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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一篇，则通过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讯”却是儿子在外因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对时代的血腥恐怖作了侧面的反映。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由于大多来自亲身的经验或者实际的观察，写得真实动人，而且结构自然，文字朴素，给人以亲切之感。魏金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写作勤奋的彭家煌又过早去世：这些都限制他们获得更多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出左翼作家沿着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摸索前进的步伐。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艾芜，原名汤道耕，出生于四川新繁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五四运动爆发时，艾芜还是一个小学生，但他自述：五四“给我的影响是不小的”，“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一九二五年，由于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劳工神圣”的信念出发，决心“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从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艾芜漂泊于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一九三一年春，因为参加缅甸的革命运动，被英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在国内，他怀着把他“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的决心，开始从事创作（注：《南行记·序》）。这些经历，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南行记》中的八篇小说，都是作者漂流生活的反映。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知识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遭遇。他四出寻找混口饭吃的职业而不可得，因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赶出客栈，连个栖身之处也将失去；但仍然执拗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这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而蔑视困难、勇敢地向生活挑战的坚定不屈的态度，也确实贯串在艾芜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他的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中《山峡中》是一篇技巧圆熟的作品，它描写了为当时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生活天地和人物性格。这是一群被不合理的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们，他们懂得“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却还不曾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只是过着流浪和盗窃的生活。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一个叫做小黑牛的悲惨的命运。这个老实的农民，“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这里，作品严厉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这条不幸道路的旧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个夜色凄厉的背景上加以描画，情景交融，气氛更为动人。《洋官与鸡》和《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两篇，写的是帝国主义者对边疆人民的勒索和蹂躏。在对那些海盗进行笔伐的时候，前者含着轻蔑的嘲讽，后者充满难以遏抑的愤怒之情。短篇集《南国之夜》中的《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写的虽是缅甸和中缅交界地方人民的生活，但改变了自叙身世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咆哮的许家屯》一篇，反映我国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兽行的浴血斗争。有些人物形象如蔡屠户、阿龙和汉奸马老么等写得相当鲜明。在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的一九三三年，《咆哮的许家屯》的发表起到了积极的鼓舞斗争的作用。除《南行记》和《南国之夜》外，艾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有中篇《芭蕉谷》及《夜景》、《海岛上》等集。写得较早，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太原船上》，借着与红军作过战、为红军所俘的国民党士兵的口，曲折地歌颂红军的英勇业绩，反映苏区的崭新风貌，曾经得到鲁迅“写得朴实”的首肯（注：转引自《艾芜短篇小说选·重版题记》）。
　　艾芜的小说善于将抒情、叙事、写人三者结合起来。在他笔下的下层人民，包括那些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贼，虽然性格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社会扭歪了，沾染上许多恶习，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善良诚挚的品质。当周围是那么黑暗和污浊，命运对于他们又是那么残酷和不公正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显得格外光采夺目，增强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斗争下去的勇气。不是凭借外加的标语口号，或者硬添的光明尾巴，而是透过人物形象本身表现出来，因此洋溢于整个作品中的明朗氛围和乐观精神，使小说具有一种内在的战斗的思想艺术力量，这也是艾芜作品具有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而生活实感又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沙汀与艾芜曾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后，共同献身于文学事业。沙汀最初的创作企图是反映当时的伟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划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线》可以说是这时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摄取生活的镜头放在航行长江的一只外国商轮上，既写出了帝国主义者对待我国人民的海盗式的面貌，也显示了长江上游两岸逐渐咆哮起来的农村图景，可以看出作家可贵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但由于缺乏斗争生活的实际体验，描写无法深入；有关红军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的情节，一般都用侧面的、虚写的方式表现，若隐若现，不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沙汀以后便把笔端转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赢得了“农民作家”的称号。农民中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纯朴心灵，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走卒们种种可鄙可笑的行为，成了他接着出版的短篇集《土饼》和《苦难》的主要描写内容。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地方军阀的中世纪式的统治下，闭塞落后，生活象死水般沉滞，霉烂发臭，又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丑事，是个十足的黑暗王国。在《凶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经显示出他善于表现这种阴暗的现实生活的特殊才能。沙汀同张天翼一样，也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时候显示出讽刺锋芒的；但沙汀没有张天翼那种明快和机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见长。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现实主义著称的作家。在怎样真实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方面，他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和理论方面的情况一样，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象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正是在小说创作中率先纠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的这种幼稚倾向而取得了可喜成果的代表作家。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的进展，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长。
　　第二节：叶紫和“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上述小说作家出现得稍晚，而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使那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叶紫受到很深刻的阶级教育，他进了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叔父、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从故乡逃出后，度过一段时期的流亡生活，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故乡洞庭湖畔农村的斗争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全部分创作都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
　　叶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生活和斗争。《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小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后，叶紫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人立刻赢得了文艺界的赞誉。《火》是《丰收》的续篇，它描写了农民抗租斗争的勃发和进一步开展，象云普叔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站立起来了，抗租的群众汇合到雪峰山工农红军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恐惧颤抖和疯狂报复，在小说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电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样，也是忠厚勤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当红军迫近自己的家乡、反动派军队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的时候，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去到红军那里，结果是房子被烧，儿媳和孙子被杀，但王伯伯没有在反动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缩，而是觉悟和勇敢起来。他跳下准备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电网外》发表后的巨大影响。其它如《向导》一篇，写刘翁妈牺牲生命引白军进入绝境，对觉醒起来了的老一辈农民坚强的性格，有着更直接的描写。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叶紫的作品较之同时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鲜明更深刻的时代特色。他不仅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残破和贫困，还写出了农民在血腥斗争中的胜利和光明的远景。他的故事所描写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个时代的革命暴风雨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着生活的客观规律正在出现的事实。他不仅写了老一代的农民，还塑造了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的形象；在老一代农民中，他又不仅写了他们的苦难和保守，而是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总是闪烁着强烈、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过：自己的内心燃烧着“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要“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生活书店《我与文学》1934年版第41页）这样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新社会的必然诞生，它们不惟使人读了愤怒，同时也使人读了鼓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敌人百般摧残下所取得的坚实的成绩。
　　叶紫还写过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将它们辑成《叶紫散文集》，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写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旧军队那段生活在内的实际经历。抗战爆发后，叶紫由上海返回湖南故里。当他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仅仅写了四万余字，贫病交迫的生活就夺去了他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东平（1910—1941）。他的家乡广东陆丰县，曾是农民运动较早蓬勃兴起的地区之一。东平少年时期在儿童团中受过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并在革命政权中做过工作。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也曾在十九路军中任职，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这些切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二年，当他在“左联”培养下开始发表《通讯员》等短篇小说时，就以农村革命生活的真实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长夏城之战》和《沉郁的梅冷城》两集中的作品，讲述着红色区域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刻划着各式各样平凡而又坚强的战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赛娥》写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虐待与欺凌的童养媳，为完成革命任务而献出生命；这个向来被人误认为“多嘴”的人物，被敌人抓住后，“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不曾丝毫吐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红花地之守御》速写式地描画了一个平易近人、豪爽乐观的地方武装指挥员，在一次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队伍，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个小孩的教养》叙述一个天真少年在反动的保卫队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惨遭杀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政权的密切支持，也表现了敌人的无比奸诈与凶残。《中校副官》则借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正直、爱国的军官的被杀，揭露了蒋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东平的小说注重客观描绘，绝少主观抒情议论。作者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时由于对人物气质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现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毛病（如《通讯员》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护送任务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杀的地步）。
　　“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中，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边区的军阀队伍里生活过，作品也大多取材于旧军队和地方政权，描写了上层的倾轧和下层的受苦；但又不限于这类题材，在短篇中还展现了社会许多角落的众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注：《烟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烟苗季》为题，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为《烟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说过：“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他对这种创作方法“不断地在研究和探讨”（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这种努力，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顿》、《陈司事》等）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热天》、《父子之间》等），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的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