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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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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为鸦片贸易辩护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统地调查中国各地区鸦片消费的实际状况以及鸦片对中国民众的道德堕落和身体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还极其困难，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展开了这样的调查，并取得了可靠的数据。一些有才干的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中国鸦片消费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禁烟狂热分子关于适量抽吸鸦片也会造成毁灭性效果的说法，是不严谨的，而且也并非来自于周密的调查。自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我亲自对在香港的中国人进行了观察。香港实际上是个中国城市，在那里，每个男子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剂量的鸦片。我本人观察所获得的感受，与上述那些经过彻底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相符的。中国广大民众十分贫穷，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干完一天的活以后，苦力中极少数沉溺于鸦片的人就会跑到鸦片馆去，在那里买了一丁点儿的鸦片，坐到一条长板凳或躺在一张睡榻上，就抽起来。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与朋友一起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躺在一盏小油灯的两旁，一边聊天，一边乐滋滋地抽着。“既然人们知道了港口城镇苦力的劳动令人精疲力竭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过量抽吸鸦片显然会使人沦为抽鸦片成瘾的游手好闲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属实情，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会比中国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干了。
最近，由总督委任某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75位证人，其中21位由主张禁止鸦片的社会团体提名。调查提交了一份由342个段落组成的报告，我从中选摘了下列段落：我们坚信，沾染抽鸦片陋习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中间普遍表现出了基于人类本性的、具有某种嗜好的倾向。
缺乏家庭的温暖舒适，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以及就马来亚劳动阶层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活动，这一切都使劳动阶层易于沾染某种形式的放纵行为。这种形式既有镇静作用，又使人在经常的实践中必然处于放松状态，因而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过程中得知，在经营中国人寿险方面有相当经验的人寿保险公司，乐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为每天抽116格令烟土的中国人保一等人寿险。116格令可绝不是个小剂量，我们得知，保险公司敢于承担这项风险是不无道理的。由此看来，按照那些极为恰当的理由来判断，抽鸦片的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没有任何影响。况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摆在面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所获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我们已经形成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调研的结果：抽鸦片引起祸害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在求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难以检查出一个正在适量抽吸鸦片的人。而有节制地抽吸鸦片者，也不大会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关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这些慈善家往往过分地渲染了这些不良事例，并且往往从对这些特定事例的观察中，作出概括与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个重大因素，致使人们把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广泛蔓延的祸害，归咎于抽吸鸦片。
把人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硬说成是抽吸鸦片的结果，“这种断言我们认为尚无根据。不少抽吸相当剂量鸦片的人事业有成；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抽吸鸦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位。”
调查报告针对抽吸鸦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须不断增加鸦片用量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评论：我们已经从许多具体事例中获得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增加抽鸦片的剂量；而且，假如上述观点（指吸鸦片者必须不断提高剂量）能够合乎情理地适用于当地那些沉溺于鸦片的人，那么，当地早就应该普遍地出现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然而，这种赤贫现象在当地显然并不存在。
调查报告做了以下评论：
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做这样的假定：由于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种植罂粟的手段，因此，一个国家禁止种植，会导致其他国家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
中国清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并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种植罂粟和禁吸鸦片；但是中国人有一种习性，把与习俗相抵触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种虚伪的强烈愿望。倘若这道命令奏效，便会引起一场变革，这种变革要比满族征服者自从命令执行剃发留辫子以来的任何变革都更为彻底。
余静娴作为卜力著作的翻译者对上述一段话作了如下评价：从上述说明中可见，布莱克在书中单列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的进出口量，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书中弱化鸦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为英国进行鸦片贸易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进行辩护和开脱。
留下许多纪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899年香港发生鼠疫期间，卜力总督大力推广灭鼠运动。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劳交换一只老鼠，结果一年内港府共购得四万三千余只老鼠。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并非香港本地老鼠。尽管如此，港府为杜绝瘟疫的蔓延，还下令收购并拆毁已经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灾区——太平街一带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寻找患者送往医院（船）治疗，并采用石灰集体掩埋的方式加速对尸体的处理。经过努力，至1904年才逐渐开始控制鼠疫。后来，在这片灾区的遗址上建起一座公园，取名卜公花园，园外竖起一块中、英文的纪念牌匾，纪志其事。后来卜公花园里绿树成荫，有珍贵的百年细叶榕树等，这儿不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处，而且具有文化、历史的重要纪念价值。
另一个以卜力名字命名、闻名的公众场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码头，建于1901年，位于中环毕打街海岸，与天星码头为邻。卜公码头用瓦片为顶，设计呈一字形，入口处有个宏伟的卜力爵士塑像。当时，卜公码头是英国派出的总督赴港履新的码头，故亦称皇家码头。
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学会名誉会员，卜力总督对植物深感兴趣，对香港植物园的发展甚为关心。1800年前后，来自巴黎的传道会神父，在香港首次发现了一种植物，开着异乎寻常娇艳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树枝，用插扦法把它种在薄扶林道一带的修道院。这种树后来又被移植到植物园，然后在香港广泛种植。植物学家经研究发现，它的叶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结子，属羊蹄甲属紫荆新品种，为香港独有。卜力爵士称之为洋紫荆。港人以此为荣，于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来命名艳丽的洋紫荆花，以表彰他对植物园的支持。1965年，洋紫荆花被选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洋紫荆花被用作特区区徽，出现在香港特区的旗帜和硬币上。如今，满山遍野的紫色娇艳花朵，绽放在整个冬季。
第十三任 弥敦MattHEw NatHan
1904年7月29日至1907年4月，弥敦为香港第十三任总督。
弥敦（1862～1939），也译作南森、内森。英国人，其父是工业家。他军人出身，早年任英国陆军军事工程师，接任港督时42岁。他任职短暂，不到3年，又不是首任港督，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与中国》一书却把他称为香港“开埠英雄”，称他任职时期为“弥敦之治”。书中说，严格来说，第十三任港督弥敦，是历任港督中最有远见和对香港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的一任。
弥敦离任后赴南非纳塔尔任总督。曾封爵士。1939年去世，终年77岁。弥敦终身未婚。
弥敦之治
为什么人们称弥敦时期为“弥敦之治”，主要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业绩。在20世纪刚刚开始，香港当时最大的工业，也只有造船业，拥有几个略具规模的船坞，如隔海相对的太古和黄埔两个船坞。弥敦任内重视城市发展，在他主持下，港英政府制定了一个较完善的中区重建计划，以及广九铁路的兴建和弥敦道的筑成，使沿路地区的市场日渐繁荣起来。此前的九龙，以油麻地最为热闹，工匠和小商人多聚居这里，其余地区，除大角咀建有船坞外，多为零散农村。九龙主干道弥敦道的开辟，带来了一个新的九龙市中心——旺角。
旺角又称芒角、望角。19世纪前期是一些小的村落，村民以种菜栽花、养猪喂鸡鸭等为业。经过弥敦时期的建设，成为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街道虽狭窄，但很整齐，商铺密集，以零售业为主，逐渐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股票业也十分蓬勃。消费娱乐业也很发达，酒楼、戏院等也相继兴建。
第十三任弥敦在弥敦对九龙新界发展的构思中，认为新界工业的发展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弥敦的估计，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
弥敦鼓励发展工业和工业教育，创办香港第一个工程技术训练学校，这间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工学院，再往后与西医书院合并，增设文学院，组成了香港大学。
在1904年，港岛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的电车线，全线通车，它对香港交通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弥敦在任内，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水坑口区的娼寮迁往石塘咀营业，从此开始，石塘咀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香港“红灯区”，周围的酒店、饭店、商业都开始发展，至1935年港府决定全面禁娼时，这一地区才开始衰落。
由于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商业稳定上升，1905年，港英政府税收首次达到1000万元的纪录，到1907年弥敦离港，全港人口突破了40万大关，其中华人达到三十九万五千多人。
一个被认为有作为的总督，为什么任期不满就被调任呢？1993年伦敦出版的韦尔什所著《香港历史》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可供参考：1905年香港中华总商会计划召开大会，以响应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迫害华工；弥敦立即下令禁止，并将一家登载反美漫画的报纸主编驱逐出境。殖民地大臣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鉴于上年英国政府因同意向南非输入契约华工，曾遭到国内舆论猛烈抨击，造成轩然大波，因此他担心弥敦此举可能再次带来麻烦。于是，1907年4月，弥敦被调到南非纳塔尔工作，并减少了薪俸。
修建广九铁路
香港不过弹丸之地，而英国政府向香港的摊派逐年增加，港府本身的开支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寻求出路，发展香港经济，港英政府的前景将很艰难。要想发展，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弥敦上任不久，就认识到沟通与内地联系的重要性。于是，着手广九铁路兴建的筹划工作，1906年工程便全面展开。
早在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取得教训，决定大力发展经济以富国裕民。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交通闭塞和能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决定修建铁路和开发矿产资源。修铁路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万两，因此，利用外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修铁路主要靠借外债。1898年，清政府设立第一个主管铁路矿山的机构“路矿总公司”，其章程中写进了修铁路借外债，中外合办矿务的内容，成为清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
1899年3月，中英划定新租借地界址后不到十天，英国即提出一份《九广铁路合同》草稿，与清政府协商。《合同》把广九铁路分为二段，香港内一段归港英当局修建，中国内地一段由清政府修建。《合同》草稿规定：清政府向英方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合同还规定铁路的内地一段，要重金聘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理人员来修建，建造铁路的全部材料也要以高价购买英国的。借款以九折交付，即清政府借100英镑，实际得到90英镑。年息5厘，每年分两次付息，期限50年，铁路未建成前，利息照付，并且可由所借款项中支付利息。按照这个合同，实际上整个铁路的修建完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因为条件如此苛刻，遭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协商停顿下来。
广州部分商人与澳门葡萄牙商人协商，准备修建广澳铁路以取代广九铁路。1904年11月，中葡双方签订了《广澳铁路合同》。
弥敦一到任，就看准了广九铁路项目。他认识到，这是英国政府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一旦与清政府达成筑路协议，英国公司将因此得到很多中标机会，清政府将不得不优先向英国要求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英国的势力范围也将在中国内地得到有效的延伸。为此，弥敦决意要把修路工程协议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回来。于是，他通过伦敦照会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希望就广九铁路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出于合作的诚意，我们也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理解我们的良好动机。”
于是，英国在谈判上作了一些让步，借款改为94折交付，即中国借英国100英镑，实收94英镑，期限改为30年，12年半之后开始还本。其余年息5厘，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仍然不变。当时，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两家英资洋行联合组成“中英公司”，取得了广九铁路的建筑权。
广九铁路的最初蓝图，是由驻港英军陆军总司令克勒克拟定的。弥敦到任后，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熟悉工程，对以前的筑路方案作了审核修正。制订出新的方案。原来的广九铁路要经过惠州，新方案是过罗湖到深圳，经石龙而达广州，避免了工程上的浪费，缩短了行车时间。铁路全线总长181公里，其中香港区内干线长34公里，由九龙尖沙咀车站至深圳罗湖站。称为广九铁路英段。广东区内干线长147公里，由罗湖至广州火车站。
据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专栏里记述，弥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广九铁路内地段工程开工，分三段进行，第一段由广州大沙头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横沥；第三段由横沥到深圳。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英国人出任总工程师。铁路全线共有大拱桥七座，分别为仙村桥、石厦桥、石滩桥、北江桥、间水桥、石龙东桥和东莞桥。
由于从尖沙咀到罗湖桥畔的一段九龙铁路，由英国人兴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归各办”的规定，这段九龙铁路，就是广九铁路香港段了。
兴建香港段铁路的资金，采用发行公债方式筹集。1906年7月26日开始建造，最大工程是开凿两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狮子山隧道全长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轨。
1910年，广九铁路将要完成时，英国方面提出通车办法，按照沪宁铁路的办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①由英方执掌全路行车权力；②英人担任车务总监；③英国公司议定各班火车票价。
为了与英方解决通车问题，清政府设立全国铁路总局，梁士贻出任总局长。关于广九铁路通车谈判，遂由梁士贻担任。由于英方所提要求过于苛刻，谈判历时一年才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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