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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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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长；李广田的诗比较朴质浑厚；卞之琳则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现的经济，有些诗比较晦涩难懂。何其芳和李广田后来都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散文的写作。
《画梦录》是何其芳苦心经营之作，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一九三七年，该书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奖金评选委员会认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画梦录》和随后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于使用浓丽精致的语言，优美新奇的比喻，写出具有诗意的散文。作者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刻意集·梦中的道路》）而那些“颜色”和“图案”，也确实成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些作品，确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注：载《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发表。这是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还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义者要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预言黑暗的日子必将消逝，“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这篇作品是经过社会调查写出的，因为题材的现实性，作家的笔端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动具体的描画里唤起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反动统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作品对反动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也是本时期一篇较好的报告文学。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
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收获，是多方面的；这在经历、倾向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前面各个章节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同样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坛，标志着新文学创作的进步。“五四”时期在创作上已有成就的作家，这一时期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激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有了新的变化。王统照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深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长篇着重表现了自耕农奚大有由“靠地吃饭”到“另打算”的富于代表性的变化过程。奚大有“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对于离开土地，流亡在外靠手艺吃饭的农民，他认为“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羡”。但是当现实逼得他“活不下”的时候，他的顽强的“安土乐居”思想也动摇了。最初，由于卖菜的纠纷，他被兵大爷无理拘押，他父亲借债将他赎了出来。这项债务竟逼得他变卖田产，父亲更因此一气引起老病死去。奚大有的性格开始变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颗诚学捐，旱灾，土匪，出兵差，饿兵据村骚扰，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灾难，也同样落在奚大有的头上，使他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现实的严酷终于使他否定了陈大爷的”命定论“的劝告，带着自己全家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到都市去另寻活路。小说对奚大有变化过程的描写，”细密而具体“，使”农民被掠夺的过程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惊心的图画“（注：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文学》第1卷第6号，1933年12月）。围绕着这一主要情节，作品还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亲——奚二叔，他勤劳忠厚，却又偏狭保守。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强开铁路的自发斗争，对于所有随铁路输入的各种洋货极表不满，他只是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祖业，并想用刻苦的劳动增添田产和房屋，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变卖田产并由此送掉生命。此外，流浪雇农宋大傻的被迫”吃粮“，徐利的铤而走险，满腹牢骚的陈庄长，乐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着涉茫的希望、终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运，他的背离家园、奔向都市的必然性；而且还在奚大有的变化的主线上，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厉阴郁与愤怒悲壮相交融的现实的图景，有力地展示了农村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不足之处是，奚大有被迫进入城市之后，在工人影响下的觉悟过程写得不够丰满，不够生动，全书很多地方以叙述代替描写，读来略嫌艰涩和冗长。在这个时期里，王统照还有以”五四“以后知识青年动向为题材的长篇《春华》以及短篇集《霜痕》等。
以刻划农村和小市镇生活见长的鲁彦，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等五个短篇集和长篇《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如他自己所说，自《童年的悲哀》以后，已“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注：《关于我的创作》），他的敏感，他的为人生而焦灼苦闷的心情，逐渐凝聚成为对现实的冷峻的批判。在《屋顶下》一篇中，本德婆婆以二十年来积劳成疾的代价，挣得了暂时的温饱。但痛苦经历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使她提心吊胆，想牢牢地把握住当前的小康生活。她和媳妇由互相体贴到互相猜疑，吵骂，以至完全决裂，固然由于她的偏狭和愚昧，同时也为这种对于贫困生活的恐惧所造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岔路》写两个村的村民用祈祷扑灭鼠疫，并在巡游途中酿成械斗的故事，进一步揭露了旧制度精神毒害的严重后果。《桥上》写工商业者的相互倾轧和竞争。伊新叔劳苦一生所创立的产业抵不住林吉康的庞大资金，他在镇上建立的良好的人缘抵不住金钱所造成的势利观念；随着他的昌祥南货店的倒闭，他在冷漠的氛围中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在这些短篇中，作者以朴素而自然的语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将现实生活的严酷逻辑展现在读者眼前，着力地鞭挞了小私有者的狭隘、自私和愚昧，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只是笔触过于冷峻，沉重而暗淡的生活画面里缺乏希望的闪光。《李妈》一篇表现了热烈的爱憎，在这些作品中风格较为独特。正是由于作者过多地看到现实的冷酷和麻木，这才促使他从童贞的世界里去找寻安慰。在《祝福》中，孩子们的天真和纯洁融化了落难军人陈允才的“冰冻而坚硬的心”，当他对现实发出绝望的诅咒时，终于以“最诚虔的心”向孩子们热烈地祝福，预祝他们将来“生活在不诅咒别人，也不被别人诅咒的环境里”，“在《小小的心》中，罪恶社会的阴影也投射到孩童阿品的”洁白的纸一样的心“上。阿品是一个自幼失去双亲被人骗卖的奴隶。应和着他那颗”小小的悲哀的心“，全篇颤动着怅惘的情调。《童年的悲哀》描写了雇工阿成哥的正派、愉快、多才多艺和他的不幸遭遇。作者赞美自己童年时代的这位朋友，更哀悼那”象清晨的流星、象夏夜的闪电，刹那间便溜了过去的一生中最可爱的童年“。这些短篇和《屋顶下》等篇不同，作者常在叙述和描写中直抒胸臆，笔端饱和着浓烈的感情。
长篇《野火》以描写农民的苦难、挣扎和反抗为主，乡保长与豪绅地主结为一体迫害农民的罪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揭露。对于被生活折靡成“软骨虫”的葛生哥，作者虽不无怜悯和同情，却有力地批判了他的奴才性，他的缓和阶级斗争的行为。在表现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农民如华生方面，则缺乏足够的真实感。华生的性格中常流露出一些不甚协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但就整个作品来说，由于鲜明地揭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并描写了农民由个人反抗到群众自发斗争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作者思想和创作的进展。鲁彦这时期的散文风格也不同于他早期散文作品的诗意浓烈，《厦门印象记》、《西行杂记》等篇，描绘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也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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