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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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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的一九三七年初冬，欧阳予倩曾“怀着满腔忧愤”，取孔尚任《桃花扇》传奇的轮廓改编为京剧；一九三九年把它改编为桂剧上演，轰动一时；一九四六年又编为话剧。剧本以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成功地刻划了秦淮歌女李香君等下层人物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而“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注：欧阳予倩：《〈桃花扇〉序言》）。一九三九年以后，作者还写过《越打越肥》等四五个独幕剧，多是“讽刺腐败的国民党人的”（注：欧阳予倩：《〈欧阳予倩选集〉前言》）。到一九四二年，作者则成功地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忠王李秀成》。
欧阳予倩认为，“历史戏究竟是戏，不是历史”（注：欧阳予倩：《〈桃花扇〉序言》），因此，他进行创作的时候并不受某一种史料的拘束，而是根据自己对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理解，表现自己确定的剧本主题。在《忠王李秀成》里，作者是把李秀成作为一个“始终忠贞坚定，绝无动摇”的革命英雄来着力刻划的。关于主题，他说：“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国家全靠坚强的国民，凡属两面三刀，可左可右，投机取巧的分子，非遭唾弃不可，我写戏奉此以为鹄的。”（注：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自序》）剧本开始，太平天国即已处在曾国荃围困天京的危急境地中，而天王却仍然对李秀成猜忌不已，那些皇亲国戚采用种种卑劣手段，争权夺利，分裂革命力量，使李秀成挽救太平天国的一个个计划均无法实行，只能在日益颓败的形势下坚持苦斗，直至天王自杀，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成功地塑造了“忠王”这个典型性格，从而说明：太平天国根本不是败于清朝和帝国主义，而是败于内部的分裂——奸佞的当政和叛贼的出卖。剧本的这个主题，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大大有助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祸国本质，有助于宣传和贯彻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剧本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全剧人物虽多，篇幅虽长，但都紧紧围绕刻划李秀成这一形象而着墨，集中突出，生动感人。此外，由于作者多年参预戏剧演出，实践经验丰富，在设计布景、灯光和场次转换等方面，巧妙地采用了戏曲和电影的某些手法，因而增强了剧作的艺术表现力，这对话剧创作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创新。
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也有一些作家努力于历史剧的创作，为抗战服务。阿英是突出的代表。他用魏如晦的笔名，先后写了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三部，都着力宣扬民族气节，对沦陷区人民坚持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斗争，起了很好的鼓舞教育作用。
《碧血花》（四幕剧），一九三九年写成，又名《葛嫩娘》。此剧以《明末遗恨》之名由上海剧艺社在“租界”初次上演时，曾产生很好的效果，“以至场场客满，连演三十天，每一场观众情绪全提到顶点”（注：李宗绍：《一年来孤岛剧运的回顾》，载《戏剧与文学》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25日）。剧本的主人公葛嫩娘，原为沦落秦淮的妓女，在南京城破的国家危亡关头，她毅然同情人孙克咸共赴闽浙一带参加抗清义军，苦战数年，终因兵败被捕，壮烈牺牲。全剧冲突紧紧围绕刻划葛嫩娘的性格展开。在孙克咸留恋难舍、踌躇不前的时刻，她先欲自刎，后允同行，促使孙克咸最后下定决心投奔义军，奋起抗清；在郑芝龙叛意已露，坐视不救的时刻，又是她蔑视豪强，理直气壮地怒斥这个卖国奸贼；特别是在清兵统帅博洛的威胁利诱面前，她虽然身在缧泄，但毫无惧色，痛骂不绝，竟至嚼断自己舌头，愤而唾敌！这些冲突，有力地突出了葛嫩娘强烈的爱憎感情和不可屈侮的高尚气节。
《海国英雄》（四幕剧），一九四年写成，又名《郑成功》。作者说，在他的几部剧作中，此剧“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而且，他“始终是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对郑成功这位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作者通过他延平前线杀敌、与其父卖国贼郑芝龙决裂、攻打南京、退守台湾等情节，“竭尽所能的强调的表扬了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精神，即是：‘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的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苦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故土的伟大的意念与实践精神’！（注：魏如晦：《〈海国英雄〉写作杂记》）正因为剧本形象地表现的这种精神，同当时沦陷区人民渴求解放的心情是合拍的，所以上演时受到进步文艺界的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当时仅各报刊推荐此剧的文章，就发表了近百篇，盛况”并不亚于，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碧血花》“（注：魏如晦：《〈海国英雄〉自叙》）。
《杨娥传》（四幕剧），写成于一九四一年年底。杨娥也是明末的一个爱国女义士，据有关史料记载，她和其夫张小武，并为永历帝护卫。在小武殉国、永历帝被吴三桂害死之后，她为了雪国仇家恨，伪设酒店于吴府西侧，谋划刺杀这个卖国奸贼，虽然这个计划没来得及实现她就病倒身死，但这种精神是感人的，鼓舞观众和读者为眼前的国仇家恨去茹苦含辛地进行抗争。
第十四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表现抗日题材的小说
抗战爆发之初，小说数量不如诗歌、戏剧丰富，但也出现了不少反映战时新气象、鼓舞军民齐抗日的短篇作品，其中产生过影响的，有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端木蕻良的《螺蛳谷》等。随着作家对现实认识的加深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这类以写正面形象、歌颂新事物为主的作品，也逐渐扩大了题材，并且出现了一批中长篇小说，较为深入地表现出人们在抗日斗争中精神面貌的变化。
丘东平抗战初年在《七月》等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大多写出了浴血苦斗中爱国军民的倔强性格。《暴风雨的一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风暴雨中坚守岗位的少年抗日游击队员形象。《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真实有力的笔触，正面描绘了连长林青史在日寇强大炮火面前主动出击、英勇歼敌的崇高行动和坚毅性格。作者曾亲身参加上海“八一三”战争，目睹中国军队抗击侵略者的壮烈场面，对实际战斗有较深切的感受，因此，无论是弹火纷飞的战场图景，直插敌阵的曲折遭遇，都在作品里得到逼真的表现，这在当时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这些短篇小说往往具有悲壮的时代色调，它们一方面反映出战争初期人民奋起抗战、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与全民抗战形势的尖锐矛盾。林青史的荣获战功的连队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击败，却在上司命令撤退的过程中遭到覆灭，这个悲剧本身就是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有力暴露。丘东平本时期除与欧阳山、草明、邵子南合写了中篇小说《给予者》（由他执笔）外，还作有长篇小说《茅山下》。这是他根据自己参加新四军以后的战斗生活经验创作的。作品虽然还只完成了前五章，但已经展示了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广阔的画幅。作品在反映根据地军民对日寇汉奸的斗争的同时，还贯穿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周俊与工农干部郭元龙之间的思想性格矛盾。周俊充满革命热情，工作积极，但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动摇性，缺乏斗争经验；而郭远龙则富有军事斗争经验，工作上有魄力，但他却以此傲视知识分子，有严重的游击习气。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客观上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品结合对敌斗争的主线正面描绘了革命队伍的内部矛盾，说明作者已比较深入地接触了人民军队的斗争生活。但在工农干部形象的刻划方面，则有时离开生活的罗辑，显示了较多的弱点。关于郭元龙不分敌我、包庇坏分子的描写，与这个人物的正面品质不很协调，几乎成为刺眼的一笔。在丘东平的作品中，从三十年代初的《通讯员》到这部《茅山下》，往往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将某种变态心理（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投影）强加到人物身上，致使工农形象受到损害的缺点。这说明作家与群众结合进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艰苦过程的。《茅山下》对周俊思想性格的剖析，表明作者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令人无限惋惜的是，作者尚未写完这部小说，就在一九四一年日寇进攻苏北根据地时，为掩护学生撤退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与丘东平抗战初期一些作品题材相似，萧乾发表于《文艺阵地》一卷四期上的小说《刘粹刚之死》，也是写国民党下层爱国军官的抗日事迹的。作品以空军少尉刘粹刚这个真人为主人公，表现他在困难条件下顽强作战、壮烈牺牲的故事。刘粹刚自“八一三”以来接连鏖战七十多天、击落敌机十四架之后，第一次休假回家见到久别的妻子。但在回家的当天，他又毅然接受任务，带领两架友机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夺回失地。在经过重重艰险飞向太原时，因机场没有灯光设备，夜间无法降落，只好返航。中途飞机油尽，刘粹刚打出最后一颗照明弹帮助飞机下降，自己则为保护飞机而坚持不跳伞，结果保住了机身，本人却英勇献身。刘粹刚的事迹与丘东平笔下林青史等人的英雄行这一样，反映了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国民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热情，它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顽强战斗精神。小说题材新颖，事迹感人，洋溢着抗战初期特有的时代气氛。从战前较少关心政治到写出这样有饱满爱国热情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进步。不足的是，萧乾这篇作品对导致刘粹刚牺牲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缺少暗示，多少影响了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萧乾还写有其他一些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但都已不如这个短篇影响那么大了。
姚雪垠在抗战初期以成功地运用北方农村口语，写出农民在战争中的觉醒变化而受人注意。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主要写了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注：意即“不够数儿”，不够聪明）的农民游击队员，非常憨厚、纯朴、善良，却又带着农民的某些落后意识和习气。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认识参加了游击队，但时时惦念着家庭和土地。开始到游击队时，他称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因为爱惜灯油，晚上悄悄熄掉营房的灯，以致造成宿营队伍的混乱；还在一次战斗中偷拿了老百姓一根牛绳。但他终于被共同的艰巨战斗吸引到集体中来了，逐渐习惯于集体生活，成为同志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他勇敢作战，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要“留下来换他们几个”，关键时刻表现了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这篇小说一九三八年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以反映现实的迅速和刻划人物的真实生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同样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牛全德长期在旧军队中当过兵，他爽浪、讲义气，却沾染了严重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外号“红萝卜”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个老实、胆小的自耕农；两个人在县城沦陷后同时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形成了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和尖锐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中篇‘决不仅止于刻划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注：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见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二版）牛全德尽管原先对”红萝卜“积有私怨，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深明大义，不仅保护了同志，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程显得更为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可喜收获。姚雪垠在这一时期还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长篇，大多反映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有的还以少年儿童为主角，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其中《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却在比较广阔的前景上，写出了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青年抗敌工作讲习班的活动，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地方封建恶势力的猖獗，以及特务统治网的绵密黑暗，这一切扼杀着抗日救国的生机。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写和写景抒情颇富匠心。但作者笔黑过多地集中于青年人爱情的生活，有时流于”抗战加恋爱“的俗套，加之”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三分册书前《致读者》，1944年10月），不及细加斟酌，显得过于仓促粗糙。姚雪垠的创作后来有较大的发展。
在反映战时农民生活方面，另一个有显著成绩的作家是艾芜。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感情较深，因此抗战后便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人民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变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都热情洋溢地表现了战争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变化。《秋收》与《纺车复活的时候》两个短篇在发表的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写驻扎在一个村庄中养伤的一队士兵在他们副官的带领下帮助老乡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没有拔高国民党士兵帮助群众的行动，描写真实，有分寸；而且，抗属姜大嫂一家对这些过去没有好名声的“粮子”看法的转变，也写得具体、细微，富于生活实感。小说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国统区军民关系的某种变化，这是反映了生活真实并具有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作用的。但是，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动员士兵帮助老百姓的原因没有写出来（这在当时可能受发表条件的限制），却容易导致读者产生对国民党军队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后者写战时洋货倾销暂时停止后农村手工业一度复兴的情景。小说中一群农村少女，有的心高好胜，有的沉着朴实，各有性格特色，她们共有的勤劳、活泼和来自生产实践的聪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战时农村某种兴旺景象。但作品没有直接点明战争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一点关于阶级矛盾的描写，因此多少有些田园牧歌风味。除了上述两篇较有影响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农民游击队员满天星，《受难者》中与投敌丈夫决裂的普通农妇尹七嫂，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些短篇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和抗战初期社会生活中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艺术上保持着作者惯有的人物描写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风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抗战形势，笔触未能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抗战现实中去。《荒地》集里大部分作品开始转向暴露国统区现实中的种种黑暗现象。作者说：“不幸写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的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简直没法叫它退开……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于1941年11月12日）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到，作者对抗战现实的观察已日趋人面。但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现象的揭露上，描写也比料琐悄，与这个时期许多以暴露讽刺见长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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