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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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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主？在英伦，多年来有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问题迟迟不解决，又是否民主。干预别国内政，未必不会引起内部反弹和招来烦恼。现在，美国已有人批评英国镇压北爱尔兰独立运动是违反人权了。美国人自然有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香港报界透露，英国内阁在1990年有一次密商，调整了对华政策，以撤换卫奕信和外交部的“中国通”，作为向中国展开攻势之前奏。香港一些人攻击卫奕信治港“带来灾难”，看来不是“吃豹子胆”之举，显然是得风气之先的鹦鹉学舌。
这次引起纷争的政改问题，是英国在1997年后，从香港“光荣撤退”的种种部署之一。在政治上，英国要向香港人及世人展示，英国是如何为香港争取民主。在经济上，英国抛出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一方面惠及英商工程顾问公司，帮助英国纾缓国内严重的经济及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建大计划是显示英方要送给香港人“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嫁妆”的慷慨和仁慈。
在国际层面上，英国对香港政策的突变，香港新闻界人士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一个国际新政治气候正在形成。自1989年西方一些国家曾一度制裁中国，后来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解体，只剩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大选由民主党的克林顿当选为总统，与英国首相梅杰和港督彭定康皆为四十多岁的中年政客，意识形态极为接近，遂联合起来，意图在香港打开一个突破口，以利于长期向中国灌输西方民主意识，影响中国政治。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港督彭定康突然接见了台湾官员，还公布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这种种动作，在说明英国对香港政策已改变，这正是英国一贯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一贯采用的、令当地社会和人民分裂和分化成不同阵营的见不得光的坏点子、小动作。
中方对于英方在香港政制上突然另搞一套，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警告说，必要时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使英方计谋不能得逞。
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透过接受中通社访问，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与《基本法》不衔接。“九五选举的问题，关系到平稳过渡，理应由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来公布。现在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仍然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予以公布，这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慎重的。由此而引起的公开争论，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英国负责香港人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过渡期内，如果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重大改动，从而引起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管治能力的削弱，是有违联合声明的。”
李光耀的提醒
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不久，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政客不是政治家》的文章，文章说，“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途中，访问了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的政治家、前总统李光耀。拜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光耀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而言之，李光耀认为，评定彭定康就任港督一职政绩如何的标准，是彭在香港实施的政策在九七交接以后能否继续下去。这令人想起：英国撤离新加坡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前，将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
作者“心中冒起一丝疑虑，莫非英国准备在香港故技重施？！否则的话，一次普通的私人拜会以后，李光耀先生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发表一个如此意味深长的声明呢？
“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香港末代总督了，频频演出亲民‘骚’，建立自己的形象。
“听其言、观其行，彭定康的‘行’来了，推出了他的施政报告。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五年大计’，也有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五十年大计’、‘百年大计’！
“施政报告推出伊始，香港这个原本是商人忙于从商、工人忙于打工、大家忙于钱（请记住正是这些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恒生指数节节上升的社会，引发了争论，而这些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试问，倘若该施政报告付诸实施之时，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还能繁荣吗？还称得上安定吗？九七年时还能平稳地过渡吗？
“顾立德公然说中国‘人大’批准的《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为什么要修改呢？要修改到和英国的‘恋栈政策’相吻合吗？这令人不禁想起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入侵、抢掠、强占他国地盘为殖民地的政策。时移势易，行不通了。
“于是有新招：民主、人权。其实还是旧招。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拆了这一招：拉大旗、作虎皮，包裹着自己，吓唬别人！”
如果讲民意，这篇文章正说出了香港的民意。
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撰文指出，彭定康莅港担当末任港督，只不过是“看守政府”的最高领导，在香港也只有4年8个月的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他的“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他今天能大派福利，大洒金钱，都是他的几位前任和中方通力合作下取得的成果。他对未来四年多，及1997年后所开的“民主空头”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到时他已坐了“慕莲夫人号”的轮船回到英国。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去打大陆的中国人。这种伎俩是英国政客，在每一个殖民地撤退时运用过的，今天看来并不陌生。
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前，总要留些祸根，以便日后插手。彭定康过低估计了中国对付诡计的能力了。中国百多年来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变得聪明多了。最近几十年按照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超级大国也反复交过手，难道还对付不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局面么？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公布以后，发表题为《跛脚鸭想偷跑》的文章，批评彭定康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明显地违背了基本政治道义。作者给“跛脚鸭”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目前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奠基于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那就是“看守政府”，在西方俗称“跛鸭政府”。原因是不管1997年6月30日之前，港英政府的权力如何合法，1997年7月1日之后，英国在香港已不存在任何权力与义务。因此，“跛鸭政府”在道义上应具其“收敛原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权交接。
根据“跛鸭政府”的政治道义，在“看守政府”期间，英国方面不能对现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没有的目前不能增加，过去有的目前也不能放弃。况且，中英双方已有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在先，各方都有自己的承诺。彭定康在这段过渡时期，提出对香港社会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建议，已跨越了政治中“跛鸭政府”的道义。
现在的问题是彭定康那套引发这场风暴的“政改建议”，到底出于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不够深入了解，还是英国政府有意师效以前离开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的作风，在其过去的殖民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当地人民和政府久久难以翻身？
前港督麦理浩1992年12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批评现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建议导致了中英双方对立。他呼吁双方学习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作风，放弃成见，求同存异。
12月9日，麦理浩又在上议院发言时指出，政府得为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作出回答，解释违反协议的原因，至少要说明功能组别选民由45万增至270万之原因，还有由选举团选出候选人这一点。这位外交家于高峰期退休，审慎考虑了数月才在上议院发言，英方当时未对这一严辞作出回答。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公开说：我们违反了协议，回到原处吧，我们在伤害香港的利益。
国泰风潮
香港接连发生许多事件。首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挑起中英对抗，使香港社会发生分化，影响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股市接连下跌。到11月中旬，香港股市急剧下跌600点，从6400点的高位跌至5800点。11月末12月初，股市再次急跌，12月3日一天之内跌了433。44。恒生指数跌至4978点的低位，下跌近千点，股票市值损失前后达3000亿港元，使香港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而在众多事件之中，最令香港600万居民不能忘怀的，是彭定康在国泰风潮中的表现。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属于英资太古集团，1993年1月13日晚，国泰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工会宣布进行“野猫式”罢工——即事先没有通知的罢工。当晚参加罢工的人员为29人，一航班受阻无法开出。14日傍晚，参加罢工的空姐骤增至六百余人，国泰20班航机因此而取消或延迟，5000名乘客滞留机场。15日，国泰工潮进一步升级，二千余人加入罢工。但劳资双方却一直未有正面接触。
直至16日，经港府劳工处斡旋，劳资双方才举行会谈。但经过6次谈判毫无结果。
持续两周之久的国泰工潮，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社会人士对此发表看法，一些社会团体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起来。
香港社会人士呼吁资方放弃对罢工员工“秋后算账”的威胁，尽快解决工潮，减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指出：“国泰对劳方的秋后算账是不恰当的做法，处理工潮手法有殖民地色彩。”
对这次国泰工潮，港府除劳工处出面作了些许调停外，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港府有关方面表示，除非工潮令本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引致严重秩序混乱，否则港府不会介入这次劳资纠纷。港督会同行政局有权就罢工行动颁布“冷静期”，但要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审慎决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工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表态支持罢工的国泰航务员。22日某工会发言人表示国泰资方以秋后算账威吓员工，使本来可以解决的劳资纠纷进一步恶化。
1月24日，35个团体组成了“支援国泰员工工联委员会”，介入了国泰工潮。他们举行公众宣传活动，派人到车站发传单，收集市民签名，呼吁市民捐款支援国泰罢工员工，声言若国泰资方继续坚持处分罢工员工，将发动“全球性抵制国泰”行动。据罢工员方代表称，罢工行动还获得美、加、日、澳等16个劳工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国泰工潮事件，引起了香港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了报纸、广播、电视每日必报的重要新闻。多家报纸发表社论，虽然有的着重批评资方，有的偏重批评劳方，但总的来说，都希望工潮早日平息，劳资双方重新合作，并担心工潮政治化、复杂化会给香港的稳定繁荣带来不利影响。
到1月底，困扰香港市民的国泰劳资纠纷，历经17天，总算告一段落。这次风潮无论劳方或资方都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从资方而言，不仅经济利益损失数以亿计，而且形象大损。从劳方而言，罢工十多天，备受饥寒，结果要争取的权益也收获无几。当然这次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许多思考。为什么一家收益颇丰的航空公司如此苛待员工？事件发生之后，资方的领导人员，尤其是英籍总经理态度为何如此僵冷？港英政府为何对此事件长期无动于衷？更令港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港督彭定康表现得为何惊人冷淡。
忘记了铁娘子的教训
正当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尽力推行其政改方案之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不小的教训。
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上。到彭定康施政报告一年后的1993年10月，中英就香港九五选举安排举行的会谈已经到了第14轮。双方均表示了令谈判由“十字路口”转向“高速公路”的良好意愿。英国谈判代表表示，英方会尽力采取认真、积极的举动；中方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只要从双方原先商定的“三符合”原则出发，便不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中方坚守“三符合”，英方却多番批评中方灵活性不足。对此，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指出，中方最初是要求彭定康“撤销方案”才谈判，后来，中方为了促成磋商，恢复合作，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明确说明恢复磋商不是以彭定康的方案为讨论的基础，而是中英双方商定的三条原则。平心而论，逼迫中方从“三符合”的基础上退却，无异于要中方背弃历史、背弃国际协议，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在这时出版，轰动英国政坛，震撼保守党。人们有理由相信，唐宁街有关香港的“私房话”，难以宣之于笔端的密谋，远不止回忆录所载内容。但就铁娘子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使英国现政府和彭定康猛醒。撒切尔夫人是何等的铁腕人物，都不能不败在邓小平的手下，什么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毫不讳言，1982年访华时，“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作交换，使英国对（香港）整个殖民地延续治权。”今天看来，这不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时的“目标”，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目标”。人们注意到，撒切尔夫人在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英国人的“目标”在北京摔跤了。邓小平严正地向撒切尔夫人声明，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英谈判也自然毫无进展。到1983年1月，当撒切尔夫人获悉，中国准备在同年9月自行宣布对香港的未来方针时，她才慌了手脚，想起利用“港人”、利用“民主”的幌子。
她写道：我建议说“我们现在应该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目标是短期内达致独立或自治，一如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我这些意见具有吸引力”，因此，“就不作进一步研究”。撒切尔夫人没有具体说明，参加会议的内阁大臣、官员和港督，何以不接受她的建议？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建议”？又是否真的“不作进一步研究”呢？回忆录没有涉及。
回忆录写道，1984年7月贺维访华，“十分有效地使中方相信了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她再次访华，“主要目标是加强中方信任我们在1997年以前过渡期管理香港的良好意愿”。撒切尔夫人的“目标”变了三次了，从维持三个不平等条约，到“延续治权”、“达致独立或自治”，再到“加强中方信任”。不知道撒切尔夫人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还是蓄意哄骗。大概是真心实意的哄骗，对内哄骗英国人的选票，对外哄骗中国人的信任。
中国承诺1997年后50年不变，英国则在1997年前几年内大变特变；连两国外长交换的外交函件也要抵赖。
无论1984年的英国是否蓄意哄骗，也无论今天的英国如何横蛮无理，撒切尔夫人倒是作了明智的判断，回忆录说，英国“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强大得多的对手”。
德国总理科尔说，英国有人“还活在丘吉尔以前的日子里，以为英国可以掌管欧洲一切”，只可惜，这样的人不止铁娘子一个，而且野心还不止“掌管欧洲一切”。
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
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九七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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