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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骗为佣，继则逼勒为妓，或转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则卖作螟蛉，童女则鬻作娼婢。”因为东莞县拐案特多，在港华商愿集众捐资，遍悬赏格，购线缉拿。当年年底，由东华医院绅商协助筹组了保良局。保良局一方面开始“保赤安良”的工作，一方面等候香港政府批准注册。
　　1879年5月，获香港政府批准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名为“香港保良公局”，同时，港府命令署巡理府法兰西士草拟了保良局章程。章程第三条中规定：“此公局之设，特为保早期保良局总理护妇女及幼童起见。一、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为娼婢，或贩卖出洋，公局必须设法挽救，使之各回原籍。三、凡遇此等被拐妇孺，系要待官讯断，方能发落。如未送原籍之前，公局必要收留抚养。四、若被拐之人无家可归，公局须要代择配偶，或设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房宇一所，使无家可归之妇女幼童，得以驻止安身，所捐款项，专为筹此事件而用。”
　　从1878年保良局建立，到1891年的13年中，经保良局救助，脱离拐匪魔掌的妇孺有数千人之多。
　　自保良局成立后，由会董梁安、曹而亭、许蔚臣和华籍议员伍廷芳等联名，请求轩尼诗拨出上环大笪地一幅地段，兴建华商会所和保良会会馆。
　　轩尼诗总督对这项申请，初时表现得颇为热心，除允拨地之外，更表示将奏请英国政府，拨款四万港元，资助兴建会馆费用，但终迫于种种压力，后来竟全无下文。不久，幸而得到当年东华医院的董事协助，借出了普仁街“平安”、“福寿”两幢楼作办公地点，让寻获的妇孺暂时有栖身之所。
　　到了1891年，当时保良局首席总理与东华医院的董事们，向政府申请，将东华三院管辖之广福义祠在普仁街的地段，转作保良局之兴建局址。
　　当时第十一任港督罗便臣很快便批准此项申请，政府又拨出2万元，加上罗便臣私人捐出3万元，共获得5万元的建筑经费，解决了局址和兴建经费问题。
　　早期保良局由于负有协助缉拿拐匪的特殊任务，所以该局的总理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凭借挂在襟前显示身份的具名银牌，遣使街上任何警察，拘捕嫌疑拐匪。
　　保良局总理还有另外一项特别任务，就是审讯被拐骗而救回的妇孺，这种审讯工作多在晚上举行。在拐带盛行时期，每星期要开堂二至三个晚上。
　　审讯的过程是，先由华民署属下之警察将案中妇孺带到局内的大堂齐集，然后由值班的总理开堂逐个问讯。
　　审讯的内容包括被拐妇孺的身世、籍贯、家庭背景、被拐原因及经历等。审明情况之后，如属有家可归的妇女，便呈交华民司批准遣回原籍与家人团聚；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孤儿寡妇，则拨入局内收容。
　　局内收养的妇孺，成年之后，便由保良局代为择配嫁人，使其获得良好归宿。
　　据记载，昔日保良局嫁女是一大盛事，有意男士先向局方登记，由局方安排日期相见，如双方都认为合适，男方自觅殷实担保人报知局方，经保良局再三调查领娶人的职业、人格及担保人的资格，认为诚实可靠者，则通知领娶人及担保人到局，由饬差带赴华民政务司署求恩准领娶。
　　领娶人还须自备花轿、妆奁及三书六礼，亲往保良局迎娶，由该局主席亲自主持婚礼。
　　迎娶之日，新娘照习惯分派“利是”予局中姐妹，每封“利是”只限一仙；为新娘梳髻者，“利是”规定二毫；服务女工，“利是”亦不超过两毫为限，局方人员则分文不取。如此廉政清明，不知记载是否完全确凿。但不管怎样，成立保良局，是为穷苦华人办了一件好事。
　　由轿子到缆车
　　修建上山缆车道，是轩尼诗当政时期的另一项建树。
　　19世纪，香港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古老的轿子、马、马车和独轮手推车。英国人占领香港初期，港岛的马路极少，多是窄街陡巷。当时外国人住在环境幽美的山顶区，华人富商多住在半山区，出入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从广州运来一批轿子（俗称山兜），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时的轿子除了官员乘坐的绿呢大轿和迎亲用的花轿，还有营业轿和长班轿两种。营业轿设备简陋，只有两名轿夫，平时摆在街头巷尾或山脚下，等候雇客乘用。长班轿是有钱人家的专用轿，轿身装饰华丽，一般配有四名身强力壮、嗓音宏亮的轿夫，轿夫身着号衣，胸背两面都标有轿主的姓氏。出门时前呼后拥，神气十足。
　　在地势平坦的地方，除了轿子作交通工具外，还有独轮手推车，从新界的大埔、沙田等地到九龙，主要靠这两种运输工具。
　　为了解决山上有钱人家上下山困难，港府酝酿修建缆车道。直到1882年，香港政府称，有私人机构要求承办修建缆车道，就颁布了修建缆车道与电车道的有关条例。条例的基本要点，大致包括设计的体制、牵引的动力与行驶的路线等项。对于缆车行驶路线条例规定得具体而确切。缆车道全程共分六段：第一段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经轩尼诗道（海旁东）、湾仔道、大道东、止于湾仔街市。
　　第二段跟第一段衔接，经大道东、大道中与大道西，止于第219号地段。
　　第三段跟第二段衔接，经大道西，止于第187号地段水兵俱乐部。
　　第四段、第五段跟第一段衔接，从第471号地段大佐治街起，至筲箕湾第7号地段止。
　　第六段起于陆军兵房所在之西南花园道，向南直上坚尼地道、梅道、宝云道与白兰特顺道，止于域多利山峡以北。
　　第一段至第五段，为后来电车的行驶线，第六段为缆车的行驶线。为了急于解决山顶英国人的上下山问题，决定首先开辟第六条线路。
　　在香港政府颁布有关条例后，批准由毕其利赞臣、大卫沙宣、云仙史蔑与嘉活晓士4家私人公司联合组成“香港山顶缆车公司”，1885年开始修建缆车铁轨，同时参考了旧金山、蒙特利尔和圣保罗等地的缆车设计。
　　由花园道的起点站到达山上终点，全长1305零五英尺，铺平斜坡路面，敷设枕木铁轨。开展这类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以蒸汽机为动力牵引上下两部缆车。一部在山顶，一部在山脚，用两条五千英尺的钢索既系住两部缆车，又分别卷在山上站与山脚站的鼓形齿轮上，另外还安装活动齿轮调节钢索的伸缩。
　　当蒸汽机发动后，便由齿轮带着钢索滑动，两部缆车相向行驶，山上的缆车向下滑行，山下的缆车往上拉起。在司机座里，装有指示针，指明两车行驶时的相对距离与位置。当两车行驶到中途时，设有双轨的岔道将二者左右分开。互相避过之后，又行驶在单轨上。在当时，技术已算相当先进。
　　这条山顶缆车线，经过3年的修建，于1888年5月30日竣工通车，时间跨越两任总督，起于第八任轩尼诗，成于第九任宝云。缆车穿过丛林，爬越山坳，把乘客一直送到海拔397米的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
　　从山脚乘缆车到达山顶，约十几分钟就够了。上山的坡度，一般是四十五度左右，最陡的地方为八十度。车厢分两个等级收费，高价部分不招待衣履不整的华人，是为了不让佣仔和雇主平起平坐，有损雇主的“高贵”身份。
　　当时缆车的修建，既不是把人们送上山去度假，住在酒店或别墅里松松筋骨，也不是让游客上山饱览四周的风光，而完全是为了山上的英国人。因为英国人高踞其上，下山上山不堪其苦。山顶所住的英国人，不过二三十户，华人只有绅商何东一人，准在那里建筑别墅。这个禁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不再实施。
　　正因为乘客稀少，山顶缆车初期的营业状态不佳，也就影响了计划中前五条电车路线的设计、建造与使用计划。迟至1902年，香港政府才批准私人机构承办全港的电车事业。所以，电车比缆车晚了17年之久。
　　如今到已经高度现代化了的香港观光游览，仍可以坐上百多年前修建的缆车，攀上太平山顶，饱览“东方之珠”的美丽景色。
　　首次装设电话
　　1873年～1876年，英国人贝尔利用电流传送声音的原理，进行实验，发明制造了电话。1881年，英国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在伦敦成立，立即开发利用这一科学发明。翌年，该公司申请在香港营业，香港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在雪厂街二号正式成立。于是，香港在远东地区首先使用上了电话。
　　安装电话之前，港府各机关之间，洋行商贾交往，全依靠电报。在香港雪厂街旁边的一座小山上，住满港府机关，1874年起，港府军政部门，已经开始使用电报机联络。山上建有电报机房，满山树立电线杆，分别通向东西区，供港府与赤柱、西环、上环及东区的军营与机关联络。
　　19世纪70年代，上海商业比香港更繁荣，许多香港商人纷纷到上海投资开设银行，香港和上海的通讯联系亟需开通，1871年，大东电报局开始铺设海底电缆，从香港拖到上海。与此同时，香港开始有股票买卖，股票的买方同卖方需要股票经纪人沟通，洋行与洋行，洋行与经纪人的联络，都急需电话安装。
　　据陈谦先生记载，香港东方电话电力公司营业部由英国人担任总经理，并聘有中国人买办，其下有雇员，专管营业方面的一切事务。工程部由英国人担任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备方面的工作。广东省三水县人梁生，20世纪初年曾在公司主管线路工作。他对电话线路设施认真钻研，颇有技术，熟悉线路情况，手下带有学徒。线路出现故障，他能迅速排除，使通话保持畅通，传声清晰。为香港早期的电话事业付出了不少心血。
　　初期电话用户只有十几家，主要是洋行和股票大经纪商，服务范围仅限于中区。富商保罗·遮打是第一个安装电话的人，随后还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怡和洋行与著名的保险公司。
　　初期的电话是接线电话，全名叫“德律风”，由英文直译过来的。用户拿起电话，需先把电话机旁的摇手摇动，机房的话务员听到铃声，就向用户询问要接通的电话号码，然后才接过去让用户讲话。虽然电话简陋，但收费却很昂贵，每年电话费需要100元，而当时一般人的月薪只有3元，华人商店雇用信差月薪只有2元，全年才24元。所以，一般商店和普通人家是没有能力使用电话的。
　　当时，接线员是电话公司里很重要的人员，条件规定较严格。公司规定接线员只用西洋人的未婚妇女，并且要有香港英文女书院第四班以上的文化程度，校长还要出具证明品学兼优，才能入选。如果是中国女子想当接线员，必须由庇理罗士女书院特别推荐才行。香港政府为了保守秘密，政府机构间的线路不使用东方公司的接线员，自己另外建造机房，自配接线员。
　　香港初期的电话业务发展缓慢，到1890年，安装电话的华人用户才开始出现，当时的总用户也只发展到65家，虽然如此，东方公司仍旧继续架设电线，发展业务。
　　第九任　宝云　GEorgE　FErguson　BowEn
　　宝云1883年3月30日至1885年12月任第九任香港总督，任期2年又8个月。有史书把宝云的任期算至1887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按英国皇室规定每届总督任期5年，宝云1883年3月上任，应到1888年任满。但是，宝云以身体欠佳为由，于1885年申请提前退休。当时英国政府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便指定由辅政司威廉·马殊署理总督。在第八任总督轩尼诗离任时，宝云到任之前，马殊曾经代理过一年总督，所以马殊曾先后两度代理香港总督。第十任总督到任后，马殊才调离香港。
　　宝云（1821～1899），又译作鲍恩、包文。爱尔兰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先做教育工作，曾任过大学校长。后来到英国殖民地部任职，曾任澳大利亚、新西兰、毛里求斯等地总督。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1岁。曾受封爵士。1899年去世。著作有《三十年的殖民统治》。后来的宝云道、宝云径即以宝云爵士的名字命名。
　　任内建树
　　宝云很看重香港的地位，“东方直布罗陀”的称号，就是他在任时起的。他认为，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商埠，在大英帝国里地位仅次于伦敦，就像当时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一样举足轻重，应当很好地经营。所以，他虽然任期较短，但对香港颇有建树。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热心发展教育事业，开办了皇仁书院及政府书院。成功地推行了大潭供水计划。新医院、新避风塘、天文台、电话公司，都是在宝云的倡导下发展的。
　　第九任宝云在宝云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历史上第二个人工水塘开始动工修建。这是一个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港岛东南部的大潭湾以北。由大潭、大潭小塘、大潭中塘和大潭笃四个水塘组成，总容量为916。7万立方米。其中大潭水塘第一期工程于1877年完成，初时储水量为141万立方米。第二期工程在港府努力下，于1889年完成，储水量增至172万立方米。大潭小塘、中塘和大潭笃水塘分别于1904年、1907年和1918年先后建成，其储水量分别为10。2万、89万和645。5万立方米。这座水塘的建成，对缓解香港的供水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香港是自然灾害频繁地区，飓风经常袭港。每次台风经过，大雨倾盆，山泥倾泄，船只沉没，房屋倒塌，人财物损失惨重。每逢大旱，数月无雨，居民数天供一次饮水。气象天文设施的兴建对香港极为重要。宝云任内，1883年，香港首座观象台建成，矗立在尖沙咀艾尔尊小山丘上。它占地276平方米，建有拱窗长廊，具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这座古建筑已长命100多岁，它居高临下，上观风云变换，下观维港苍桑，香港百年历史尽收眼底。既为香港提供了天上信息，又是历史之见证。1983年，在它的百岁诞辰之际，被港府列为法定的古迹。
　　宝云在任期间，于1883年4月4日向英国殖民地部建议扩大立法局，增加议员人数。他提出，官守议员由5人增加到7人，非官守议员由四人增加到5人，非官守议员有权对政府提出的法案进行辩论。5名非官守议员由香港商会和太平绅士各推举出一席，华人社会要保有一席，任期为6年。英国殖民地部基本上批准了宝云的这项建议。1884年2月28日，新组成的立法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5名非官守议员中，端纳洋行总经理芬理斯·顿里和怡和洋行总经理佛兰西斯·约翰逊是原有的非官守议员；其余的是汇丰银行总经理、香港商会代表汤姆斯·杰克逊；沙逊洋行总经理、太平绅士代表腓列特·沙逊；黄胜，由港督宝云委任接替伍廷芳，是华人代表。1884年4月，立法局增设法律、工务两个委员会，加上原有的财政委员会，立法局共有3个委员会。华人代表黄胜出任法律委员会委员，是5个成员之一。
　　中法战争中的宪兵角色
　　宝云任内，适逢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宝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探明红河上游可能通航到中国云南境内，便加紧对越南北部的侵略。1882年春，法军攻占河内。1883年7月进攻顺化，强逼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攫取了对越南的“保护权”。11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中法战争。清军接连失利。1884年2月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带。李鸿章力主妥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助长了法国侵略的野心。5月，法军进攻中国驻谅山的军队，并向中国海面调集军队，扩大战争。6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基隆，被击退。同月，事先驶进福州马尾港的法军舰队突然袭击中国兵船，击沉多艘，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8月，法军再攻台湾，遭清军和当地人民的痛击，惨败于淡水。1885年初，法军进犯广西边界，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法统帅尼格里受重伤。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
　　对于这场战争，英国政府持中间立场，但是，宝云政府扬言英法缔结盟约，容许法国的舰队在香港作一切战时物资的补给。在港英商明目张胆地与法国舰队交易，为法国军队补给煤炭，支援粮食，从中谋利。
　　香港爱国同胞对法国的侵略和港府支持法军的行为极度不满，9月，香港码头工人、驳艇工人、运输工人集体采取行动，拒绝为法国轮船工作。法国商人向香港法院控告，结果竟有14名卸货工人被法庭判处罚款，更引起华人的公愤。10月，工人罢工，港英政府出动军队警察镇压，一些参与反英法活动的华人被捕监禁。与此同时，宝云主持立法局会议通过了《维持治安法例》，规定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与秩序”的人，未经判罪，亦可拘禁及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