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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彬彬



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我们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辑一

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

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1936年7月是以鲁迅的名义在几个刊物同时公开发表的。在信的末尾，说明是鲁迅“口授”而“O。V。笔写”。在1949年后，这封行文颇有几分恶劣的公开信收入《鲁迅全集》时，对“O。V。”做了注释，让读者知道这“笔写”者即冯雪峰。虽然是他人“笔写”，但毕竟是鲁迅“口授”，因此人们都自然地把这封公开信视作鲁迅文章之一，与其他出自鲁迅之手的文章无异。由于这封公开信曾长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因而也成为鲁迅的名文。

这封公开信的恶劣，在下面这番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这番话，先暗示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报攻击中国的抗日运动，意在让大众怀疑中国的托派是被日本人收买、受日本人驱使的汉奸。接着又连说“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先以虚拟的口气把谣言放出来，紧接着再来辟谣。我们知道，世间只有三样东西可以抵御和消解谣言，这就是：无情的时间、铁一般的事实和明智的头脑。而以话语的方式辟谣，往往是无用的，有时反而会越抹越黑。由造谣者自己来辟谣，就更是难以让人信服了。实际上，这里的“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云云，也并不是要辟谣，而只是要推卸造谣的责任。鲁迅毕生痛恶构游词污人名节的行径，自己也几番被谣言重创。至于既要造谣又不敢负责，因而阴阳怪气、闪烁其辞，就更为鲁迅所不齿了。陈源当年就是以这种方式造出鲁迅剽窃之谣而让鲁迅深受伤害。既如此，鲁迅自己怎么也会以这种卑劣的方式对付他人呢？

中国的托派，对鲁迅本来是普遍具有崇敬之心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的名义公开发表，对托派自然是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托派中许多人对鲁迅由崇敬变为失望和鄙视。曾任托派中央委员的郑超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到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57年后的1993年，郑超麟仍有如此回忆：“我……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什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什么证据呢？信中惟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1＇郑超麟当年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的感受，在托派中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由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1949年后长期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几代人都是从这封公开信中接触到“托派”这个词，并且在接触“托派”这词的同时，就知道“托派”即“汉奸”，甚至“托派汉奸”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用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对这封信的讲解、注释，给几代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当年的托派，从事的是破坏抗日运动的勾当；他们之所以写信给鲁迅，无非就是要拉鲁迅下水，与他们一起卖国。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中学的。我也是从高中教材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首次接触“托派”一语的，我也接受了托派即汉奸并且要拉鲁迅下水的信息。在对托派和托派的理论稍稍有所了解后，我对托派仍无多少好感。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理论。我认为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教条主义者”，而且比一般的教条主义者要更其顽固。然而，说他们当年是汉奸，则无疑是天大的冤枉。当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时，应该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一封公开作答的信，更不会想到这封答信后来竟成为中学生的教材。

那么，托派陈其昌怎么会想到给鲁迅写这样一封意在拉拢的信呢？

二

在列宁生前，苏共党内就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两大阵营出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俩人也相差极大。除了这种理论性的对立外，更现实的矛盾则在于列宁死后最高权力由谁掌控。1924年1月列宁死去，斯大林攫取了最高权力，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打压、清算和灭绝。托洛茨基虽然在政治上失势，但仍在理论上与斯大林进行顽强的对抗，托洛斯茨派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托派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对其时在苏联留学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苏联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成为追随托洛茨基的托派。所以，中国的托派，产生于莫斯科。

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成为托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27年4月国民党的清党导致中共惨受损失。在斯大林及其所主宰的共产国际的强制要求下，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则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以严厉手段突然清除和捕杀共产党，给中共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为推卸责任，也为挽回脸面，斯大林必须在中共党内寻找替罪羊，而扮演这替罪角色者，当然非其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莫属。但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肯替斯大林背这口黑锅。无论瞿秋白等人如何劝说，陈独秀就是不肯“配合”，终于与中共分道扬镳。斯大林的此种行径，也招致陈独秀以外的一些中共人士的反感。国共合作的破裂和中共的惨境，无疑也给了托洛茨基派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理由。托洛茨基派不失时机地撰文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苏联托派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并使他们坚定地站在了托洛茨基一边。被夏衍称为“中国托派的‘老头子’”＇2＇的王凡西（王文元），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了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接触托派文章后的感受：“我最早读到的一个文件是齐诺维也夫的《不得已的答复》，然后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纲》，以及反对派的《政纲》。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量，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一一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齐诺维也夫的文章虽然没有托洛茨基的一贯而有力，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原来并非没有人见到，因而并非不可能预防的。联共中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自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3＇同王凡西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是读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而如梦初醒、而醍醐灌顶、而义无反顾地走到斯大林的对立面，成为坚定的托派。

在苏联成为托派的中国学生，陆续被驱逐回国。他们回国后成立了好几个托派组织。他们当然还带回了托洛茨基主义。中共党内原来同情、支持陈独秀的那些人，接触到托洛茨基的理论后，几乎都迅速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奉者，陈独秀派便整体性地成为中国托派。但陈独秀本人在成为中国托派领袖前则有过慎重的考虑。郑超麟晚年回忆说：“我们都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楷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刘仁静回国以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4＇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他是经过如此认真的探究后才决定介入托派活动的。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最终又也与托派挥手告别，以无党无派之身独立地发表政见。

当陈独秀决定介入托派活动时，中国国内有四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的“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四个托派组织统一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王文元、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这些成了托派并另立中央的人，自然也就被惟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三

本来，托派与无党无派的鲁迅，不会有什么瓜葛。他们之所以给鲁迅写去拉拢的信，源于对鲁迅的一定程度的误读。

1935年7月，斯大林所主宰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解，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建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八一宣言》。这份宣言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并向国内各界表示：愿意与国民党“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彪堂兄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陕北，向毛泽东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自然也带回了《八一宣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接受再次与国民党“亲密携手”的指示。但当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并终于喊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句老话时，表明毛泽东、朱德们已在策略的意义上认可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与国民党再度称兄道弟，那就不是一厢情愿之事，还须国民党也愿意捐弃前嫌、握手言欢。但这时，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共残余武装不过指顾间事，他当然不愿意功亏一篑。于是，迫使蒋介石脱下白手套、伸出再度“合作”之手，就是中共必须做到的事。中共把这称作“逼蒋抗日”。对蒋的“逼”，在几个方面同时进行。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动各界民众对蒋施压，是“逼蒋”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1936年后，上海滩上“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组织策划下，各行各业都成立了自己的“救国会”。随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则是“救国会运动”表面上的领导人物。他们组织游行、请愿、示威，忙于喊口号、发宣言、做演讲，目的都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对于中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这种政策，中国托派是坚决反对的。托派认为，这是为了民族斗争而放弃阶级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右倾投降主义”。1936年春，托派刊物《斗争》创刊，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由王凡西起草的《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对中共的新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此，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道：“《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