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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一一生最值得一说的，是在家乡从事的农民运动。“文革”中，他在家乡的墓被炸毁，尸骨被抛诸荒野。——毁墓鞭尸者，并不是城里来的“红卫兵”，是他家乡的农民。

2008年1月14日

＇1＇＇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9页。

＇2＇＇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92页。

＇3＇＇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1页。

＇4＇＇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7页。

＇5＇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1983年9月版。

＇6＇杨之华：《忆秋白》，《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7＇《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85页。

＇8＇＇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0页。

瞿秋白的“名誉”

“向使当初身便死”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

1931年6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

1932年10月15日，中共首任领袖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

1935年2月23日，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

这四人中的前二人，顾顺章和向忠发，在被捕后立即叛变。这二人都是工人出身。正因为是工人出身，所以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占据了要职。又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所谓“流氓无产者”，本就毫无政治信念和人格操守可言，于是在被捕后立即向国民党叛变。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而这四人中的后二人，陈独秀和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们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是超越一己名利的壮丽的理想、伟大的信念，使他们成为了职业革命家。既然本就是放弃了对个人生活舒适的追求而献身革命，既然在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理想和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就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而成为革命的叛徒。退一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原有的理想已动摇、原有的信念已轰毁，他们为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出卖早已对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同志”。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更重要。说得更直白些，即便他们精神上已然背叛了革命，即便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是革命的“叛徒”，他们仍然不会为求生而如顾顺章、向忠发一般现实地出卖革命。实际上，陈独秀在被捕前早被中共视为“非我族类”而开除其党籍，但国民党对他的劝降仍然无济于事。1938年8月，因胡适等人的奔走而减刑出狱时，报章发表的司法院呈文中有“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一类说法，陈独秀立即致函《申报》，为自己辩诬：“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并希望新闻界勿“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1＇在国民党的狱中因“深自悔悟”而减刑获释，在陈独秀这类人看来，便意味着“人格”的彻底沦丧；他一出狱便致函《申报》，与其说是在表明自己的理想依旧、信念未改，毋宁说是在表明自己的“人格”不可侮。换句话说，陈独秀之所以觉得这样的说法“难堪”，倒并不在于“深自悔悟”这几个字，而在于“深自悔悟”成为了减刑获释的理由。作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悔悟”了，是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悔悟”的。实际上，在蛰居江津的最后岁月里，陈独秀以一系列文字，如《资本主义在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给西流的信》、《给连根的信》、《给托洛斯基的信》、《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表达了对自己原有理想、信念的反思，表达了自己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省悟。要说这是“深自悔悟”也没有什么不可。而这样的“悔悟”之所以并不令陈独秀觉得“难堪”，并不让陈独秀觉得人格受损，是因为在表达这样的“悔悟”前，陈独秀已宣布与一切政治力量断绝关系，已声明不再听命于任何人；是因为表达这样的悔悟已不会有丝毫被误解、被歪曲的可能。

应该说，陈独秀真是很幸运的。上苍给了他以无党无派之身、可以不计任何利害地独立思考与表达的几年时间。如果他当初不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如果像瞿秋白一样在被捕后便清楚地知道死期将至，不知陈独秀是否也会不顾被误解和被歪曲的可能而写下他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写，他的这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就必然会被看成是向国民党求饶输诚的“自白书”，就必然使陈独秀的“人格”受到“难堪之诬蔑”。——而这样的不幸，就曾落到瞿秋白头上。

瞿秋白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劝降，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人。”＇2＇像顾顺章那样为苟且偷生而现实地出卖原来所从属的组织和原来的所谓“同志”，在瞿秋白看来，无异于出卖人格和灵魂。像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以被告的身份回答国民党的政治讯问时，也是决不会把自己当下最真实的思考、反省和悔悟说出来的。这关乎他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格、灵魂和名誉，当然也因为他即便自己原有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有所改变，即便他对自己已有的政治生涯有所悔悟，也不意味着他对国民党政治的认同。在生死关头，瞿秋白只可能向真理屈服；而他在国民党手里，并没有看见真理。于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讯问，他就只能以“政治家”的腔调，说一些策略性的话，说一些无损于自己原本所从属的政治阵营的话。事实上，瞿秋白在被捕后也的确对国民党写过一份“供词”，周永祥编撰的《瞿秋白年谱》对这份“供词”有这样的评价：“（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了一份所谓《供词》，真实地反映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面貌，热情地歌颂中共中央，同时谴责国民党的罪行，驳斥国民党的种种诬蔑和诽谤。”＇3＇这样的评价多少有些与事实不符。这篇“供词”语调是很低缓的，并没有慷慨激昂，对“苏区”和“中共中央”的歌颂并没有到“热情”的地步，对国民党的“驳斥”也不给人以义正词严之感。但这篇“供词”的确是在为共产党说好话，的确是在为所谓的“苏区”辩诬。为证明瞿秋白对“苏区”的描述是“真实”的，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谱》引用了瞿秋白《供词》中最后的话为证：“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这番话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与其说瞿秋白是在强调自己对“苏区”描述的真实性，毋宁说是在暗示、声明自己描述的不全面或曰片面性。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自己只能说所写的是自己“所见所闻”的真实，并不能保证自己所说的就是“苏区”的全部真实；“苏区”或许还有着种种不好之处，但自己没有“见过”和“觉到”，因而不写。在写这份专供国民党审讯者阅读的《供词》时，瞿秋白其实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即只写自己所认为的“苏区”好的一面，而对那自己所认为的不好的一面则不置一词，这样，至少在逻辑上并没有说假话，也既能无损于自己原本所从属的阵营，又能无损于自己的人格。但《供词》当然不过是瞿秋白与国民党的虚与委蛇，而非他临死前真想说的话，否则，他就用不着在写了四千来字的《供词》后，再去写二万来字的《多余的话》了。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应该是瞿秋白所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我想，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多余的话”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如果那篇《供词》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将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我在读陈独秀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每每想到白居易的这几句诗。如果陈独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关于民主与独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后意见”就将随着躯体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将是何等的憾事。同样，如果国民党在瞿秋白写完《供词》后就将他杀害，根本不给他写《多余的话》的时间，那留在历史上的就只能永远是一个表面的、“做戏”的瞿秋白，而深层的、真实的、戏台下面的瞿秋白则随着一声枪响而永不为人所知。我想，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历史性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至死都披着一层伪装，而陈独秀和瞿秋白却得以在“身便死”之前将“一生真伪”向世人展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应该感谢上苍；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应该感谢上苍。

“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但上苍对瞿秋白并不像对陈独秀同样的仁慈。陈独秀是在宣布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隐居”状态下，写下了他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的，这些“政治意见”也就难以被说成是对国民党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纸笔，写下他的《多余的话》，这样，《多余的话》就必然与瞿秋白的“名誉”纠缠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写完《供词》后不久，即开始写《多余的话》的。据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词》。而几天后的5月17日，瞿秋白便开手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便强调“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一次强调：“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我觉得，瞿秋白在决定是否写这《多余的话》时，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交上《供词》到动手写《多余的话》，中间有过几天间隔。这几天，应该是瞿秋白反复考虑、权衡的时间。瞿秋白深谙党内斗争内幕，此前也饱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苦，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的身后名带来怎样的连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这些话，是在他心的深处酝酿和涌动了许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机会一吐为快。但当还在“形格势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时候，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否则，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国民党的监狱也并非“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理想场所。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词》后，有过几天的举棋不定。但最终，强烈的一吐心声的“冲动和需要”以及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使他决定不计身后是非，而抓住这狱中“最后”的机会，把自己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

在《多余的话》一开篇和快结束时，瞿秋白都强调自己说出的是最真实、最坦白、最老实的话。而我们记得，在那篇所谓《供词》的最后，瞿秋白也声明了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将《供词》与《多余的话》做些比较，就会感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的说法颇不同。例如，在《供词》中，说到那时期的所谓“苏区”时，都是径用“苏区”，并不加引号，表示着对这一政治性称谓毫无怀疑地认可；而在《多余的话》中，“苏区”不但往往加上引号，有时前面还冠以“所谓”二字，成了“所谓‘中央苏区’”，其语意明显不同。当然，更重大的差别还表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评说上。例如，《供词》中这样谈到“苏区”的教育：“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些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在这里，瞿秋白似乎要以刘启尧的成长，来证明“苏区”教育的可观成就。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这番话虽然直接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苏区”这样的地方办教育的资格和能力，但却能间接地构成对“苏区”教育成就的否定。因为瞿秋白在“苏区”时是所谓“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管“苏区”的教育。作为“教育部长”的瞿秋白并没有资格和能力办教育，那教育又能办出怎样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只因为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办些义务小学，办几个师范学校，就显得很有成就了，实际成就是并不可观的。又例如，《供词》中这样说到“苏区”百姓的经济生活：“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在这里，把“苏区”的物质生活说得不错，也说到了自己与农民之间似乎很亲切的对话。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