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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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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张，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思想起点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活动的小说中，端木蕻良的《螺蛳谷》是出现得较早、人物刻划也比较成功的一篇。这个短篇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九期上。作品通过一支游击队被困于绝境，终于依靠集体智慧歼灭了敌人的故事，写出了几个颇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号“山柴禾”的年轻游击队员马亮的形象，塑造得尤为鲜明可爱。端木蕻良本时期还出版过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写成于战前）和短篇集《风陵渡》等。其中《科尔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间东北农民“推地”斗争为题材，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前已叙述的丘东平以外，这些作家中还有丁玲、刘白羽、、杨朔、周而复、欧阳山、草明等。他们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里，参加了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获得了真正与工农兵群众接触的机会，因而使自己的创作面貌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充溢着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他们在表现农民和士兵民族意识的觉醒时，往往交织着阶级矛盾的线索，作者的阶级观点比较明确，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较之国统区同一主题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真实。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进入根据地与工农兵接触的时间还不长，文艺工作者必须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认识还不明确，对于工农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还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着缺陷。
这个时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说都收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集子中。与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较多地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时丁玲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了。不仅在《彭德怀速写》里以简练朴素的笔墨，生动地写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说中，对工农群众的描写也有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容。例如，《夜》表现了一个公道正直的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写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义。《入伍》在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怯弱性格的对照中，歌颂了战士杨明才纯朴、坚强的革命品质。曾被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周扬编）并列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抗日根据地农村中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并受到侮辱后仍然坚持送情报的工作。后来她回村时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她也平复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家学习，走现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划生动真实，显示出作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的特色。除了这两个集子以外，丁玲发表在《谷雨》创刊号上（后由《文艺阵地》转载）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在一个新建医院中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评了根据地某些部门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产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虽然敏感，热情，然而缺少韧性，容易流于孤独和脆弱，强调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上。小说的客观意义在于，较早提示人们去注意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写消极面过多，体现正确方向的老革命战士出现得过晚，结尾过于匆促，因而读来使人稍感压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在深入群众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创作中这类缺点。
战前写过短篇集《草原上》的刘白羽，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写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主题。《龙烟村纪事》一篇写一个参加过杂牌军队伍但尚未失去贫苦农民劳动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摆脱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恶劣习气而参加人民子弟兵的过程。《歌声响彻山谷》在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农村少女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基层干部的。《枪》一篇在严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复杂关系中，通过一个贫苦农民由对地主汉奸的个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觉悟的成长历程，突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这一尖锐主题。《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逻辑地写了一个曾经被迫在日军中工作、后来被俘的朝鲜女性的觉醒和成长，表现出中朝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共同立场和战斗友谊。作者在表现新的社会制度下真正觉醒起来的农民时，感情饱满真实，阶级观点鲜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思想变化过程写得较为细致，叙述描写中不时辅以抒情笔调，直接抒发对人物的由衷赞美。缺点是用语艰涩，人物动作性不强，心理描写常失之孤立冗长。
杨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以清除托匪汉奸的斗争为中心情节，反映经过士地革命后边区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将党领导下的边区誉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起点。作品常出现优美的抒情笔调，虽未写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质朴心灵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写，都能唤起人们对边区生活的向往。
周而复的短篇集《高原短曲》中，写于一九三九、四年的《开荒篇》、《播种篇》、《秋收篇》三个连续性的短篇，速写式地勾勒出边区开荒生产运动的一组画面，描绘了新型的劳动及人们在劳动中的新的精神风貌，题材新颖，格调清新，虽然反映现实的深度不足，但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
本时期写作的长篇小说中，齐同（1902—1950）的《新生代》是出现得较早的一部。作者原计划写三部连续性长篇，“将从‘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变动忠诚地告诉读者”（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当时已经写完两部，只发表了第一部，内容主要写“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和下乡宣传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认识到：造成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奇迹”的，“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他所要写的“是当时所应的实情”，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会进步或者落伍”的“平常的人”（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发刊小引》，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出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再现了“一二九”运动的许多真实的图景，如这个运动发生前北平知识界的思想风貌，运动爆发时示威游行的壮丽场景，都写得真实生动，富有时代气息。在运动逐步壮阔地展开的过程中，作品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有“越打击越斗争越有力量”，性格各自迥异的坚强的革命者，有夸夸其谈，害怕实际斗争以至背叛革命事业的“学者”，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教授……。主人公陈学海，是个由最初不问政治到后来积极投入斗争的青年学生。小说对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真实而细密。这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心想通过读书出国留学镀金，但动荡的时代使他无法安心读书；他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进了斗争的风暴，却间或还有些懦怯、动摇，也还不能丢开对反动政府的幻想。然而，他诚实、坦率，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从周围同志的身上吸取力量，鉴别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思潮，也纠正自己的错误，终于经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认真探索，成为最早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之一。陈学海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继承革命传统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很有教育意义。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的缺点是：后半部写学生下乡与农民接触，因作者缺乏这类生活体验而不够充实有力，艺术上也有以冗长的叙述代替描写和结构粗疏平板的缺点。尽管如此，《新生代》仍是抗战前期较好的长篇之一。
抗战前期的中长篇作品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除前已提及的谷斯范的《新水浒》外，还有碧野写于荆门前线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和《三次遗嘱》，于逢、易巩的《伙伴们》，陈瘦竹的《春雷》，程造之的《地下》；写知识青年战时生活历程的，则有田涛的《潮》，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碧野的《风砂之恋》等。这些作品的成就和倾向各不一致。从战争进入第二年起，特别是国民党对抗日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之后，另一类题材——即揭露国统区黑暗的篇什开始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品。小说创作又在别一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二节：《腐蚀》及其他作品
最早揭露国统区抗日运动阴暗面的，是张天翼的著名小说《华威先生》。这个短篇一九三八年四月发表于《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后来收入作者抗战时期小说集《速写三篇》中。当时，国民党已开始对抗日人民加强控制和防范，就在小说发表的这个月，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无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蚁社”等进步抗日团体，《新华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以示抗议。这篇小说由于比较尖锐地剔发和抨击了隐伏在抗日阵营内部，对救亡工作“包而不办”的国民党当权势力，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和讨论。
小说作者以他擅长的夸张讽刺手法，突出刻划了华威先生——一个混在抗日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作为“抗日工作者的上层分子”，华威先生不得不在人民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开展的环境中忙碌地活动着。他包揽一切，“一天要开几十个有关抗战的会”，甚至于叫喊着要“取消晚上的睡觉制度”，其目的是要把各种抗日活动控制在自己手里。作品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几个生活片断，通过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反复地、富于变化的揭示了华威先生自命不凡、刚愎贪婪而又贫乏空虚的内心世界。华威先生适应不同性质的会议和个别谈话的不同对象，变换着嘴脸，露出种种丑态。他极力鼓吹“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为了维护这个“领导中心”，他处处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图垄断、操纵一切群众性的组织和活动，就连“战时保婴会”这样绝无“危险性”的团体，也不放松“领导”；最为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被他追问“到底是什么背景”。小说正是从人物色厉内荏的性格特点中透视环境，对时代的本质方面进行了开掘。华威先生到处防范人民的抗日活动，然而人民群众是禁锢不住的。人们鄙视华威先生，不听他演讲。他“派人拖几个人去听”，但连去“拖人”的人也不到场。这一切都使他害怕，“嘴唇在颤抖”、“打着寒噤”。作品在运用讽刺手法刻划华威先生的性格时，夸张而不失真实，幽默而不失严肃。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华威先生一类人物冠冕堂皇的外表与卑劣虚弱的内心的矛盾，猛烈的讽刺火焰烧毁掉他们身上的抗日的画皮，烛照出这伙鬼蜮的嘴脸，唤起人们的警惕，有力地抨击了他们所奉行的国民党当权派在抗日中竭力防范人民、限制人民、敌视人民的路线。
在《速写三篇》中，比《华威先生》早写几个月的还有一个短篇《谭九先生的工作》。这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谭九先生是一个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的地主分子。他借抗战机会进行牟利争权活动，如囤积居奇，扩大权势，打击抗日积极分子，插手抗日活动，追问抗日活动“由哪个来领衔”等。作品真实揭露了地方封建势力对抗战的危害，但艺术上稍嫌拖沓，人物性格也欠鲜明。与上述两个短篇揭露抗日阵营中隐伏着的敌对分子不同，收在《速写三篇》中的另一篇《新生》，则转为表现抗日阵营中人民生活中内在的问题。作品在赞扬那些为抗日孜孜不倦工作的中学教师的同时，着重揭示了一个生活富裕、脱离政治的艺术家由追求新生到逐渐沉沦的历程，严肃地提出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思想改造的课题。张天翼是抗战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后来终因贫病交迫，除长篇童话《金鸭帝国》外，未能创作更多的作品。
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之后，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黄药眠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黑丁的《臃》等短篇，尽管艺术成就不一，却都通过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实刻划，揭发了抗战痼疾，尽了讽刺暴露的战斗作用。
如果说，张天翼等人的作品，由于抗战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只能写出国民党顽固派既要抓住抗战旗号、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又害怕人民、防范人民的矛盾惶遽状态；那么，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级以后，随着国民党分裂、倒退、投降阴谋的日益暴露和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罪行就成为抗战文艺十分迫切的战斗任务了。
茅盾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长篇小说《腐蚀》（最初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就是适应这种战斗要求而产生的。这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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