系、北平大学、中央艺术学院、辅仁大学等处兼课，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朱光潜在讲课的同时，还对其时的文坛投注了很大的热情。直到抗战爆发，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家中的客厅很宽敞。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读诗会”，参加者基本上是北京各大学热衷于新文学的师生。“‘读诗会’的目的是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研究‘诵诗的艺术’，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沈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9＇沈从文对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则有这样的回忆：
北方《诗刊》（引按：指闻一多主持编辑的《晨报·诗镌》）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自清）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先生、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音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10＇
从沈从文的回忆可看出，这些大学的师生，在一起进行着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他们从事着创作实验，探讨着创作规律。不妨说，整个北方文坛，几乎就定期装在了朱光潜的客厅里。大学与文学，在朱光潜的客厅里如此难解难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朱自清即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以《玉君》等小说闻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积极协助杨振声创建了中文系。1928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朱自清便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将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这无论对于中文系的教学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学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清华大学不仅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还开设了“新文学习作”课。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至少可培养出像样的新文学欣赏者，而这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1930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朱自清又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邀请，到燕京中文系兼课，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1933年，朱自清又应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邀请，到北师大国文系兼课，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这说明朱自清的这门课，在其时的北京高教界，是很有影响的。作为大学教授，朱自清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既研究和讲授古典文学，又研究和讲授新文学，同时还以著名新文学创作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大学与新文学，在这样的教授身上，本来完美地统一着。
1932年8月，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清华园，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这时期，闻一多自己虽新诗创作的热情已衰退，但关心新文学发展之心、扶助新文学成长之意，并未减少，对各大学有志于新文学创作的学生，闻一多尤其尽力指导、奖掖。1933年夏，时为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林庚出版诗集《夜》，闻一多亲自为其绘制封面＇11＇。也是在这一年，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闻一多慨然为之做序。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卞之琳，后来回忆说：“我虽然不是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在我大学毕业前不久，在他从青岛大学调来清华大学以后，我也曾面聆过他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话，我都记不清了，只感到对我大有教益。尽管他出语有时显得偏激，胸襟却是十分宽博。例如，他早年写过不少爱情诗，却也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间就不写这类诗。又如，就外来影响说，他自己写诗，主要受过英国十九世纪诗、特别是浪漫派诗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也能欣赏我受过法国象征派诗一些影响的一部分不同的格调。又如，他自己讲究格律，但是他也完全不排斥我同时试写自由体。他自己治学谨严，写诗到《死水》阶段，用画法作比，可以说笔力遒劲，线条硬朗，但是，又举例说，他会就我一首日后自己废弃的松散的自由诗，不自觉的加了括弧里的一短行，为我指出好像晕色法添一层意味的道理。”＇12＇闻一多与学生一起谈诗、品诗，为学生诗集绘制封面、撰写序言，还“不自觉”地为学生改诗。这时期，闻一多、叶公超还合编《学文》月刊，刊发的也多是北京地区大学师生的著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但西南联大仍然继承了北大、清华等大学的传统，新文学创作的风气依旧强劲。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叶公超、钱锺书、冯至、卞之琳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外文系还聘请了威廉·燕卜逊任教。燕卜逊是英国的著名诗人，更是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其理论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在当时影响巨大。西南联大正是有这了这样一些写诗、讲诗、关心诗、热爱诗的中外教师，才在学生中产生了一个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穆旦为突出代表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燕卜逊、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的理论、翻译、讲授、指导和鼓励，加上西南联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个诗歌群体。王佐良后来总结性地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13＇，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的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14＇
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对西南联大青年诗歌群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40年12月，西南联大的一些热爱新文艺的学生组织了文艺团体“冬青社”，成员中就有杜运燮、萧珊、汪曾祺、巫宁坤、穆旦。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欣然应邀担任他们的导师＇15＇。1944年4月9日，又一群学生要成立一个诗社，到闻一多家中，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闻一多同样高兴地应允了，并强调这个诗社应表现出“新”意，于是这个诗社就被命名为“新诗社”。后来，当年的“新诗社”成员以史集的集体笔名写了《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回忆文章，其中说：“闻先生非常认真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西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集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16＇以后，闻一多常常参加“新诗社”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读诗、品诗、研究诗。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闻一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中，回忆说：“夜晚，在一座小楼上，一群喜爱诗的年青人热哄哄地聚在一起。各人带来自己最近写的诗，交换看看，闻先生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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