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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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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港督伉俪声称，他们这次北京6天之行是私人性质，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的嘉宾身份而来的。但访问起了缓和中英紧张关系的作用。
港督夫妇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共进午餐。
1955年10月12日，港督自北京返回香港，在尖沙咀车站月台上，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和观感时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和我们的朋友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夫妇住在一起。我在北京游览了5天，到过北京的人，一定知道如果要全部游览完毕，将需十倍于此的时间。那便是我们在北京真正所做的全部的事了。
“我也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先生作了一次礼仪上的访问，谈了约10分钟。这是一次礼仪上的访问，我们讨论的是天气。在这次谈话中只有一次提到了香港，那还是我提起的。我说每年这个时候香港的天气要比北京热。
“我们也获得了与周恩来总理一齐进午餐的礼遇，也可说是荣幸。欧念儒夫妇也在座。这一次也是国际应酬，你们知道在这种应酬的场合是不会谈论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们也谈了一些严肃的事，倾谈者主要是或者全部是关于中国建设发展方面的事。
“周恩来先生问了一个有关香港的问题。他问到在解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事事件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我说自从发出通缉周梓铭归案法办的命令之后尚无进一步的发展。我还告诉他自从我离开香港后也没有听到有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香港并没有在谈话中提到。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社交访问。在我到北京去之前，我国驻北京的代办也已向中国当局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即使有一些严重的事务要谈的话，那也不是本人的事。那将是英国驻北京代办与中国外交部间或英国外交部与中国驻伦敦代办间的事。
“也许我这番谈话，会使你们感到失望，不过事实经过就都在那里了。”
这时一个记者问了对北京的观感，港督说：“我始终认为北京是世界七大杰作之一，它确是如此。那些宫殿都已经修复了。城市要比我以前看到的清洁得多。在进行中的建筑工程数量之多确实十分显著。”
除旧布新建新城
从中国内地三年的战争中，港英政府又一次得到两份意外收获，即资金和劳动力。数十万人涌入香港，到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25万人。移民之中，有腰缠万贯的大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劳动民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庞大资金，也随着移民而流入。这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条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膨胀，使居民的住房问题突显出来。加上历届港督只关心高级楼房的建筑，而对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居住并不注意，因而成千上万的劳动居民住在木屋区，包括平顶房、铁皮房、草席棚、弃船，甚至在废弃房屋的楼梯、平台以及走廊及街边屋檐下居住，造成疾病多、火灾事故多。1951年11月，九龙城东头村失火，导致一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深水石硖尾大火，焚毁木屋七千多所，六万多人无家可归。1953年12月25日，港英当局决定拨款1600万元，在石硖村火灾区面积45英亩的原址上，开始修建H型6层徙置楼，每层有宽120平方尺的居住单位64个，每单位住5口人，月租14元，全座合计可住2000人。当局计划建成居住单位1万个供灾民居住。大力推行徙置事务是由葛量洪这任开始的。1954年10月，大东坑木屋失火，烧毁木屋两千多间，灾民超过三万四千多人，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于是敦促港府出面解决广大居民的居住问题。
在社会人士的关注下，葛量洪开始重视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先成立非牟利团体香港房屋协会，有计划地兴建廉租公屋村楼宇。1955年，港府通过建筑新条例，废除了从1903年以来规定的普通民房以五层高度的限制。从此，十几二十层的高层建筑在香港陆续出现。同期还通过“1955年业主与住客条例”，规定业主收回楼宇时须给住客赔偿，以便住客租购新房。葛量洪关于居民楼宇建设的计划，推动了香港房地产建筑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完成了北角渣华街廉租公屋的兴建。接着西环的加多近街廉租屋村，深水苏屋村也陆续兴建。到1957年底，港英当局已建成居民大楼60多幢，分别开辟了六个居民区。据当局公布的数字共安置居民13。7万人。到1964年完成约二百四十幢的廉租楼房，安顿了约五十万人。到1970年共盖起五百幢大楼，从此香港已有近一百一十万人住上了由政府补贴的廉租屋村。
公屋村的具体兴建办法是，港府廉价拨地给房屋协会，并且给予长期低息贷款，用以兴建楼房，低价租给居民，1952年兴建了“上李郑屋村”，安置居民一千八百多人。石硖大火之后，促使政府直接参与公屋的建设，提供大量公屋，安置灾民，开始了以照顾灾民、低收入居民等为对象的公屋政策。1954年成立了徙置事务处，负责拆除木屋和修建徙置区，安置木屋区居民。同年还成立了房屋建设委员会，为月收入在900元以下、居住环境极为拥挤的家庭提供廉租屋。
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受世界注目，被人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典范。
香港新城市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为解决香港地方狭窄而扩大土地面积的填海工程。早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在港岛开山筑路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进行填海，但是大规模进行填海工程是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3年完成铜锣湾填海计划，后来建成维多利亚公园。1954年完成中区填海计划，大会堂和天星小轮新码头就建在这里，1955年开始红矗詈＜苹瓿珊螅ㄖ私袢蘸齑｜火车站。1956年开始的九龙长沙湾和港岛柴湾填海计划。这些计划的陆续完成，不仅增加了香港土地面积，促进城市建设发展，而且使香港市容面貌发生变化。除此以外，其他的城市基本建设也陆续展开。1957年10月，中区新天星码头启用，12月大榄涌水塘建成，1958年8月，新国际机场大跑道完成。葛量洪关于城市建设的一些新《法例》的实施，在地产、建筑业中起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导致这两个行业的空前繁荣。
由于工业产品外销大有进展，地产、建筑等基础建设行业日益兴盛，地价不断上升，吸引外地资金源源流向香港。1957年外来投资约2亿～3亿元。这些资金除投入地产和股票市场外，大部分投向工业，该年股票成交额3。33亿元，创战后最高纪录。
第二十三任 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
柏立基1958年1月23日接任第二十三任香港总督，1962年8月26日，英国女王批准柏立基任期延长一年，至1964年4月1日离任，在职6年。
柏立基（1906～1999），英国人。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1930年进入英国殖民地部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马来亚担任殖民地行政官员。1941年日军攻占马来亚时，柏立基被俘。战后，柏立基出任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副辅政司。1952年～1955年任香港辅政司，并曾多次代理港督。1955年～1958年任新加坡总督，之后来港接替葛量洪职务。
第二十三任总督职位很有挑战性。因为葛量洪表现太突出，在港人心目中，他已经是总督的理想形象，以致很难接受其他新的面孔。而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布政司，葛量洪不能视事时，往往由他代理，他熟悉葛的治港方略，所以，当葛量洪离任时，伦敦政要都将目光盯在他身上。
20世纪50年代，香港从第二次大战严重的灾难中复苏过来之后，转口贸易额不断上升。并且开始向工业化迈进。柏立基正是就任于这个上升时期。据香港报纸消息，60年代纺织和收音机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的大工业，每年可为香港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
1963年，香港大旱，市民4天得到一次供水。
在解决香港市民用水困难问题上，柏立基打破历任港督的传统观念，主动向内地请求供水。从此，香港用水困难开始从根本上解决。
禁止中学挂国旗
柏立基上任初期，在政治上延续了他的前任葛量洪的做法，依然对香港的爱国人士加以迫害和限制。1958年5月10日，新侨中学举行校庆，当局禁止该校悬挂中国国旗和唱国歌。6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外交代办处，就港英当局干涉和禁止香港中国居民悬挂国旗和唱国歌一事提出严正抗议。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外交部照会，照会指出，香港中国居民悬挂中国国旗和唱中国国歌，是他们作为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居民这种权利不但未予尊重，反而粗暴地加以侵犯，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为此，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侵犯香港中国居民神圣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三任柏立基柏立基政府接到中国政府的照会，不但没有收敛侵犯中国居民权利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于8月5日，下令取消培侨中学校长兼监督杜伯奎的注册，并宣布递解出境。指称他利用学校作政治活动，足以“危害公共利益及学生福利”。
8月26日清晨，港英当局派遣大批武装警察，借口所谓“危险房屋”，使用暴力强行封闭中华中学。武装警察野蛮殴打了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在场采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记者，毁坏了中国记者的照相器材。
2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严正指出，这是一桩香港英国当局摧残和迫害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侵犯中国新闻记者采访权利的严重暴行。
照会说，港英当局不仅摧残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且唆使警察肆意殴打中国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新闻记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蓄意寻衅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慨，特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寻衅行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负责赔偿受伤受害人员的一切损失，惩办有关行凶警察，启封中华中学校舍和合理解决其修缮问题，使该校得以如期开学，并且保证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照会之后，9月23日，柏立基不得不对中华中学校舍启封，并对校舍进行了修缮。
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柏立基在任期间，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纺织及收音机的出口业，成为香港大型产业，每年为香港带来10亿港元的外汇。柏立基促成了香港从转口贸易型经济到工业产品出口型经济的转变，为香港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59年起，港英当局发表对外贸易资料时，将香港输出货物分别列为香港产品输出和转口输出。这表明战后香港工业逐渐发展，转口贸易已退居次要地位，对外贸易的重点是积极扩展香港产品的外销市场。从5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内地，中国工业品难以经过香港输出，于是，促使香港发展自己的工业，从而慢慢改变了香港产业格局。
50年代后期，美国仍然禁止对华贸易。从香港运往美国的产品，常常被怀疑为中国货而被禁止入口。为此，港美双方达成协议：凡是香港产品输美，均由港英工商署发给证明书。这项协议促进了香港本地产品输美迅速增加。1959年，港货输美总值为5。6亿港元，转口输出仅为3000万元，已经超过同年对英输出。1965年，港货输美总值增至18亿港元。1959年以前，香港对美贸易，一般都是入超，每年入超约在2亿～3亿港元。而从1959年起，逐渐有数千万元的出超。1965年，香港对美贸易出超达8亿港元，1970年更高达31亿港元。整个外贸出口业发展很快，仅纺织业一项，每年外销额就达19亿元。
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当局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指导。如果说50年代工业生产的发展是由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而促成了香港企业界的一种自发的行动，那么到了60年代，香港政府就是主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更为方便的条件。从1960年起，香港当局制定法例，加强了对工业发展环境的指导和研究。
1960年11月22日，柏立基组织成立香港工业总会，周锡年出任首届主席。该会除推动厂商开拓海外市场外，更鼓励厂商按国际标准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向厂商提供各种信息和有关资料。这一年，全港注册工厂为一千五百多家，工人为二十一万多人。其中制衣厂689家，占工厂总数的12。9％，雇用工人4。2万，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18。9％。与1950年比较，制衣工业增加16倍，雇用工人增加20倍。一些新兴的电子工业，玩具工业，塑料工业，也发展很快。
轩尼诗道（1949）
1958年9月，启德机场长达8350英尺的新跑道举行启用礼，柏立基乘直升机亲临剪彩；隔年，启德机场大厦落成；之后，德国德华银行、美国银行、法国国家银行、马来亚银行先后在香港设立分行。金融业迅速发展。1960年5月，港府拍卖玛王利操场北段土地3。9万平方英尺，美商集团以1425万元投得，投资6000万元兴建第一流酒店，即希尔顿酒店。
6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大批移民流入，解决了廉价劳动力问题。香港60年代工业还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而且以小型工业为主。这种工业的特点是：需要大批熟练、半熟练及非熟练劳工。就在同一时间，中国内地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人流入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扩大了劳动人口的供应。
张月爱在《香港1941～198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在徙置区内，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和几个稚龄的孙儿，围着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在穿塑胶花，儿子到地盘开工，儿媳则去制衣厂车衣。”
“香港大多数的贫苦家庭，就是依靠这样的‘就业’形式，辛辛苦苦地积累了一点积蓄，对下一代供书教学，新一代的少年，长大后已有不少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这是一幅生活图画。生动描绘出了当时香港居民家庭生活情景，也写出了工业的特点。香港的每一个家庭就是在自己求生存、谋发展的同时，默默地为香港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做贡献。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香港本地的消费市场，也慢慢出现和扩大。高度就业，令香港市民消费水平提高，自置楼宇居住的要求，也开始增加。60年代初期香港由纺织及制造业的发展，加上新式的制作生产技术及外国资本的输入，带动了整个经济，后来又形成了一个地产和投资的热潮。
香港工业体系一种独特的性格是具有庞大的和举足轻重的中小型企业，以工厂间数为例，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1961年占工厂总数的79％，1977年增至92％；1961年制造业中小厂人数占总人数的30％。
香港工业一直依赖出口消费品市场为主，海外的市场需求、品种花样、口味的变化，是影响香港工业的主要外因。另一方面，劳工价钱便宜，工人工作卖力，效率高，是降低成本，加强产品外销能力的重要内因。这两种内外因素，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征，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正好有来路。小型企业具灵活性、创作性和低成本，所以，战后以来，中小型工业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文大学成立
香港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实行歧视华人的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在文化教育中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从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香港，据港英当局统计，1965年全港人口共有546。69万人，除去外籍人士16。2万人，剩下的华人有530。49万人。华人占人口总数的97。1％，外籍人士仅占人口总数2。9％。而中文中学学生却只占全部中学学生总人数的8。6％。这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香港殖民统治当局在教育方面歧视华人和中文教育的倾向。
1949年，香港教育司署在年报中，承认“过去政府在教育的资助方面，侧重于英语教育，尤以中学为然。小学华文教育几乎为民办。”当时的教育司署计划要在十年内发展更多的中文学校，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教育司署计划的那样，50年代，香港当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教育方面不但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反而时常出现破坏中文教育的现象。所以，香港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以上的中文教育，没有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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