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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早说过自己是“叛徒”而不是“烈士”吗：“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不是也预先拒绝了对他的纪念和“顶礼膜拜”吗：“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许多本意是在歌颂、赞美的称号、评价又加诸瞿秋白头上。然而，无论是“文革”前的也好，还是“文革”后的也好，那些被诚实的瞿秋白视作“虚名”的东西，未必是他所乐意接受的。例如，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是一习惯性的说法，然而，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实际上回绝了这种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又例如，宋庆龄1959年曾为常州瞿秋白的母校觅渡桥小学（原名冠英两等小学堂）题词：“希望小朋友们学习瞿秋白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做个党的好儿女。”＇5＇然而，在《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就告诫后代不要向自己学习。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原因之一就是防止后代向自己学习：“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曾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说：“你们去算账罢”；又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对于瞿秋白的账究竟应该怎样算，才能被瞿秋白认为是“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呢？

2002年12月4日夜

＇1＇《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2＇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3＇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4＇转引自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见《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5＇《瞿秋白研究》第五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版。

瞿景白之死

1925年前后，有许多中国人在苏联的所谓“大学”里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和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40多人。——说起来，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集团决定在莫斯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开办后，原东方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转到了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国民党方面，蒋经国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其他如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都曾是中山大学学生。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在其时的国民党上层也是一种时尚。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曾进入中山大学。至于共产党方面，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就更多了。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曾在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全都毕业于中山大学。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进行筹备工作。4月底，瞿秋白出发赴苏。此行先从上海辗转至满州里，然后从满州里秘密出境，进入苏联，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胞弟瞿景白，也于此时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瞿景白为瞿秋白三弟，生于1906年，小瞿秋白七岁。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其时十分著名的“浙江一师”（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秋，瞿景白来到上海，随瞿秋白进入上海大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瞿景白走在示威队伍前列，因此被巡捕房逮捕。在审讯时踔厉风发、慷慨激昂。上海大学期间，瞿景白加入了中共，后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1927年3月，瞿秋白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瞿景白随行，在汉口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成为瞿秋白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瞿景白还与邓小平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为所谓“八七会议”做了会务工作。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景白与会担任秘书工作。会后，又与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

俗话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此言往往有理。从不多的资料看，瞿景白与长兄瞿秋白个性颇为相异。瞿秋白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而瞿景白则敢作敢为，抗直有肝胆，喜怒形诸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但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客死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死无葬身之地。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身份赴苏联，在此期间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2月，在莫斯科由常州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翻译，引起陈独秀注意。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命瞿秋白随自己回国工作。——这是瞿秋白介入国内实际斗争之始。此后几年间，一步步进入中共中枢。在1927年的所谓“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为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到达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在次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便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35年6月被国民党枪杀，在这七年间，瞿秋白饱受党内同志的打击迫害，甚至被捕和被杀，也不过是王明一系的秦邦宪（博古）们在借国民党之力除掉他。

有两个人，严重影响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运：一个是苏联人米夫，一个是中国人王明。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1917年，米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兼任了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年中山大学开办，米夫任副校长。其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而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瞿秋白也都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在与米夫相遇前，也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当然不能认同米夫对中国问题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所谓“研究”。瞿秋白的“书生意气”虽然不像陈独秀那样强烈，但毕竟也有着一个“书生”起码的节操。瞿秋白不会当面顶撞米夫，也能对米夫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必须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时时处处在并无真才实学的米夫面前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以“粉丝”的面目，无限崇拜地仰视着，这瞿秋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1＇对于瞿秋白来说，更要命的是，又与米夫同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对米夫的夸夸其谈，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驳，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谓“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在这次会上，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虽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名份，但不再是“常委”，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与米夫这顶头上司保持一种日常性的接触，要常常去请求他隔靴搔痒的指导、聆听他自作聪明的教诲、接受他居高临下的训斥。——对于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严重影响和左右了瞿秋白命运的另一个人，是中国人王明。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五岁，小米夫三岁。1925年夏，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共。其时，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王明作为首批学生之一，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中共早期人士、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2＇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为了达此目的，他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贴身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黄口小儿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那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当米夫们回国时，王明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其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于是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会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一九二七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道路。”＇3＇即便当初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的盛岳，也不得不承认王明的“野心勃勃”，并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米夫面前搔首弄姿，而对米夫曲意逢迎。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文章，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贴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