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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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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与他过去诗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写战争现实中的兵士和群众，他和冯至一样，都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的完整。戴望舒和徐迟等此时也都有诗作。
另外，一些团体、刊物等都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早在战前即积极从事诗歌运动的中国诗歌会，从抗战开始后更努力于诗歌的提倡和创作，蒲风、任钧等都写了不少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王亚平有诗集《红蔷薇》、《生活的谣曲》等，诗歌形式多样，有朗诵诗，叙事诗，也有抒情小诗，题材大多围绕战争生活，具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又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创刊后，坚持了较长的时间，成为抗战时期较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为刊物撰写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诗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别象田间，在《七月》上发表了很多作品。胡风日后还曾编过《七月诗丛》，辑入一些较好的诗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诗歌创作。
第二节：艾青的作品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北方》集内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它们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但更明显的，却是被民族奋起抗敌所激发的热情和信念。《他起来了》象征民族的觉醒，《北方》从民族几千年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风陵渡》则对现实充满信心。面对着苦难和斗争，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运都赋予这时代，这祖国的土地。他向着“中国的农夫”、“土地垦植者”、“少妇”和“母亲”，诉说起自己这“农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监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询问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注：《北方·我爱这土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注：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内，最重要的是两首写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着力描写一位受伤的兵士渴望战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国的号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荣地倒卧战场。长诗歌颂了他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它而战斗、牺牲。虽然写的是艰苦的战争，但长诗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样描写战士牺牲的《吹号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为丰满动人的，这诗本身就象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他曾自称这是“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注：《为了胜利》）。长诗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的形象：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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